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氏代魏政权的平城时期（398-494），是魏晋之后五胡十六国中华多民族文化大碰撞、大交流、大融合的重要时期，也是汉字——书法史上隶、楷过渡，楷书初成的重要阶段。楷书的早期阶段，书法界称之为“魏碑书”（简称魏书）阶段。平城时期的书法，属于魏书的早期阶段。汉末三国，隶书向魏书的转变已经完成了体势的变革，由“横平”向“方正”的转化基本确立。十六国时期，隶向魏转变进入笔画变革的关键阶段，变革的主要内容是隶书波笔的改造与消减。平城时期是魏书提按笔画的出现、丰富、锤炼并进而推广的时期，至迁都洛阳，魏书风貌才算初具规范。千姿百态，迎来了它的黄金季节，为东、西魏魏书的成熟，北周隋楷书新面貌的呈现，奠定了丰厚的基础。没有平城书法的酝酿探索，就没有洛阳书法的百花齐放。不了解平城书法出现与演变的外部环境与内部规律，就无法知晓洛阳书法乃至隋唐楷书形成并成熟的原因。主持镌刻云峰刻石的郑道昭，出身荥阳豪门，少、青、壮年在平城度过，经过了中书学严格地国学（含书学）训练，见证了平城书法的发展与繁荣。“云峰刻石”是清代以来对山东半岛云峰山、大基山、天柱山、玲珑山北朝摩崖刻字的总称。刻字是北魏、北齐时期的光州、青州刺史郑道昭与其子郑述祖主持镌刻的。被清代学者誉为魏碑书法的三大宝库之一，代表作《郑文公碑》被称为“北书第一”、“天下奇珍”。清人把郑道昭与云峰刻石等同起来，认为全部作品皆出之郑氏名下。事实上，云峰刻石40件北魏作品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从用笔、结体、书风上分析，结合刻石内容、位置、环境的考察，可知用笔细腻、结体方正、笔风端庄雄浑的《郑文公上、下碑》等19件作品，为一人书写。用笔方峻、结体侧倚、笔风紧峭庄严的《白驹谷题名》等5件作品，为另一人书写。郑道昭仅是书写了《论经书诗》（图一）等11件作品，其它都是他的僚属或道士们书写的。观察郑道昭的作品，可知其特点是用笔自由，结体随形，笔风疏宕豪逸，无拘无束。云峰刻石在书法艺术上的确取得了很大成就，清代人盛赞云峰刻石中的《郑文公碑》、《中明坛题名》、《云峰山五言》、《白驹谷题名》、《天柱山铭》、《仙坛铭告》、《东堪石室铭》，大有“腾天潜渊、横扫一世之妙”。岂不知评论家列出的这些作品，没有一件出自郑道昭之手。郑道昭书写的《论经书诗》等11件书作，皆未得清人一句指名赞美。这不禁不让人重新思考郑道昭在书史上的原生地位。他长枪大戟的用笔方法，自然平正、无拘无束的结体习惯，是从哪里来的呢？追问之余，人们自然想到他的人生经历，想到他在平城、洛阳的生活、工作与学习。郑道昭，大约北魏文成帝兴光二年（455），生于荥阳故里。道昭父郑羲，荥阳开封人，中原望族，羲兄弟排行第六。“文学为优，弱冠举秀才，尚书李孝伯以女妻之。高宗末拜中书博士”，时年37岁。于当年，携全家北上平城，就任中书博士职，任教于当时的最高学府中书学（即国子学）。献文帝天安元年（466），11岁的郑道昭与兄郑懿等贵胄子弟，以博士子弟身份入中书学学习，拜为中书学生。系统地学习儒家经典，接受全面地正统教育，完成中书学规定的全部功课，其中也必有“书”（书写、书法）的内容。13年的中书学训练深造，郑道昭奠定了扎实的国学基础，为人处事的礼章规制，以儒为中心的世界观框架，处理官府事务的基本能力。