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在我国北部边塞沿线的战略地位曾十分显要，北扼河套，南蔽关中，西通陇东,东卫中原。
千百年来，中原统治集团与北方游牧民族在此兵戎相见，争城割地。
早在商至战国时期，鬼方、犬戎、犭严狁、白狄、匈奴等民族就在陕北活动、征战，这是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在此两种文化交汇地带摩擦冲突开始激化的时期。
秦汉时期，陕北为中原王朝的边疆地区，是抵御匈奴的前沿。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匈奴、鲜卑、氐、羌、羯、卢水胡为建立自己的统治，在陕北刀戈相向。东晋十六国时，匈奴人赫连勃勃在今陕北靖边建立大夏国，定都统万，陕北成为当时北方民族的政治、文化中心。隋末唐初时，地方豪强梁师都又在此联兵突厥反隋，建立梁国，割据称王。五代时,党项人夏州藩镇（夏州：今陕北靖边）,“虽未建国,而王其土”。北宋至西夏建国之前，陕北又是宋王朝的边疆。西夏立国后，陕北成为宋夏交锋的主战场。
在宋夏八十余年的拉锯较量后，经谈判议定，陕北北部除当时的麟、府等州归永兴路管辖外，其余基本归入西夏版图。宋高宗南渡后，这里又为金有。后来，蒙古大将木华黎南下伐金，陕北又成为要冲必争之地。明代，陕北榆林为九边重镇，是明王朝北部边疆防御鞑靼入侵的重心和社稷安危所系。当时这里长城纵横，屯军十余万，数次抗击着蒙古铁骑。
清时，蒙汉一家，陕北不见烽火硝烟，取而代之以频繁的蒙汉互易，并出现了蒙汉共垦的民族相融局面。在经历了长期的诸戎侵扰、政权更迭、胡汉杂处、相互濡染以后，陕北边塞众多的民族在血与火的冶炼中逐渐融合。纵观陕北的历史，自商周始的中原统治集团和边远方国之间的频繁征战，至秦汉——明清的中央封建王朝与地方割据和北方民族的冲突与融合，使陕北的历史文化凸显出一种边塞特色的文化特征：陕北自商周始就是中原统治集团的北部边陲，有许多北方游牧民族在此生息活动，争夺厮杀。这一史实除了一些史书典籍的记载以外，大量带有明显草原文化风格的出土文物也证实了这点。像陕北吴堡、绥德、清涧等县出土的商周游牧民族风格的蛇首剑、羊首勺等。另外，陕北神木、府谷、定边等县也出土了大批战国至秦汉时的青铜器如：倒刺铜矛、铜釜、鹰嘴金怪兽、银鹿、银虎等，这些都是战国至秦汉时匈奴等民族在此生活、征战的遗留物；陕北还出土有东汉、隋唐、五代、北宋、明清等反映各历史时期民族关系、战争事件的墓志及碑石。如安塞的唐代刘细利为亡夫呼延牒陀造像碑、子长的隋大业九年的《郝伏愿墓志》、靖边的《隋故都督叱奴延辉墓志铭》，就是历史上呼延氏、匈奴、西夏州人在陕北的遗留物。再如榆林市榆阳区古塔乡的明骠骑大将军左军都督府署都督检事高秉元及子、媳的墓志铭,真实的记载了高氏家族11代世代为官，共251年戍边战斗的历史事实。历史上，陕北一度曾是拱卫长安都城的屏障，是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对阵的前沿。一度又是北方各民族纷争的疆场，是枭雄割据称王的金汤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引发了许多边塞特有的历史事象及出现过许多帝王、名臣、大将和名人。（1）徙民实边，屯军垦田 陕北长期为边塞重镇，历代王朝多次在此徙民实边，屯军垦田。史书《始皇本纪》与《匈奴列传》记载：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西北斥追匈奴达内蒙阴山一带，随即在今河套和榆林北部建立四十四县，迁大批犯人实之，并派长子扶苏和大将蒙恬统兵三十万驻守上郡，修筑长城；《汉书·武帝》记载：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大将军卫青募民徙朔方十万口。汉武帝元狩四年冬，徙关东（今函谷关以东）贫民七十二万五千口于上郡河西一带。同时出动兵卒六十万，在上郡、朔方、河西屯田；又有隋开皇六年（公元586年）令崔仲方发丁男十一万，于朔方灵武筑长城，二旬而罢。