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母5（节选自长篇传记文学《虐生》）/ 轩诚撰稿（第1812期）
养 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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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是1949年阳历5月20日、阴历4月23解放的，这个日子我记得非常清楚，还记得那年西安的夏天来得特别早、天气也特别的热。解放后我那个从延安回来的姨夫看到养母经常打我，就对她说：“姐，你不能再打娃了，毛主席共产党就是专门给穷人当家作主的，你再打娃，政府就要把你抓起来了。”从此以后，养母才不敢那么明目张胆的随便动手打我了。解放时我恰好快要小学毕业了，那可能是我童年记忆中难得的一段开心的日子。从延安回来的表姐带我去群众日报社对面理了个男孩子一样的短头发，我穿着哥哥小时候的童子军制服，每天都跑到街上看扭着秧歌、载歌载舞的庆祝人群，我也学会了几支解放区的歌曲，和大家一样都在憧憬着美好的新生活。我看到进城队伍的坦克上写着大标语：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觉得很新鲜，就用粉笔把它写到了我家的黑漆大门上。恰好一个解放干部路过，还专门走上我家门口的台阶，摸着我的头说：“小鬼，你几岁了，写的真好。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参军打国名党？”我高兴地说要。没想到我回家给我妈一说，她就骂了我一顿。解放后不久要成立少先队，那时感觉对加入少先队的成员要求是很严格的，所以我就没敢报名。胡艳君老师那时已经调到了其它班任教，我们的班主任换了一个高高大大的男老师。他在教室里问我：“可怜娃，你咋不报名呢？”我说怕我妈打我，班上的同学们都笑了起来。老师说：“你报上，这么好的事你要积极争取呀，你妈怎么会打你呢？”就这样，在少先队成立的那一天，我就光荣的戴上了红领巾，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少先队员。学校发的红领巾面料是布的，后来我看到有的同学带的是绸子的，看起来更飘逸好看，就自己偷偷地存了几个月的豆浆钱，和另外一个女生合伙买了一块红绸子，请我们前院的裁缝王佩菊帮我们每人砸了一条红领巾。有一天，一位住在开通巷对面社学巷、和我同校但比我高一个年级的邻居胡秀同学把我约到学校，和另外几个男女同学兴奋地商量着大家一起参加八路（那时人们还继续着抗日战争时的老习惯，把共产党的军队都叫八路）、一起去延安。我怯怯的说，“我去不了，我没有路费钱。”另外几位同学就说：“没关系，大家都知道你是个可怜娃，你的路费我们大家一起给你凑。”大家伙正在热火朝天的商量着，我的老师跑来找我：“惠增荣，快跟我到到办公室去，来了一个解放军干部点名找你。”到了办公室我看着那个穿着军装的人、似乎有点面熟，他自我介绍说：“增荣，张登迎你还记得吧？我是他的同志，解放前我在他那儿见过你的。”他这么一说我有点印象了，还记起来他好像是个拉二胡的。“鲁迪（可能是张登迎的笔名或是化名）同志临走时给我交代了，说你是个苦命的孩子，但你学习好，还很有一些艺术的天分，让我想办法帮帮你。现在解放军的战地文工团要到学校招收新团员了，我给他们推荐了你，你愿不愿意去试试？”这可真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呀，我马上就答应了。第二天，我按照约定去了易俗社对面，应该是现在文化厅哪个位置参加面试。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正式接触解放军干部，他们都穿着干净的军装，用我很不习惯的称呼说：“小鬼，你都会什么，给我们表演一段。”我就唱起了刚学会的《东方红》。我虽然没有专门学过演唱这首歌，但唱的还是非常顺溜，没想到一段还没唱完，领头的那个人就说：“不用唱了、不用唱了，你这个小鬼还真是有天分的，我们要你了。”