张国勇：作曲家之殇

文 | 张国勇

2009年的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中国作为主宾国策划了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我受命带团赴德参演开幕式音乐会，不料在当天下午走台时大家发现：由于乐务疏忽，本应是《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的曲谱错带成了《在那遥远的地方》……节目单已无法修改，又远在异国他乡，面对如此重要的外事活动，必须要有总、分谱，才能确保音乐会顺利进行。

此时距开演仅剩两小时，“写完总谱抄分谱”的常规步骤肯定来不及，只能将十几张空白谱纸铺在休息室大桌上，直接写分谱。但见各个首席侍立左右，我凭借以往经验、记忆和现场灵感依次写完每个声部，并由他们复印下发，在开演前30分钟，终于赶工完毕，可是来宾们已经陆续进场，新完成的手写谱连合奏试演一遍的机会都没有。幸运的是，当晚此曲的演出非常成功，赢得满场喝彩，歌唱家甚至感觉比原版更为入耳……此番临危受命，实属无奈。面对褒奖，得意之余也感后怕：仅是配器，就让我领略到逐行逐句涂画“小蝌蚪”的繁琐，作曲家的艰辛显然不言而喻。

在音乐行当中，我认为作曲家是最值得尊敬的。伟大的作品，不朽的精神财富，会在我们人生的不同节点带来全新的感受。同时，对经典作品严谨的二度创作，尝试与大师的精神交汇，始终是艺术传承与再发展的不竭动力。

成为优秀的作曲家，创作技法、文化修养和生活积累是最初层面，更重要的是具有崇高世界观和审美理想、积极的音乐思维活动与表现力。而作曲，是一项创作过程极其耗费心血的事业，我们通常只看到作曲家首演之时登台接受致意的表面风光，却难知其背后的痛苦与彷徨：面对一个片段的卡顿，寝食不安、捶胸顿足，又或祈盼在梦境和袅然升起的某烟圈中得到灵感，甚者竟至以头碰墙、自虐疯癫……对于从事需要长期伏案工作、熬夜赶工的人来说，面色蜡黄、弓腰驼背、双目布满血丝是固定的标签，作曲家亦是如此，尤其行业里女性，妄求花容常驻、冻龄不老更可谓天方夜谭。

把乐思化作音符只是创作的第一步，作品的呈现终究还要借助他人。与作家不同，作曲家面对的非议往往更加残酷而直接：当他们兴冲冲挟着自己的大作来乐团试排时，通常还未开奏就受到演奏员们的扺触。对于新作品，即使是成名作曲家所写，为生存而疲于奔命的乐团很难给予足够的时间和耐心去排练。当然，可以“征服”他们的作品又为数不多。所以，当作曲家最终忐忑不安地上台谢幕时，心中更多的一定是庆幸——与不知还有多少一诞生就躺在书架上终了此生的作品相比，上演便是胜利。

经济基础决定文化地位，新时代在呼唤更多优秀的艺术（音乐）作品，每个创作团队都渴望推出经典，求得广为传播。“作曲”逐渐成了热门职业，而“著名作曲家”则是稀缺之物。如此供需关系，为优秀作品问世提供良好平台的同时，也导致了行业内乱象的蔓延滋生：面对纷纷而至的约稿，个别作曲家自知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无法一蹴而就，遂以学生代为执笔，署上姓名，交差了事（试奏时，对指挥或乐手的质疑常是答非所问，面对无法自圆其说的错音，只能咬牙跺脚道：“我是故意的！”）。如此粗制滥造之品，自是登不得大雅之堂。

另外，创作的价值通常是稿酬来衡量。现在，即使一位普通作曲家也可拿到1万元/分钟的优厚报酬，知名作曲家更是达到3万元+/分钟的高额回馈。可以说：长度决定了“高度”。于是，交响乐新作中往往会出现某声部多达二三十小节的独奏，其间只靠竖琴、打击乐简单点缀；布局上的增时更是简单粗暴，再现部可以无创意地复制粘贴，当真是“鼠标一抖，几万到手”。而且，对于电脑的滥用，使得记谱时常混乱不堪。最近排演新作时，某第三长号发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音乐术语，我拿来一看，竟是arco（用弓拉奏）直接粘贴到管乐的分谱之上，荒唐至极。

更令人发指的是，交响乐行业居然出现抄袭，如果是抄潘德列茨基、鲁托斯拉夫斯基倒也罢，居然有人将柴科夫斯基的著名旋律素材“转化”到自己作品之中，所在单位公然把演出视频放到网上供览，并骄傲地评道“引起热烈反响”。我真不相信，难道听众席里的“内行们”都是晚年贝多芬？

音乐（交响乐）创作，是个体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它既独立，又充满个性，需用心为之，且无可替代。“作曲家之殇”只是创作类行业的一个缩影，快餐化、商业化、模式化正在逐步浸染更多艺术门类，并对整个文化发展产生影响。我们在保护、扶持、善待创作者的同时，也希望他们珍惜自己的羽毛，为事业计、为国家计、为万代计——“忠于梦想、问心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