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若恩 || “操纵”何为——反思国内译学界对操纵理论解读中的盲区

“操纵”何为

——反思国内译学界对操纵理论解读中的盲区

范若恩

(原任教复旦大学，现任教中山大学)

本文原载《学术界》(月刊)总第147期

〔摘要〕国内译学界对操纵学派理论在局部存在着某种片面化甚至机械化等令人忧虑的误读倾向,它忽略了该理论本身对译者主观能动性的严肃而深刻的探讨,也导致部分具体研究根据某种既成理论套路对史实加以主观裁剪,忽略甚至扭曲了世界或中国自身文学史与翻译史中诸多关于译者反抗和颠覆操纵的鲜活事例,从而失去进一步探索译作复杂的生成机制的可能。本文以一篇具有一定误读代表性的翻译史研究文章为引,深入文学与翻译史内部,探讨一种机械的误读是怎么产生的;从此延伸开去,本文进而走向操纵学派理论本身,在反观国内可能存在的接受偏差的同时,通过理论文本的精读考察操纵理论的全貌,以期对历史与理论形成一种更深刻的探寻。

〔关键词〕翻译;操纵;误读

一、引言:繁荣背后的思考

理论,何谓理论?如果我们追溯英文“theory”一词的词源,我们会发现它源于古希腊语的一词,蕴含有“(对现实)观察、深思并识别之意”。〔1〕作为对世界的透视与构建,每一种理论既有其视角的独特性,也因此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都有其视角的局限和提炼的缺漏;对于研究中理论的应用,是机械地照搬盲从?还是能动地在历史与实践的关照中加以鉴别提炼?或者,甚至对理论本身丰富的内涵,我们是否已经全局掌握?抑或还只是停留在片面理解?从这些问题出发,反观国内翻译研究中某些“唯理论化”现象,特别是关于国内翻译研究是否已做到拿来主义的争论,都会引起我们在某些程度上的焦虑与不安。诚如有些先生近期撰文一针见血地所指出的那样:“研究翻译理论与实践……脱离实践或有悖于实践,这样的研究是不可取的。”〔2〕在欣喜于中国翻译研究长足进步的同时,结合其局部所出现的某些问题,我们不得不说,这样呼吁,令人深思。

当代翻译理论中的文化转向,尤其是操纵学派理论在20世纪80、90年代的兴起和其在中国的迅速引介与接受,无疑使我们得以在以“信达雅”为基础的中国传统译论和以“对等”为核心的西方传统语言学途径进行译作语言价值评判之外,更能从新的层面将译作置于译语文化所处的政治、文学与文化等更广阔的接受环境中,通过对操纵翻译的“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等核心因素的梳理,系统探讨并理解译作产生、变形甚至误译过程中所蕴涵的重重制约机制,从而大大加深了对翻译本质的多维理解。谨以中国期刊网所提供的检索结果为例,在最近10年的各类期刊中翻译操纵理论或个案研究的论文已达近百篇,另有10多部文学或翻译学博士论文专题讨论或涉及翻译与操纵现象;同时,在理论框架中对操纵理论有所借鉴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等一批有深度的翻译文学史写作得以出版———这些,都为我们反观中国自身2000多年漫长的翻译史和深入从事翻译个案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也印证着操纵学派的代表人物,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于联合主编的翻译研究系列丛书的总序中所指出的:“对翻译中所体现出的文学受操纵现象的研究,能帮助我们对自身所处的世界形成更深刻的认识。”〔3〕