马上就回头交代说：“记下她的名字，现在就给小鬼发一套军装。”记得当时我还高兴好奇的试了试那身衣服。那时我长得比较瘦小，军装裤子穿起来裤腿朝上挽了两圈还是大，还有一双大头鞋也显得很大，但这都压抑不住我的兴奋。我高高兴兴的提着一个大包袱，里面包着刚刚领到的一身军装、一双大头鞋回家了。没想到回家后养母一看见就问我：“你提的什么？”听我说了要参加文工团的事，她就一下子哭了起来，甚至跪下来求我说：“娃呀，我把你养了这么大，你可不能走，你走了谁养我？妈知道以前对你不好，你姨夫也给我说了，现在解放了，这以后我都改。”可我怎么能答应呢，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呀。她看软的不行就来了硬的，连喊带骂的说：“我说不准去，就是不准去，”说完就又是一顿暴打，打完之后怕我偷着跑了，就一把大锁把我锁进了屋里。一天我听到前院一个人在外面喊我：“增荣、增荣，部队的人来找你哩。”养母就在屋里答应到：“嫑喊了、嫑喊了，告诉他们增荣不去了，说啥都不去了。”前院的人看到挂在门上的那把大铁锁，叹息一声、摇摇头走了。我被整整关了一个星期，直到我回话说不去了养母才把我放了出来。隐约记得文工团的人后来专门派了个干部来到学校给我做工作。可能老师也给他们说过我的情况，他就说现在解放了，你要勇敢地走出去，毛主席、共产党会给你作主的。可我当时想我要再给养母说要跟文工团走，她一定会打死我的，或者是觉得她说的真的挺可怜的，也许以后会对我好起来，就含着泪拒绝了，这也是我一生作过最为后悔的一件事情。我被养母放出来后，找不见那套军装了，问时她说：“那鞋大的你能穿？我给了你姨夫了。”那时我们前院的房客里有一个裁缝王佩菊，之前给国民党部队加工了二三十捆短袖军装，这国民党跑了，他就把那些没用的衣服给我妈抵了房钱。看着解放后各种清查运动越来越多、形势越来越紧，养母也害怕了，就在一个晚上让我在门口盯着人，她偷偷地让胡俊凯挖开后院茅厕的大粪坑，又朝下挖深、挖大了许多，准备把那几十捆国民党的军装埋进去。我给妈妈建议说：“这埋了多可惜，要不然给我姨夫，让他交给政府，说不定还能立功呢。”我妈说：“你姨夫现在自身都还不知道保得住不，还管得了这些事。”因为那时刚解放，形势混乱，各种谣言满天飞，所以这也是实情，我就没再说什么。在朝大坑里扔那些那些军装时，我看到了那个我熟悉的包袱，就这样我参军当文艺兵的梦想就随着这批国民党的军装一起被埋在了东厅门16号、后院茅厕的粪坑里。胡俊凯有个朋友叫李文静，是在华清池门口开照相馆的，照相技术很好，他恰好来西安采购摄影器材。养母看为了参军的事我情绪很低落，为了稳住我就说：“增荣，叫你俊凯哥带着你，跟文静一起去临潼好好耍几天吧。”那时我还是年龄小，一听可以出去玩，就把参军的事渐渐丢到了脑后。到了临潼，晚上我们就住在李文静家里，白天到处逛，文静哥还专门安排我去贵妃池里去泡了澡。泡澡是在一个晚上，里面人很少，阴森森的让人害怕，我草草洗了洗就出来了。那次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临潼人说是喝油茶怎么端出来的我喝着就是牛肉汤？但他们的醪糟真的很好喝。我们去临潼来回都是坐的火车，回来出了火车站，胡俊凯叫了个洋车，我看那个车的座位很小，根本就坐不下两个人，加上我也知道胡俊凯经常对我不怀好心眼，所以就不和他坐，他就出了个主意让我扶着车边站到前面。结果拉车的一跑起来，三晃两晃的，我就载倒到了他的怀里。我就让车夫停下来，说我不坐了，让我自己走回去。胡俊凯回家后告诉了养母，养母还骂我说：你个死女子，这讲究还多得很。胡俊凯的性格也有懦弱的一面。记得有一次学校布置了做手工的任务，我从家里的扫帚上折了两个扫帚棍用了，胡俊凯为这给养母告了我一状，养母就又多骂了我一顿。后来养母出去了，这时候我年纪也长大了一些，胆子也大了，就用很难听的粗话骂胡俊凯：“你个狗日的，什么事都给你妈告状，是不是你就想让她把我打死了才随你的心？那是你妈还是你婆娘？你咋就那么爱给她告状的？”没想到我这一顿脾气竟然骂的他躺在炕上哭了起来。养母回来看见了，一问原委，抬手就给了我几个耳光子。（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