开皇七年二月，令崔仲方再发丁男十五万于朔以东以边险要，筑数十城，以遏胡寇（《元和郡县志》）；还有明洪武九年，太祖召山西共五十一县之民于河西任土垦田（《太祖实录》）。上述史料记载了秦汉、隋唐及明代等历史时期，多次在陕北大规模徙民实边，屯军垦田的历史事实。（2）设养马苑 秦代，上郡与北部匈奴相接，经常受到匈奴的侵扰。因此，秦始皇派长子扶苏监蒙恬军，三十万大军“暴师于外十余年，居上郡”，将匈奴赶过黄河，收取“河南地”（今榆林地区和内蒙伊克昭盟一带）。并筑长城、修直道，还在上郡设置了牧师苑（养马场）；汉武帝时，抗匈胜利，为巩固边防，又开辟了新的畜牧场所，今陕北横山县党岔和神木大保当一带,曾为当时全国的六大养马苑之一。这些史称“秦事汉牧”的边地政事，无不与陕北边塞有关；另外，唐初，唐王朝为增强军事力量，在夏州、银州设置牧监。由官府集中经营以养马为主的畜牧业，规模之大远迈西汉时的牧苑，史称“秦汉以来，唐马最盛”（《新唐书》卷五十《兵志》)；明代，榆林是九边重镇。作为明王朝一级军事要地，除了大兴军屯与民屯用以解决驻军的粮食供应问题以外，还大兴马政，定边、靖边为明代官方的养马苑。（3）匈奴等民族内附 秦汉以来，西北和陕甘宁晋交接地区经常作为安置内徙各族的“缘边六郡”。《汉书、食货志》载：武帝元封六年，龟兹国（今新疆库车县）人内附，诏于上郡肤施县北属国城以安置之（榆林现有汉代龟兹城遗址一座）。公元五0年，汉光帝使南单于分部众屯朔方、北地、五原、云中等地助汉守边，使北匈奴不敢大举南侵。南匈奴与汉人杂居，文化也逐渐渗透、融合，尤其是畜牧业生产、皮毛制作技艺，胡服、蹋床、唢呐等逐渐成为陕北居民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中的重要内容。（4）羁縻府州 唐王朝在统一各边疆地区后，在各族首领所辖领域的基础上设置羁縻府州、卫所，以笼络各族首领并加强中原与边疆地方的关系。
六三四年，唐军大破突厥，降唐及被俘男女多至数十万人，降众均居边境。唐高宗时，又有突厥人陆续内附，大都住在河曲六洲（丰、胜、灵、夏、朔、代）。此外，为党项族设立的内附地有夏、银（陕北横山、米脂一带）二州，为吐谷浑设立的内附地还有夏、延（今延安市一带）二州。这些招抚、羁縻统治政策都是陕北边塞历史文化的重要内容。（5）边商、边客 陕北地处边地，有许多在边地运销的盐商、皮货商等，这些边商曾在边塞地区的经济贸易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除此外，还有一些旅居边地的边客跑边做工、从事商贸。有资料显示：榆林城的大边商从清咸丰年间到民国晚期约计三十多家，榆林城乡共约在一千家以上。（6）帝王、臣将等 陕北长期为边塞要地，聚集了许多当时政治、军事领域的帝王、臣将等名人。历史上有多个君王国主、重臣名将在陕北边塞重镇巡边视察，驰骋疆场，建都称王，留下了许多历史文化遗存和印记。如秦始皇东巡暴崩沿直道经上郡回抵咸阳，汉武帝、隋炀帝、明武宗巡边至榆，康熙征葛尔丹经榆。
西夏国主李元昊，大夏国王赫连勃勃，隋朝梁师都等在此边郡割据称王。再如，汉代的卫青、霍去病、李息、李广、窦宪等大将，唐朝的郭子仪，宋代的杨家将、折家将、狄青、范仲淹、沈括、文彦博、仲鄂等将领，抗金英雄韩世忠、名将李显忠，以及明代延绥巡抚余子俊、清代延绥总兵刘厚基等人，在陕北这块土地上，或满门忠烈血染沙场，或建功立业名扬塞上。陕北是汉族和北方众多民族融合的典型地区，胡汉民族在陕北长期杂居，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各民族融合程度之深，从从衣食住行及语言等就可看出：（1） 服饰 上世纪60年代以前，陕北乡民的基本服饰是头扎白羊肚手巾，身着光板老羊皮皮袄和大档裤，内着白褂子、红裹肚，脚登千层布底鞋，有的头戴毡帽、裹腿、脚穿毡靴，这些均体现出历史上各游牧民族、农耕民族服饰文化的相互影响与继承。
《汉书·匈奴传》载。匈奴服饰：“自君王以下，盛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旧唐书·党项传》载党项服饰：“男女并衣裘褐、仍披大毯”。显然，大档裤、裹腿、头上扎羊肚手巾是由游牧民族服饰演化而来。（2）特色食品 陕北人的饮食烹饪习惯以熬煮为主，其中手抓羊肉、风干羊肉、熬土豆、油馍馍、煎饼、荞剁面、荞面圪坨等历史上有名的地方传统风味小吃，多与在陕北居住的游牧民族饮食习惯有关。