孝文帝太和三年（479），大约24岁的郑道昭中书学毕业。时其父郑羲早已离开中书学，迁中书侍郎，授鹰扬将军，加爵平昌男。出使刘宋后，又授假宁朔将军，阳武子，成为中山王叡之傅。道昭因其父的名士地位，选为秘书郎，从此踏上仕途。大约太和五年（481），郑道昭26岁，娶陇西李冲之女为妻。李冲，字思顺，“显祖末，为中书学生……高祖初，以例迁秘书中散，典禁中文事，以修整敏慧，渐见宠待。迁内秘书令，南部给事中。”因创“三长”之制，得文明太后赞赏。“迁中书令，加散骑常侍……赐爵顺阳侯。冲为文明太后所幸，恩宠日盛，赏赐月至数千万，进爵陇西公。”与中书令郑羲、秘书令高祐等同朝议事。此时，郑道昭迁为员外散骑侍郎、秘书丞兼中书侍郎。太和十六年（492），道昭父羲卒于平城，年67岁。次年四月，长子懿、次子道昭扶父灵柩南归荥阳老家，葬父于三皇山之阳。兄弟们在家服丧三年。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迁都洛阳。不久，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评定门第，定胡人八姓、汉人四姓为最高门第。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为汉人之首。二十二年（498），孝文帝于悬瓠宴请南征汉沔的随从，郑道昭与兄懿、彭城王元勰、中书侍郎邢峦、散骑常侍宋弁等侍坐陪宴，君臣对酒和歌，兴致盎然。此乃郑道昭一生最辉煌、最荣耀、最得意的时期。孝文帝薨，宣武帝继位。郑道昭三次上表，力倡保护古跡，发展文化，重视教育，均未得宣武帝兴趣。永平三年（510），55岁的郑道昭被贬为光州刺史。延昌二年（513），转为青州刺史。光、青二州期间，郑道昭于公务之暇，携随从，邀道士，游山临海，论经谈道，吟诗赋句，留下世传千载的“云峰刻石”。郑道昭少入中书学，博学明隽，才冠秘颖。青、壮时得孝文帝赏识，陪侍左右，颇寄厚望。晚年流放外任，烹鱼理务，群情拥戴。一生为文为官，循轨蹈矩，是一位得道的儒者官员。研图注篆，好为诗赋，却淡有对书法的兴趣追求。魏收在《魏书》中对郑道昭给予了中肯的评价，无一语言及他工书的信息。魏收与郑道昭有远房亲戚关系，相信他对道昭应该是知根知底。郑道昭的少、青、壮年是在平城度过的。平城的经历，是他一生事业的基础，更是他辉煌的起点。他的诗赋文章是在平城训练出来的，他的书法练习无疑也是在平城留下的功夫。郑道昭生活的平城，有很多书法家活跃在书坛上，扬名于崇尚汉文化的朝堂内外。郑道昭在“门面学问”（字的美丑是“门面学问”）上究竟走的什么道路？不仅需要文献的印证，更需要作品事实的分析才能回答。
目前，平城时期出土的书法作品，大体可以分为美术篆书类型、美术隶书类型、通俗魏书类型、典型魏书类型。书法史上，无论篆书时代、隶书时代、楷书时代，都存在着本时代的美术类型（即今天人们习为常见的美术字）。篆书时代有美术篆书，隶书时代有美术隶书，楷书时代有美术楷书。它们作为一个单独的书法类型存在，与其它书法类型一同服务于书坛，作用于书坛，成为书坛上的三大类型（一、具有实用功能的“通俗类型”，二、具有艺术功能的“典型类型”，三、具有装饰功能的“美术类型”）之一。美术类型的功能是用来装饰，装饰需要凸显地位的文字，如文章的标题，碑刻的额题等。