诚然,操纵对翻译的制约隐约地贯穿着整个翻译历史,并在某些特殊的年代登峰造极。但如果翻译只是消极地对操纵亦步亦趋,其所公认的推动历史变革、更新文学观念的强大动力又从何谈起?通过检验国内近年对操纵学派理论的接受与对翻译史的诠释,我们会发现学界对理论与历史都存在某种程度片面化甚至机械化等令人忧虑的误读趋向。国内有些学人对操纵理论的理解与应用,往往将其单一归结为译者被动地受“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等多重因素制约,从而忽略了操纵学派同时对译者主观能动性严肃而深刻的探讨,更忽略了世界或中国自身文学史与翻译史中诸多关于译者反抗和颠覆操纵的鲜活的事实甚至例外,甚至在个别研究中出现根据某种既成理论套路对史实加以主观裁剪等削足适履的错误倾向,从而失去进一步探索译作复杂的生成机制和理论的实质的可能。而这些都是亟待进一步思量和厘清的话题——唯独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实现理论开拓者们对翻译研究应走向“丰富,厚实和深入”的初衷与殷殷期许,〔4〕而不是从盲目排斥理论的极端走向盲目迷信(被曲解的)理论的另一个极端。

对这些话题的分析而言,国内学者虽结合翻译史对操纵理论间或有零星批评,但大都停留在表层的推理与质疑,而未能切实深入揭示国内具体研究实践中的误差,也未能深入理论文本本身为还原操纵理论全貌进行整理,〔5〕从而无法详实地辨析出理论与史实抵牾的根源究竟在于理论本身的缺陷还是误读所产生的盲区,对理论的批评也未免失之公允。因此,就具体探讨而言,本文将首先以近年国内某著名期刊所刊登的一篇具有一定误读代表性的翻译史研究文章为引,就其对王佐良先生莎评和王仲年先生的译介活动的分析和它所进一步提出的“(1949年-1966年间)政治压力对翻译的压迫,操纵和改写”的观点与作者作逐一的文学史与翻译史的严谨考证,从而探讨一种机械的误读是怎样产生的——两个本应是生动展现特殊年代翻译如何微妙地消解操纵的难得例子,却被一律生硬地归为翻译无条件受命于政治;但绝不限于此,本文将从客观评论这样一篇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翻译研究文章延伸开去,进而走向多个操纵学派理论文本和国内对此的解读,在反观中国学者可能存在的接受偏差的同时,通过理论文本正本清源的精读综合考察操纵理论的全貌,在就教于方家之时,以求对历史与理论形成一种更深刻的探寻。

二、操纵,还是反抗操纵?这是一个问题!———反观王佐良与王仲年的译介活动

在2008年某个著名期刊中,我们看见《误译的文化使命与文本来生的重构》这样一篇经典探讨意识形态如何压迫及遴选1949年至文革间英美文学在大陆译介的文章。作者以操纵理论为框架,在某些部分令人信服地以方平先生在1950年代被迫将所译介的勃朗宁夫人爱情诗冠以《抒情十四行诗》出版为例,并对照其在政治氛围大为宽松的1980年代终于得以以《爱情十四行诗》为题出版的事实,试图揭示一个特殊年代“僵化而冷冰冰的革命话语试图强行剥离一切人性温情的历史语境”。〔6〕

然而,作者为证明译者如何规避“时代语境的制裁”而列举的更多的关于莎士比亚和欧亨利在中国译介的例子,却不能不让人产生疑虑。如在文章起始,在援引王佐良先生在1962年《英语学习》第二期中注译莎士比亚第18首十四行诗时,作者在文中如此论述道:

这首诗是莎士比亚的第18首十四行诗,歌颂爱情和青春的永恒。王佐良小心翼翼地做了这样的交待:它不仅是一首一般的抒情诗,或通常的爱情诗———这里所说的“美人”甚至不是一个少女,而是一个青年男子……可见,王佐良试图通过转移视线来规避诗中的“爱情地雷”。〔7〕