陕北人还喜欢用生葱、蒜、韭菜等来调味，这与契丹、女真及其后满族的饮食习惯传入有关。（3）地名 陕北北部地区有大量用北方民族语命名的地名，如大保当、阿达汉、耳林兔、巴拉素、打拉石等，这是北方民族在陕北长期生活、居住最具说服力的证据。还有一些伙场等地名，也是当时边塞地区的一种特殊现象。《榆林府志》载：清康熙六年准许内陆汉民与蒙人合伙种地。乾隆年又规定蒙古王公愿招汉民入界种地收租取利者，听其自便。所以，汉民出于生计越界垦地，边墙外出现了1515个春出秋归的伙盘，像榆林芹河乡的高家伙场、白家伙场，牛家梁乡的郭家伙场、大伙场，金鸡滩乡的康家伙场、张家伙场等带有伙场的大量村庄，都是当时蒙汉共垦的伙盘地。（4）方言 陕北的边塞战略位置，决定了陕北是一个多民族、多地区人们聚居的地方。历史上，犭严狁（荤粥）、犬戎、白狄、匈奴、羌、柔然、突厥、党项、女贞、契丹、金、蒙、鞑靼、回、满等民族，都曾在此征战、生活过。此地除语言“渐染胡语”以外，历史上多次大规模的移民和朝廷派往这里驻守的各地文官、武将及大批外籍士兵所携的多方语言在此交融、演变，使这里的方言丰富、杂乱。或受北方民族语言影响，或带一点京腔，甚至有一些南方方言也可以在这里听到。如陕北人把中间有圆圈的油饼叫圐圙（kulue），古代蒙语圐圙（kulue）就是圈子。把“今”、“明”说成“今儿”、“明儿”（如京儿化韵）。把“闲（xian）”说成“闲（han）”（客家话、粤音和闽南话白读音（han ），再如把“眉（mei ）”说成“眉（mi ）”（吴语白读音、赣语、客家话、闽东话音（mi））等等。
四、风格独特的边塞文学艺术
陕北许多传统文学艺术形式，带有边塞文化的色彩，是我们认识、了解陕北边塞地区历史的珍贵资料和活化石。如：（1）边塞诗词 历代许多文人墨客吟有反映陕北一带边地烽火连绵，各民族间刀戈相向的诗句。如周代《出车》一诗，就记载了南仲接受王命，远征犭严狁，筑城朔方的史实。再如唐诗宋词中，有唐人胡曾纪念秦始皇长子扶苏的《杀子谷》：“至今谷口泉呜咽，犹似当年恨李斯”和王维的《出塞》：“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以及宋代范仲淹的《麟州》：“城下羌山隔一流。不见耕桑见烽火”和苏轼的《闻仲鄂米脂川大捷》：“闻说将军取乞银，将军旗鼓捷如神，应知无定河边柳，得共江南雪絮春。”等诗词，都是当时陕北边塞之地战争频繁的形象写照。另外，清代康熙的《出塞诗》：“森森万骑历驼城，沙塞风清碛路平。”也反映了康熙率大军经边塞驼城（今榆林）的军旅生活及决心平定叛乱，实现一统的宏图大志。（2）民族音乐 陕北的音乐艺术中，有许多民族、地区的音乐艺术在陕北边塞地区融合、演变的例证。
如唢呐是陕北人在节日、婚丧、祭祀时的一种最主要的乐器。
唢呐是据突厥语“唢尔奈依”译的，陕北人把唢呐艺人又叫“龟兹”，这与汉代龟兹人内附、隋唐时突厥人在今陕北一带长期居住、生活有关。这一游牧民族乐器在陕北民族融合过程中，逐渐流传并改进、承传了下来。（3）民间舞蹈 陕北的民间舞蹈中，有一些北方民族的艺术扮相。如陕北秧歌中的蛮婆、蛮汉，极有可能是宋代党项羌部族的舞蹈扮相。
解放前，陕北横山县黑木头川还有少量羌人遗民，这些人一般不事生产，以相面、占卜、乞讨、流浪为生，乡民俗称蛮人。此外，陕北秧歌中还有鞑婆、鞑汉的舞蹈形象，此应是鞑靼舞蹈文化的遗存。
陕北民间舞蹈中的寸跷，与满族的寸跷舞蹈基本相似。这些多民族的艺术扮相与形式，与陕北边塞地区多民族聚居不无关系。
（4）书法石刻 陕北遗留有许多反映塞上战事和各民族和睦共处的书法石刻。如红石峡摩崖石刻中就有“蒙汉一家”、“中外一统”、“华夷天堑”、“威震九边”等表达边塞人民保卫疆域、期望团结美好愿望的题刻；另外，陕北的石刻艺术——汉画像石中的一些农耕图、狩猎图、胡人牵驼图、牵象图等，都是当时陕北边塞地区亦农亦牧生活和各民族在此进行贸易和文化往来的实证。
陕北现遗存的大量历史文化遗迹，是当年该地区民族相残、英雄辈出、边地贸易等边塞历史的见证物。（1）古城址 陕北有多处各民族在此居住和争战的古城址。
