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顺庆教授访谈 | 变异学：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新进展与话语创新（下）
本文原载《衡阳师范学院学报》
第40卷第1期 2019年2月
作者简介
曹顺庆：教授，博士生导师，欧洲科学与艺术院院士，四川大学杰出教授。代表作有：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比较文学概论》、《中西比较诗学》、《中外文论史》、《东方文论选》，等。
曹顺庆教授
秦鹏举：玉林师范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后。主要从事比较文学、外国文学教学研究工作。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1部（《文化阐释与比较文学》，2017年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参编教材1部，参编学术著作3部。主持并参与多项科研课题。
摘要
变异学作为比较文学的原创性理论，奠定在比较文学固有学科理论的缺憾之上，它弥补了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中只关注同源性和类同性而忽略异质性和变异性的缺憾，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学科理论奠定了学理基础，同时也为世界比较文学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拓展了国际比较文学新的空间。变异学研究具体关注跨国变异研究、跨语际变异研究、跨文化变异研究、跨文明变异研究和文学的他国化研究。变异学打造了一个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新话语，提炼了一个标识性概念。它不仅是比较文学学科话语的凝练总结，更是比较文学中国话语的创新呈现。变异学提出变异性、异质性首次成为比较文学可比性基础；比较文学的可比性，是由共同性与差异性共同构成的。比较文学变异学从提出至今不过10余年，还有很大的值得进一步实践和检验的空间，这是任何一门创新性理论的必经之路。我们坚信，比较文学变异学必将迎来更辉煌的明天！
关键词：曹顺庆；变异学；比较文学；话语创新
三、比较文学中国话语的建构
（一）比较文学中国话语建构的尝试
秦：您在1995年提出了中国文论“失语症”问题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话题，在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然，赞成者和反对者都有之。您从“失语症”到中国文论的重建，再到《中外文论史》的撰写，最后到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开拓即变异学的产生，可以清晰地看到您明晰的学术脉络和具有“中国情结”的问题式思考。尤其是变异学，是在国家提倡“文化自信”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中华文化不断从失语走向重建，并融入世界文论体系，从而构建人类多元文化之具有重要文化战略的原创性理论。也是我们争得话语权的标志之一。
目前中国学者正在倡导建设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创建比较文学的中国话语。在全球化语境下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主要是整体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对学术研究领域而言，谁占领了学术创新的制高点，走到学术最前沿，谁就能够掌握竞争的主动权和先机。尽管国家一直在大力倡导学术创新，但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真正的学术创新和学派创建却并不多见。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建立过程正是一个学术话语创新的典型案例。比较文学在中国作为专门的、建制性的学科被学术界公认是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就是这样一门年轻的学科，其学术队伍的庞大和学术创新的潜力却是不容低估的。中国比较文学在快速的成长中经历的波折是可以想象的，有一些问题是比较文学学科在中国诞生伊始就已经存在的，而且至今仍然存在，干扰着大家对比较文学作为学科的理解，影响了比较文学在中国存在的学理基础。然而经过学者们的努力奋斗，中国学人终于建立起了全球比较文学第三阶段的学科理论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建立作为一个示范性个案可为我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学术创新的视角。中国学者提出的“比较文学变异学”（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打造了一个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新话语，提炼了一个标识性概念，形成了一个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了研究和讨论，得到了包括美国、法国、荷兰、比利时、丹麦、西班牙、印度等国家著名学者的好评，产生了世界性影响。中国比较文学终于有了自己的理论话语。