我们不无忧虑地发现,这样似乎在纯推理层面完美地推断出意识形态与赞助人如何改写原文本的例子,却完全违反了莎评史上一个基本的事实,也很难经得起现实的推敲。作者的结论“可见,王佐良试图通过转移视线来规避爱情地雷”,显现出其对莎评史缺乏必要的掌握———因为莎翁身后近400年的莎学界早已考证出,莎士比亚154首十四行诗中,1-126首本就是写给一个贵族美少年,表达了一种“流行于16世纪的同性间柏拉图式的爱情”,而参考任何一本如Riverside版那样权威的莎士比亚全集或各类十四行诗选集,此类论述已是常识〔8〕又如在耶鲁大学莎士比亚系列中Shakespeare’s Sonnets一书,编注者在注释1和注释18中分别写道:

第1至17首十四行诗吟诵的对象是一个身份待考的美少年……第18-25独成一体,歌颂了那个少年的美貌并宣告诗人对他的挚爱。〔9〕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作为一个深谙莎评史的外国文学评论家,王佐良在1962年只是真实再现而非受任何政治压力唯心扭曲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同样,我们如果模仿作者对照方平先生的译作在两个时代不同命运的论证手法,也无法在纵向对照王佐良的历史译介活动中得出类似特殊年代政治压迫翻译的结论。如果索性检索其在1980、90年代政治与文学研究环境已经大为宽松时所发表的全部文学评论著作,在此时期所出版的《英国诗史》、《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等7部涉及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著作里,王佐良都毫不犹豫地重复着他在1962年的论述。如在临去世只有两年时所出版的《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中,他如此写道:

《十四行诗集》,1609年出版……共收十四行诗154首,大致内容如下:1-126首为一类,是写给一个有地位的美男子的。〔10〕

因此,我们会清晰地发现,作为一个有着自己独立人格的著名现代派诗人和文学评论家,王佐良在1962年关于诗中美人是男子的论断,仅仅是在特殊年代说出一个莎评界的公论;将其描述为王佐良受政治压力而“规避爱情地雷”,未免失之武断。相反,王佐良大胆地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隐含的同性爱情在此左倾历史氛围中毫无忌讳地显现于众。那么,借用哈姆雷特的话,是操纵,还是反抗操纵?这是一个问题!

沿此问题更深入地探究下去,只要返回王佐良1962年的原文,对其全篇通读而非任意肢解,我们甚至会更惊讶地发现,在一个政治气氛开始日益严酷的年代里,一个严肃的知识分子非但未屈从政治压力,而是冒着风险,以一定勇气借处于经典地位的莎士比亚之口,影射当时甚嚣尘上的“血统论”:

莎士比亚在这里表达了一个大胆的思想:美丽的东西可以依靠文学的力量而永远不朽;文学是人所创造的,因此这又宣告了人的不朽……它正是欧洲文艺复兴思潮所放出的一大火花。在中古教会压制之下,人不但不是不朽的,而且是被看作生来有罪的,因为人的始祖亚当、夏娃就由于偷吃了智慧树上的禁果而给逐出天堂,他俩的后代当然都是孽子孽孙了。现在却由于生产的发展,起来一个精力旺盛的商业资产阶级……在思想文化战线发动了一个猛烈的攻势,以全人类的名义发言,宣告人所创造的事物的不朽。〔11〕

更令人惊讶甚至惊骇的是,诗人兴之所至,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出发,甚至毫无顾忌地用散文般优美的语言,几乎在离经叛道地挑战当时的统治意识形态,将诗中美男子抽象为拥有“无穷自信”的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从而直接为资产阶级的历史贡献大声辩护:

英国商业资产阶级在起家的过程里,也对劳动人民做了许多残酷的事情……但是他们在推动十六世纪反封建地主及天主教会的斗争里却是曾经坚决一时的,在推动社会向前的运动中是起过作用的。正是这个历史的局面给了这首小小的商籁体诗一种特有的深刻与丰富。它不仅不是一首一般的抒情诗,或通常的爱情诗———这里所赞颂的“美人”甚至不是一个少女,而是一个青年男子———而且不止是莎士比亚一人在发言。……当他吸取了文艺复兴思潮里的精华,用他那蘸满了新时代的朝露的诗笔来写这首十四行诗的时候,他的强调口气吐露了一个新兴阶级的无穷自信,他的鲜明的、多变的、俯拾即是的形象反映了那些正在开辟新航线、新天地的人的活跃和冒险精神……〔12〕