如清涧县李家崖城址就是商晚周初鬼方这个民族遗留下来的一个城址。还有一些城址，如榆林卫城和大夏国都城统万城，隋德静县城，秦上郡肤施城，西汉龟兹城，汉——宋代开光城，宋代罗兀城以及马合镇威城、巴拉素白城台等城址，都曾是边塞地区各民族兵戎相见，争城割地的重要军事防御设施。像历史上著名的“永乐之战”发生地——宋代永乐城，就是宋神宗时，为防夏、制夏，于元丰五年（1082年）在陕北所筑的城堡。（2）古墓葬 陕北边塞曾是战事连连，狼烟不断，中原王朝和北方民族在此长期征战厮杀中损兵折将，还有一些名人将士屈死戌边。
这些名人、大将的墓葬有：绥德的秦长子扶苏墓和大将军蒙恬墓，榆阳区小纪汗元代木华黎大将墓、金鸡滩大坟滩成吉思汗19代孙萨冈.彻辰.洪.台吉墓和小坟滩成吉思汗22代孙巴图.彻辰.洪.台吉墓以及榆林红石峡黑山的西夏王墓等。
（3）古建筑
①长城 长城是边塞文化最重要的载体，陕北是我国历代修筑长城较早和历时较长、筑城较多的地区。
经近年考古及长城普查证实的有：战国（秦、魏）、秦、汉、隋、明几个历史时期的长城，以及汉、唐、宋几个历史时期的城、堡、寨等。现遗留的明长城，经过了榆林今天的北六县，东起府谷墙头堡，西至定边盐场堡。其中的819座守护壕墙、崖塞，780座小墩，15座边墩，36座营堡等，都是当时明王朝军队的设防据点。
另与山海关、居庸关、嘉峪关并峙齐名为“三关一台”的镇北台，以及镇北台左右两侧的蒙汉官员洽谈、献纳贡品的款贡城和明长城沿线11个互市之一的易马城等长城遗迹，都是榆林边塞重镇最有力的见证物。②古堡寨 陕北有许多反映边塞镇羌、克戎，安定边疆，期望和平的堡寨如：子洲县的克戎寨，府谷县的镇羌堡，定边县的安边堡，以及宋仁宗时所筑的东胜堡、建宁堡、安定堡、宣威寨、镇川堡等堡寨。
③名胜古迹 陕北有许多与边塞历史文化有关的古建筑。如府谷七星庙，传说是宋朝名将杨继业与抗辽英雄折赛花的联姻之地。再如绥德的荆王庙，是为纪念南宋陕北名将韩世忠抗金为国修筑的。
还有神木古麟州城，是杨家将的生长地，因杨宏信一家世代为将，捍卫边疆，忠贞报国，功勋卓著，被当地民众称为杨家城。④民居 长期以来，陕北一直为边塞要地，历代有许多大将官员在这里戌边镇守。榆林城内一些明清四合院和一些县、乡的大户宅院，就有一些当时官员将领的府邸。
如建于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的榆林戴兴寺，就是当时延绥镇总兵戴钦的家宅。再如榆林城吕二师下巷的吕氏宅院，是明清时榆阳官员的府第。（4）古道 陕北的古道有秦直道和当时的“寇路”、塘路、驿站等，这些历史上帝王巡边、官商行旅、军队进攻、迅速传递军事消息的交通动脉与设施，对于促进当时陕北边塞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与繁荣发挥过重要的作用。陕北在我国北部边疆的重要战略地位，使她成为历史上多民族征战厮杀的大旋涡，也是历史上多民族、多地区文化传播、交流的巨大载体。历代王朝及各种政权的军事战略举措及实施，对陕北的影响至深至巨。大批军队驻扎，大量名人云集，大批移民徙边，大量军需物资，大量后勤补给，大批民用物品，大规模的军事建筑，大量的民族贸易活动，大规模的交通道路及设施，频繁的民族战争等，使这里的政治、经济、军事、建筑、交通、文学艺术、民族构成、乃至生态植被等，无不打上边塞烽火的烙印；厚重、朴实的农耕文化，粗犷、浪漫的游牧文化，发达、婉约的江南文化和大气、讲究的京都贵族文化等，在陕北边塞历经千百年的融汇聚合，逐渐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边塞文化。边塞文化是陕北历史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内涵丰富，典型而又具代表性。其历史的特殊性及代表性，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构建有着重大的贡献与影响，值得我们去大力的挖掘和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