只有自身的学科理论强大了，本学科的民族话语充实了，我们才有底气、有实力在国际比较文学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发挥应有的作用，建设好人类共有的国际性人文学科，并推动更加合理、公正的国际学术新秩序逐步形成。
秦：那么，从比较文学学科话语建构历程来说，它又经历了哪些阶段呢？
曹：归纳起来，比较文学学科话语的建构实践主要有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中国话语建构初期的努力，台湾学者的中国学派理论的提出及其偏颇，大陆学者关于中国学派的呼吁，关于中国学派的论战，异质性的论争，变异学的提出等几个阶段。
秦：您能具体谈谈这几个阶段的努力吗？
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这一概念所蕴含的理论的自觉意识最早出现的时间大约是20世纪70年代。当时的台湾由于派出学生留洋学习，接触到大量的比较文学学术动态，率先掀起了中外文学比较的热潮。一些学者领略欧美比较文学学术风气后返身自观，觉察到中国传统文学研究方法之不足，认为有必要通过比较文学研究来讨论中国文学民族的特征，取得文学研究方法的突破。因此，1971年7月中下旬在台湾淡江大学召开的第一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上，朱立元、颜元叔、叶维廉、胡辉恒等学者在会议期间提出了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这一学术构想。李达三、陈鹏翔（陈慧桦）、古添洪等致力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早期的理论催生和宣传。
1976年，台湾学者古添洪和陈慧桦在《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一书的序言中正式提出：“由于这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即涉及西方文学，而其援用亦往往加以调整，即对原理论与方法作一考验、作一修正，故此种文学研究亦可目之为比较文学。我们不妨大胆宣言说，这援用西方文学理论与方法并加以考验、调整以用之于中国文学的研究，是比较文学中的中国派。”[13]在这段阐述中，古添洪、陈慧桦言简意赅地提出并界定了“阐发法”，同时也对中国学界大半个世纪以来的学术实践进行了一次理论总结。编者在该书的序言中明确提出：“援用西方文学理论与方法并加以考验、调整以用之于中国文学的研究，是比较文学中的中国学派。”这是关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较早的说明性文字，尽管其中提到的研究方法过于强调西方理论的普世性，而遭到美国和中国大陆比较文学学者的批评和否定；但这毕竟是第一次从定义和研究方法上对中国学派的本质进行了系统论述，具有开拓和启明的作用。这一提法首先是国际比较文学界同仁的反对。美国学者奥尔德里奇(A. Aldridge)认为：“对运用西方批评技巧到中国文学的研究上的价值,作为比较文学的一通则而言,学者们有着许多的保留。……如果以西方批评的标准来批判东方的文学作品,那必然会使东方文学减少其身份。”[14]不少中国学者也持反对意见，如孙景尧先生认为阐发法“这种说法就不是科学的，是以西方文学观念的模式来否定中国的源远流长的、自有特色的文论与方法论。……用它来套用中国文学与文化，其结果不是做削足适履的'硬化’，就是使中国比较文学成为西方文化的'中国注脚’。”[15]叶舒宪教授却指出这种援西释中的“阐发法”对创建“中国学派”是极为不利的一面。因为，“阐发法”造成的结果难免会使所谓的“中国学派”脱离民族本土的学术传统之根，演变成在西方理论之后亦步亦趋地模仿西方的学术支流。当然，赞同之声也有之，如杨周翰先生指出：“有的台湾和海外学者用西方的新理论来研究、阐发中国文学。他们认为'中国学派’应走这条路。我觉得也未尝不可。……也许有人说，这不是比较文学，只是用舶来的理论的尺度来衡量中国文学，或用舶来的方法来阐释中国文学，而不是不同文学的比较研究。不过我认为从效果看，这种方法和比较文学的方法有一致的地方。”[16]
我们认为，中国近代“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学者援用西方理论阐释中国文学的历史语境，在这一过程中许多人都只是在运用而没有阐发，例如王国维、朱光潜。这种将西方理论强加于中国文学的操作方法使中西处于不平等地位。这种“顺化阐发”或“奴化阐发”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学派的“阐发法”。中国学派的“阐发法”应该是跨文化意义上的对话和互释，“跨文化”意识上的“阐发法”才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独树一帜的比较文学方法论。针对台湾学者“单向阐发”的观点，陈憞、刘象愚在所著的《比较文学概论》中，首次提出了“双向阐发”的观点。杜卫在“中西比较文学中阐发研究”一文中明确提出“阐发研究的核心是跨文化的文学理解”,充分认识到了阐发法的基本特征及学术意义。[17]