在这里,一个诗人,一个译者在思索与翻译着另一个伟大诗人时,他独立的思考与反抗非但未丧失,他对莎士比亚的译注,展现的却是一个知识分子对左的意识形态微妙的反拨!同时,我们也不无遗憾甚至焦虑地发现,非但不是王佐良受操纵而改写莎士比亚,而是“误译”一文的作者由于对英国文学史缺少一定的掌握和对王佐良先生原文未能全文通读,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王佐良。

同时,如果我们深入回顾王仲年先生1954年对欧·亨利的译介并对照“误译”一文对此的阐述,我们也很难简单得出译者受制政治压力的结论。

作者在批评王仲年先生将欧·亨利名作The Gift of the Magi音译为《麦琪的礼物》时如此论述道:

用“麦琪”音译“the Magi”,阉割了原作的《圣经》背景……显然有客观的“隐情”。……首先1954年平明出版社出版的《奥亨利短篇小说选》是根据1951年莫斯科外语出版社的Short Stories and More O’Henry出版的。书中附带苏联学者鲍·康捷尔所作的“序”,对欧·亨利的解读强行加入苏联模式……其二是《麦琪的礼物》所蕴含的宗教含义在“十七年”中国译入语境是一个遭禁忌的话题……译者王仲年无奈只能淡化《麦琪的礼物》中的《圣经》意义……〔13〕

如果孤立地只看一个故事的译介,似乎事实就是如此。但如果将其纳入译者对欧·亨利全书的译介、译者对苏联式解读的反驳、甚至最早的中文版《圣经》诞生等更广阔的历史语境,我们也许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通观王仲年对《奥亨利短篇小说选》全书共20个故事的翻译,我们会发现译者对书中包括宗教在内的大量的外国人名或文化意象均毫无例外地采取音译然后加注释的方法,而同样对照1980或1990年代再版王仲年的译文,The Gift of Magi依旧保留其原译名《麦琪的礼物》,这表明,音译只是王仲年个人的翻译习惯而已,与政治无太多关系。如在第一篇小说《警察与赞美诗》的开头,译者在“一片黄叶飘落苏贝的膝头,那是杰克·佛洛斯脱的名片”一句中,将欧·亨利用作戏拟寒霜的Jack Frost音译为“杰克·佛洛斯脱”,然后立刻加注:“杰克·佛洛斯脱为原文Jack Frost的音译,是寒霜的拟人称”。在这里,Jack Frost与任何宗教或政治均无关联,只是欧·亨利本人为达到一种幽默的效果而临时造出的一个人名,用以代指冰霜;王的音译加注,更多的是一种常用于专有名词翻译的技巧,很难说是政治在让译者进行“无奈”的选择。谨举一个更为著名的例子,乔伊斯的不朽名著Ulysses本含有对孤独漂游的古希腊英雄的暗指,而中文版音译为《尤利西斯》已基本失去其对古希腊神话的隐喻,但是否就可以说译者受政治压迫?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同样,在《麦琪的礼物》中,王将Magi音译为“麦琪”后并未回避其圣经寓意,而是立刻加大段注释以详细阐明:“麦琪(Magi)指基督初生时来送礼物的三贤人,又说是东方的三王……”;〔14〕这已经在译文中充分阐释了Maggie一词中的宗教寓意。关于译者“无奈只能淡化《麦琪的礼物》中的《圣经》”的推论似乎很难成立。而将Magi音译而非意译,并非始于王仲年,而有其更久远的传统与先例可循。世界上第一部圣经的中文全译本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所译,于1823年问世,公认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其中的Magi就已经被译者音译成“吗咥”:

夫耶稣生于如氏亚之毕利恒,后于王希罗得之时,却又或吗咥自东边来至耶路撒冷。〔15〕

我们是否可以说1823年的马礼逊音译Magi就是受了政治压力?答案无疑是否定的。王仲年所采取的,更多是在遵循更古老的历史渊源进行类似的音译。

而更令人玩味的是,如果我们回顾1954年王仲年翻译《奥亨利短篇小说选》中苏联学者康捷尔所撰写的序言,我们看见的是一种类似于王佐良先生那样试图微妙纠正当时过于偏颇的意识形态的意图。他坚持一个译者的基本职业操守,在苏联评论家过度夸大渲染意识形态而曲解欧·亨利原文时,冷静而且坚定地修改后者的不实之言。如在翻译康捷尔“《我们所选择的道路》(欧·亨利短篇小说之一)是叙述以前的匪徒鲨鱼陶特逊成了华尔街的银行家,他的掠夺性的金融业务就是以前抢劫掠夺事业的延续”一句时,王仲年毫不犹豫地通过加注予以批评:

这里和故事有些出入,故事是说陶特逊出外谋生时选择了一条通向纽约的路,后来成为银行家,如果当时选择了另一条岔路,就可能成为匪徒。〔16〕

不可否认的是,在1949年后的很长时间里,文学译介中宏观的趋势是意识形态的控制不断强化,但如果深入某些历史的细部,我们会发现当操纵确实无处无在时,中国优秀译者和作家试图部分消解和突破禁忌的勇气也偶有闪现。如1954年萧乾曾在全国翻译工作大会中大声呼吁译介西方现代派的作品,甚至在当时劳伦斯的部分作品在西方都还遭禁时,仍呼吁组织对他的翻译。〔17〕再以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为例,在1961年翻译以苏联《联共党史》为模式撰写的中国文学简史时,杨宪益觉得每章后都要整段整篇地引用毛泽东的话非常“荒唐可笑,完全不适合外国读者的需要”,因此将语录统统删掉。〔18〕在1965年,个人崇拜日甚,《中国文学》为了“突出政治”,刊登了许多亚非拉人民对毛泽东的颂歌,戴乃迭奉命翻译后,在译稿上用英文写了批语:“childish!”(幼稚!)。而最为突出的是文革前夕的1966年4月,戴乃迭受命翻译《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刊在《中国文学》上。戴乃迭译完后冒着极大的风险又用英文写了一段“批语”,交给了领导。大意为：这篇“纪要”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在中国的对外刊物上掘外国人的祖坟(把西方文艺都打成“资产阶级黑线”),这样的做法在对外宣传中是非常愚蠢的。〔19〕而“误译”一文提供的两个例子,本身也是两个极为难得的生动展示翻译对抗或消解操纵的译案,却被有意无意地忽视———而对这些事实的重视与客观分析,不但不会否认操纵作为主流的存在,相反,它们本身还提供了某个极佳的契机,让我们在宏观论述之外,得以探讨历史中多种细微叙事,以揭示历史更为复杂而微妙的图景。

三、何为操纵?———回到操纵学派

由此,我们进入以下问题：是否操纵学派过于机械而误导后学?但当我们进一步细读其理论时,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误译”一文其实折射出的是国内学界对操纵学派片面理解和对其关于译者主观能动性的严肃而深刻的探讨的忽略。令人觉得不安的是,这样一种偏颇倾向,似乎在操纵理论被引进国内之初,就已被设定,而这种设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继研究者的视角。如在勒菲弗尔的代表作《翻译,改写和对文学名声的操纵》(Translation, History,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的中国大陆版的“出版前言”中,匿名的导读者以一种极为肯定的语气对勒菲弗尔如此概括道:

改写主要受到两方面的限制: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改写者往往会对原作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以使其符合改写者所处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20〕

而国内第一部用操纵理论梳理中国翻译文学史的著作《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除了类似表达“翻译受一定的文化、文学意图所操控”的观念外,〔21〕将梁启超译介政治小说《佳人奇遇记》、严复译介《天演论》与林纾译介《巴黎茶花女遗事》列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的开端,试图证明时代语境操控翻译的必然性。〔22〕

但不难看出,这些例子恰恰表明,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就是以翻译挑战清末主流保守的意识形态与诗学的操纵为开端的。梁启超开启的政治小说译介呼唤政治变革;《天演论》对清末思想界与学术界的冲击之强烈,使“中国民气为之一变”;而《巴黎茶花女遗事》则解构了中国人传统小说观,“辟小说未有之蹊径,破才子佳人团圆式的结局”〔23〕———这些都展示的是翻译对主流政治或文学理念操纵的反抗与消解,而《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未能就此进一步展开,殊为可惜。

而于2003年刊登在另一著名刊物的《一只看不见的手》一文,为国内首篇系统梳理介绍操纵理论的文章,作者更以一种不容质疑的口吻将翻译受操纵的论述推向极致,而其对任何质疑过于调侃的态度,对一篇学术文章而言未免有失严谨:

意识形态是赞助人或权力的意志体现,违背这个意志,轻则会受到责备,或失去订单,重则会掉脑袋……除了那些为“真理”而拼命的人,谁也不愿意去违背权力的意志。套用《大话西游》的后现代嬉皮话语来说,大家都是“翻译”嘛,何必那么认真呢?〔24〕

但我们如果不采用《大话西游》的嬉皮态度而是采用唯文本唯真实的严肃态度,只要细读一下理论文本,我们会发现其实操纵理论的首倡者,远非我们所解读的那样,简单地将翻译列入绝对的消极被动地位或单一意识形态与诗学控制中加以研究,而是在不同文章中一再强调应将翻译置于多重意识形态与多重诗学理念对抗交织的张力中加以考察,在多元语境与历史细部中动态地审视翻译与操纵、顺从与反抗的辩证关系。例如,在勒菲弗尔的代表作《翻译,改写和对文学名声的操纵》中,作者一方面在书中系统提出“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等一系列广为流传的核心概念,另一方面也和巴斯奈特在编者按中如此表述对改写/翻译突破既有体制的理解:

改写可以带来新的观念,新的文学体裁和新的文学表达手段。〔25〕

诚然,此书主体确实在于探讨译者如何受各类因素的制约;但为防止研究失于偏颇,勒菲弗尔亦以极为思辨的语气特别指出翻译亦可反抗体系:作者和改写者都可选择适应系统,在其制约因素所界定的参数中安于现状……或者他们也可选择反抗系统,竭力在其制约因素外行事,例如,他们可以以离经叛道的方式阅读文学作品,以游离于于特定时期特定地域所接受或规定的方式进行文学创作,或者以不容于一定时间和地域中占统治地位的诗学与意识形态的方式改写文学作品。〔26〕

而在其主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27〕中,勒菲弗尔在卷首以“翻译及其在西方的谱系”为题,对此亦有进一步的阐述。他拒绝将历史平面化,而以《共产党宣言》在沙俄的早期译介和庞德改写唐诗以挑战居于统治地位的维多利亚时代诗学为例,更为深刻而又辨证地看待翻译对既有权威进行颠覆的努力,看待当存在多种对立意识形态和诗学权威时,翻译所展现的更为复杂的立体图景:

翻译受到权威的制裁,但它也能够通过攫取一个目的语文化所不熟悉的权威版本的威望而颠覆权力,……翻译能够在对立的意识形态间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也能在对立的诗学间起重要作用……翻译能攫取权威,同样也能赋予权威……〔28〕

而此类的讨论,或多或少,未能完全走进中国视野,以至于使我们对操纵学派的认识有可能需要完善。同样,如果我们借助它细观王佐良与王仲年两位先生于1950、60年代的外国文学译介活动,或者深入发掘其他译者的活动,也许会有诸多不同思考。