季羡林先生1982年在《比较文学译文集》的序言中指出：“以我们东方文学基础之雄厚，历史之悠久，我们中国文学在其中更占有独特的地位，只要我们肯努力学习，认真钻研，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必然能建立起来，而且日益发扬光大。”[18]严绍璗也提出：“目前，当比较文学研究在我国文学研究领域里兴起的时候，我们应该在继承世界比较文学研究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致力于创建具有东方民族特色的'中国学派’。”[19] 1983年6月，在天津召开的新中国第一次比较文学学术会议上，（黄埔第一期，双方笑）朱维之先生提出了比较文学中国古已有之的观点，他作了题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回顾与展望”的报告，在报告中他旗帜鲜明地说：“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形成(不是建立)已经有了长远的源流，前人已经做出了很多成绩，颇具特色，而且兼有法、美、苏学派的特点。因此，中国学派绝不是欧美学派的尾巴或补充”。[20]1984年，卢康华、孙景尧在《比较文学导论》中对如何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以我国的优秀传统与民族特色为立足点与出发点，汲取古今中外一切有用的营养，去努力发展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同年在《中国比较文学》创刊号上，朱维之、方重、唐弢、杨周翰等人认为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应该保持不同于西方的民族特点和独立风貌。1985年，黄宝生发表“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读《中国比较文学》创刊号”，认为“《中国比较文学》创刊号上多篇讨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论文标志着大陆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探讨进入了实际操作阶段”[21]。
当然，在中国学派的呼吁声中也伴随着质疑和论战。1987年荷兰学者佛克马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二届学术讨论会上就从所谓的国际观点出发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并坚定地反对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来自国际的观点并没有让中国学者失去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热忱。中国学者智量先生就在《文艺理论研究》1988年第1期上发表题为“比较文学在中国”一文，文中援引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取得的成就，为中国学派辩护，认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成绩和特色显著，尤其在研究方法上足以与比较文学研究历史上的其他学派相提并论，建立中国学派只会是一个有益的举动。1991年，孙景尧先生在《文学评论》第2期上发表“为'中国学派’一辩”，孙先生认为佛克马所谓的国际主义观点实质上是“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而“中国学派”的提出，正是为了清除东西方文学与比较文学学科史中形成的“欧洲中心主义”。在1993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举行的全美比较文学会议上，李达三仍然坚定地认为建立中国学派是有益的。二十年之后，佛克马教授修正了自己的看法，在2007年4月的“跨文明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成都) ”上，佛克马教授公开表示欣赏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想法。① （① 详见《比较文学报》，2007-5-30，总第43期。）
邓楠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之我见》中提出：倘若“中国学派”是相对于“法国学派”、“美国学派”而提出的一个名称，我想大可不必，那只能给人一种标新立异、孩子似的赌气以及文学研究内部的宗派派别之争的嫌疑。或者抱着泱泱大国、历史文化悠久而居然没有与西方世界相匹敌的学派的面子观，那只能是贻笑大方。尽管中国学者反复强调没有此种心理因素作祟，但人家怎么看，那就不得而知了。其次，某个学派的产生，不是靠自我的标榜，它要得到外界或世人的承认，靠的是“真功夫”，靠的是“内功”。它不是争来的。其名实相符是苦干出来的。学者王宇根认为：自我封闭，多元文化时代提倡学派，就是自我封闭。自我的标榜，学派是别人给的，不是自封的。[22]严绍璗认为，“研究刚刚起步，便匆匆地来树中国学派的旗帜。这些做法都误导中国研究者不是从自身的文化教养的实际出发，认真读书，切实思考，脚踏实地来从事研究，而是坠入所谓'学派’的空洞概念之中。学术史告诉我们，'学派’常常是后人加以总结的，今人大可不必为自己树'学派’，而应该把最主要的精力运用到切切实实地研究之中”。[23]
这些论争并未阻止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建立，反而促进了其成长。中国学派在中国学者长期不懈地研究中慢慢成长，进而较为清晰地呈现出自身的理论特征和方法论体系，而这正是一个学派成长的标志。
（二）比较文学“中国学派”
秦：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正是在学术争论中不断成长、成熟，作为中国学派的具体阐述者和明确提出者，您能给我们谈一谈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特征吗？
曹：1995年，我在《中国比较文学》第1期上发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初探”一文，对比较文学在中国复兴十余年来的发展成果作了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中国学派的理论特征和方法论体系，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作了全方位的阐述。该文提出：“'跨文化研究’（跨越中西异质文化）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生命源泉，立身之本，优势之所在；是中国学派区别于法、美学派的最基本的理论和学术特征。”而“中国学派的所有方法论都与这个基本理论特征密切相关，或者说是这个基本理论特征的具体化和延伸”。这个方法论体系包括“阐发法”、“异同比较法”、“文化模子寻根法”、“对话研究”和“整合与建构研究”等五大方法论[24]。文章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了积极的反响，并得到充分的肯定。由于学界容易对跨异质文化产生误解，我们又将跨异质文化研究改为跨文明比较研究。
关于其中的异质性，我认为，法美学派都是在同属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欧洲文明圈内的比较，没有碰到过类似中国人所面对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巨大冲突，更没有救亡图存的文化危机感，在学科理论中就不能提出跨异质文化的要求。对于处于中西文化碰撞中的中国比较文学而言，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就不可避免地提出了跨文明的要求。如果说法美学派在跨国和跨学科上跨越了两堵墙的话，中国学派就跨越了第三堵墙，那就是东西方异质文明这堵墙。跨文明研究将法美学派求同的研究思维模式转向了求异，这样才能穿透中西文化之间厚厚的壁障，与跨文明研究相配套的五种研究方法更成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方法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对理论架构法、附录法、归类法、融汇法等中国学派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方法进行了阐述和分析，认为这些方法对东方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和其他东方文学与西方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也同样适用。西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认为，比较文学的可比性在于相同性，差异是不可以比较的！因此，中国学派的异质性研究遇到了巨大的挑战！在比较文学理论教学与研究中，一直是西方求同式比较文学理论话语主导学术界，例如：在西方原有的求同式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框架中，东西方不同文明之间文学比较的合法性是受到怀疑的。我们怎么办？只能挑战！西方输入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确促进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但是，西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也有不完善之处，甚至有不合理的地方，我们不能够完全照搬。
为了坚决捍卫同源性的文学关系比较，法国学派干脆丢掉了平行比较，提出“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这种奇怪的口号：不比较——比较文学不是平行比较。为什么法国学派要反对平行比较？因为欧洲比较文学的危机，根本原因就是“乱比”，或者说是没有相同的可比性的比较。巴登斯贝格提出：“仅仅对两个不同的对象同时看上一眼就作比较，仅仅靠记忆和印象的拼凑，靠一些主观臆想把可能游移不定的东西扯在一起来找点类似点，这样的比较决不可能产生论证的明晰性”。[25]在他看来，这种隐约相似，其实是不相似的。显然，巴登斯贝格是不同意差异的比较的。卡雷认为：“并非随便什么事物，随便什么时间地点都可以拿来比较。……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它研究在拜论与普希金、歌德与卡莱尔、瓦尔特·司各特与维尼之间，在属于一种以上文学背景的不同作品、不同构思以致不同作家的生平之间所曾存在过的跨国度的精神交往与实际联系。”[26]面对危机，我们怎么办？实际上，西方比较文学的危机，也很可能是比较文学新话语建构的转机！可以说，比较文学不比较的泛滥与忽略异质性的缺憾，构成了当前比较文学学科危机的成因。推究这两点成因背后的深层原因，当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若不建设自己的比较文学理论话语，不以自己的比较文学理论刷新西方现有的比较文学理论，就难以避免陷入当前国际比较文学学科的危机中去。
（三）变异学：比较文学中国话语的创新
秦：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变异学：在当前全世界文学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和走向多元化的趋向中，变异学以对“异”的关注而出场了。它顺时顺势，它既应和了中国当下的现实文化语境与文化生态，同时也契合了世界对差异政治和差异诗学的转向。近年来，解构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生态批评、文化批评等批评理论的崛起，就是在呼应一种平等的差异政治和差异诗学，以您为首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和“变异学”的提出，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语境中产生的。