四、结语

当哈罗德·布鲁姆发现他所熟悉的世界里人文研究有脱离历史实际或将历史构建过于单一化的倾向时,他曾非常不安地写道:“文学专业的学生变成了业余的政治科学家,众口一辞的社会学家,先入为主的文化历史学家……阅读一首诗或一部小说或一部莎士比亚悲剧,对他们而言只是进行语境化的操练,而这种操练却不是以任何合理的方式寻找足够的背景支持。”〔29〕早在100多年前,恩格斯就已极具洞察力地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用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30〕翻译研究应以尊重并科学地透视历史客观事实为基础,不应根据某种固定模式对历史加以人为剪裁,亦不应让(被误读的)理论遮蔽我们对丰富的现实的观察。每一个观察及理论的升华,或多或少都有其局限和缺漏;每一个理论的兴起,大都是建立在对现实的提炼和对既有理论的批判与补充之上。也许,大胆面对甚至分析例外,我们就离令人激动的新的疆域、离新的理论修正或突破仅一步之遥。或者,还是借用哈姆雷特的话,“忽视,还是直视,这是一个问题!”

注释：

〔1〕Simpson, J.A; Weiner, E.S.C: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Volume XVII, 2nd Edition,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 902.

〔2〕张会森:《当前翻译研究三思》,《外语学刊》,2009年第5期,第126页。

〔3〕〔20〕〔25〕〔26〕Lefevere, And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Shang

hai, Shang 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3.1、vii,13. 4、15页。

〔5〕吕俊:《翻译应该从解构主义哪里学些什么》,《外国语》,2002年第5期,第52-53页;魏家海:《操纵学派译论综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第31-32页;蒋骁华:《论翻译过程中的文化介入》,《中国翻译》,2003年第3期,第28页。

〔8〕Blakemore, Evan: “Sonnets”in The Riverside Shakespeare. 2nd ed. Boston: Houghton M ifflin Co. , 1997, 1745 - 1746.

〔9〕Reed, Edward Bless: Shakespeare’s Sonnet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79 - 81.

〔10〕王佐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第87页。

〔11〕〔12〕王佐良:《读莎士比亚的一首十四行诗》,《英语学习》,1962年第1期,第2页。

〔14〕〔16〕奥·亨利:《奥亨利短篇小说选》,王仲年译,上海:平明出版社,1954年,第118、4页。

〔15〕《我等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马礼逊译,马六甲英华书院藏版。

〔17〕葛桂录:《中英文学关系编年史》,上海:三联出版社,2004年,第265页。

〔18〕杨宪益:《漏船载酒忆当年》,薛鸿时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01页

〔19〕张昌华:《对不起,谢谢!———纪念载乃迭逝世十周年》,《人物》,2002年第1期,第62页。

〔27〕此书英文名为Translation,HistoryandCulture,与勒菲弗尔所主编的另外一本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ASourceBook书名类似,但内容大相径庭。部分内容虽偶被国内所提及,但全书一直未为国内所引印。

〔28〕Lefevere, Andre: “Translation: Its Genealogy in the West”.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Lon2 don: Pinter Publishers, 1990, 23

〔29〕Bloom, Harold: The Western Can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94, 521

〔30〕恩格斯:《反杜林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作者简介：

范若恩（1976—），原任教于复旦大学，现任教于中山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纽约州立大学英文系访问学者。

说明：

本文初稿受益于笔者2008-09年在纽约州立大学英文系进修时翻译与比较文学教授Pierre Jorris的多次理论指导和推荐书目。何刚强教授和瞿象俊教授对本文写作亦提出诸多宝贵意见和鼓励，在此一并表示由衷的感谢。

主编：李伟荣

编辑：倪玮冰

这是国际汉学研究与数据库建设推送的第1372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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