曹：国际上文化差异诗学的理论转向和比较文学自身理论的危机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比较文学原有理论的重大缺陷和可能的开拓。变异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凸显了它的学术价值和重要意义。当然，变异学是和我们自己的文化问题密切相关的。中国有自身的国情和特殊文化问题，这是差异诗学的另一方面和呈现。
秦：变异学的提出，是对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补充和纠正，同时也是中国比较文学领域话语创新的体现。
曹：是这样的。变异学弥补了西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重大缺陷，从而建设真正的全球化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让全世界比较文学走出危机，重返生机。变异学并非无中生有的理论、更不是是突如其来的拍脑袋想出来的理论，而是渊源有自的。
早在变异学正式提出之前，国内外若干著名学者对东西文学的异质性与变异性就有所认识、探讨和论述。例如：1975年，台湾学者叶维廉在《东西比较文学中“模子”的应用》一文中，认识到东西文学各有自己的一套不同“模子”，不同“模子”之间存在差异，如果局限于各自的文化“模子”，不可避免会对异质文化产生歪曲。赛义德1982年在《理论旅行》一文中提出了“理论旅行”说，时隔多年后又发表论文《理论旅行再思考》（Traveling Theory Reconsidered 1994），形成了“理论旅行与越界”说。这一学说强调批评意识的重要性和理论变异与时空变动之间的关系。学者盛宁指出，赛义德撰写《理论旅行》一文的“本意是以卢卡契为例来说明任何一种理论在其传播的过程中必然要发生变异这样一个道理”。[27]
国内外学术界的这些研究，为变异学的正式提出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2005年，我正式在《比较文学学》中提出比较文学变异学，提出比较文学研究应该从“求同”思维中走出来，从“变异”的角度出发，拓宽比较文学的研究。2006年，在《比较文学学科中的文学变异学研究》一文中为变异学下了个明确的定义，并在《比较文学教程》中对此定义作了进一步的了补充。2013年《比较文学变异学》（英文版）（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由全球最大的科技出版社之一，德国的斯普林格（Springer）出版社出版发行。该著系统地梳理了比较文学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研究范式的特点及局限，首次以全球通用的英语语言提出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比较文学变异学，并将这一彰显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及研究方法呈现给世界。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作为比较文学“中国话语”，受到了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与高度评价。
（四）变异学的世界贡献与反思
秦：您觉得变异学对世界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产生了哪些重要影响？
曹：主要从两方面看：一是变异学提出变异性、异质性首次成为比较文学可比性基础。当今世界对不同文化文明之间差异性的重视及比较文学近年来在东方的兴起，使得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异质性问题越发突出明显。比较文学学科的今后发展若无法解决跨文明语境下的异质性及变异性等现实问题，则其还将长期陷于学科的欧美中心主义泥潭之中，无法自拔。其中关键之处在于对其求“同”思维的突破。在此之前的比较文学可比性，都是以同为基本理论的依据的。变异学提出了差异也是有可比性的这一创新性观点，成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突破点。二是比较文学的可比性，是由共同性与差异性共同构成的。影响研究，是由影响的同源性与文学与文化传播中的变异性共同构成的，缺一不可。平行研究，是由文学的类同、相似的对比，以及对比中的相互阐释与误读、变异共同构成的，缺一不可。可以说，有了变异性，比较文学可比性才是完整的。
秦：从对您的访谈中，我注意到您在关注中外文论话语尤其是中西文论对话的前提下，发现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必要性和前瞻性。跨越中西异质文明的比较研究和变异学研究可以视为同时进行的。可以说，变异学是跨异质文明研究的理论升华和总结，它从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高度来概括、总结关于中外文论对话的一些规律性发现。变异学不仅开拓了了国际比较文学的发展前景，更为重要的是展现了中国人自己的理论原创力和现实文化语境问题。那么，变异学还有哪些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问题或说有待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曹：比较文学变异学从提出至今不过10余年，还有很大的值得进一步实践和检验的空间，这是任何一门创新性理论的必经之路。
变异学首先要注意的是处理横向与纵向的关系问题。从世界文学发展史上来看，文学发展的确有着一纵一横两条线。所谓纵向的发展，是指各民族与自己历史传统的纵向联系过程，是本民族的既往文学如何影响后世文学，后世文学如何沿革传统的发展；在这种发展形态里，寓含着本民族历代文学之间的承传、流变关系，显示着文学史延续、演变的历史轨迹。所谓文学的横向发展，则是指各民族文学在历史演进中由各自封闭到互相开放，由彼此隔绝到频繁交往，从而逐步在世界范围形成普遍联系的过程；在这种发展形态里，各民族文学相互碰撞，彼此交融，展示了世界文学从分散发展到整体联系的历史动势。可以说，文学的发展，正是这一纵一横织成的五彩斑斓的文学历史画卷，正是这纵横交织中波澜起伏、滔滔不绝的文学发展洪流。具体到变异学来说，不仅要考察各学派之间的历史传承关系与衍进路径，更要注意变异学与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的横向动态交流。也就是说，在历史语境中的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在现实语境中发生了哪些变化。相比于这些变化，变异学研究范式的优势与独特价值体现在何处。
其次，变异学要注重各种方法的交叉融合。针对我上面说的第一点，变异学要交叉运用各种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使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变异学研究形成一个网状的交叉共同体，而不是彼此分割，相互拆台。从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来看变异学研究，就会得出不同的结果。不能单单只从变异学来审视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而是把这几种研究方法在研究中融会贯通，形成我们学术研究的一种强势和优势。
最后，变异学要建立在更丰富的实践基础之上。变异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理论，它需要在后来的实践中进一步总结规律和探索规律。比如，在研究中要搞清变异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及在哪里发生变异？变异的度及规律性是什么？等等。如果我们在变异学研究中不掌握好变异的“度”，不对其范围及本质进行一定的界定，就可能导致其意义的无限延散，从而在此过程消解其自身。
秦：作为一门具有创新性和规律性发现的变异学，既是对比较文学既往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总结和开拓，同时也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合理延伸。变异学走出了比较文学“危机论”和“死亡论”的论调，同时也是对全世界比较文学界的贡献！
曹：比较文学就是在危机与转机的辩证关系中不断发展的。第一次比较文学的危机，是法国学派面临克罗齐等学者的攻击而采取的学科不断收缩策略。第二次比较文学的危机，是美国学派对法国学派只重视实证性而忽视审美性的学科无限扩张导致比较文学无边论的结局。第三次比较文学的危机，是对西方比较文学界只注重“同”的研究而忽略对“异”的研究，西方中心主义倾向明显。变异学的出场，正是在这样的国际文化语境中出现了，及时纠正和弥补了西方比较文学界的缺憾，并且契合中国文化实际，展开了有针对性的文学文化研究。事物往往具有两面性，对比较文学学科的质疑也同时给它带来了转机。
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英国学者苏珊·巴斯奈特与美国后殖民学者斯皮瓦克相继提出了比较文学学科的“死亡论”。但事实上，比较文学在东方和中国正蓬勃展开。以变异学为基础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正以其原创性的理论勇气和坚实的文学文化实践改变着比较文学界的危机现状，并推动全世界比较文学的发展。这也正是我们构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和提出第三阶段比较文学源于中国的前提和基础。
秦：从对您的采访中，我获益匪浅，不仅清楚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发展历程，同时也对变异学的内涵和图景有了更深层次的体会。我相信，变异学必将迎来更美好的明天！比较文学的发展必将迎来更加辉煌的明天！非常感谢您抽出宝贵的时间就我的采访给予答疑解惑！
曹：不客气，也谢谢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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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展阅读
1.《大家学术 || 曹顺庆：东西方不同文明文学比较的合法性与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
2.《大家学术 || 曹顺庆：异质性与变异性——中国文学理论的重要问题》；
主编：李伟荣
实习编辑：陈嘉盈
这是国际汉学研究与数据库建设推送的第1085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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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汉学研究与数据库建设
开通于2017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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