装饰需要美观的场合、建筑物榜题、门面题置等。两汉特别是两汉以后，实用性篆书已很少再用。但凡出现篆书的地方，大都是为了别于正文书写，需要凸显文字。因此将古体字笔画略微变形，装饰一番，即成“美术篆书”，达到有区别的凸显美化的作用。平城时期的美术篆书见之于碑额、墓志盖题上，风格与汉代三国晋十六国的美术篆书皆有区别。其突出特点是，方峻的笔画，饰以起笔收笔处的尖锋出毫。《太武帝东巡碑》碑额、《嵩高灵庙碑》碑额已初展面目，笔画两端外露的笔意，给人以新奇“俏皮”的装饰美感。《文成帝南巡碑》碑额与《司马金龙墓表》额题、《宕昌公晖福寺碑》碑额，时间相距不远，风格比较接近。垂笔的尖锋，也是装饰的一大特点。平城时期以后，书坛上很少再能见到这种风格了。至《元淑墓志》《高贞碑》《高庆碑》额题，笔画宽厚，尖锋垂笔收敛鲜见。这个时期，也偶见用典型小篆书写碑额，以追求装饰效果。如《嵩显禅寺碑》，笔画圆转朴实，是汉代小篆笔风的直接继承。然而在日常生活中，却无人再写小篆了。出土资料中，还未见到这类作品出现。文献记载中，当时的书法大家们写篆书的也不多。《周书·艺术·黎景熙传》载：黎景熙“从祖广，太武时为尚书郎，善古学。尝从吏部尚书清河崔玄伯受字义，又从司徒崔浩学楷篆，自是家传其法。季明（黎景熙字）亦传习之，颇与许氏有异”。崔浩的篆书是什么面貌，今天已无从确知。《魏书·崔浩传》但言崔浩“太祖以其工书，常置左右。”又言：“浩既工书，人多讬写《急就章》，从少至老，初不惮劳，所书蓋以百数。”可见崔浩即便写楷篆，也是偶尔为之。《太武帝东巡碑》立于太武帝太延三年（437），“书丹者贾聪虽书名未显，但此时正是北魏早期书法大家崔浩、卢渊称霸书坛之际。”《东巡碑》的地位，完全可以让我们联想到崔浩的篆书。此即隶书美术字。美术隶书在汉代多有存在，其功能也是装饰。魏晋至代魏平城时期，此类作品应该不少，但能保留下来实属稀罕。近年大同出土的瓦当，多属此类装饰文字。因为出自工匠之手的装饰，比美术篆书易写易识，因而也更有“市场”。通俗魏书即魏书的日常实用性书写作品。其写法通俗便捷，不需要追求用笔结体的严格到位，是汉字书法史上书写人数最多、产生作品最丰、使用范围最广的作品群。一般百姓生活中，采用这样的状态书写，上层文化人群、书法家的一般性文字书写，也采用这种写法——方便、快捷、随意。目的是实用，功能也是实用。平城时期的通俗魏书，是从魏晋十六国时期的通俗魏书直接发展而来。而魏晋十六国时期的通俗魏书，则是从东汉的通俗隶书演变而来的。孝文帝之前，绝大多数作品体势平直宽博，从《长庆寺造塔铭》、《张正子为亡父母合葬立镇墓石》、《破多罗墓漆书》、《孙恪志铭》到《张智朗志铭》、《曹天度造石塔铭》、《康那造幡发愿文》、《申洪之墓志》，体势都是如此。给人的感觉，是醒目的隶书结体、体势的遗存。从孝文帝开始，文明太后称制，北魏政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风貌、文化意识、审美观念诸领域，都在发生一系列变革。社会上一般地实用性书写，再一次淘汰掉隶书遗意的纠缠。侧倚的体势，方整的结字，方峻的笔画，成为新时尚。《赵冏造像题记》、《司马金龙妻钦文姬辰墓志》、《陈永夫妇墓砖铭》初开风貌，至《冯熙写杂阿毗昙心经》、《昙媚造像记》、《封和穾墓志铭》、《元淑墓志》、《四耶耶骨墨书志文》，显然是一种新面貌的魏书作品。其方峻的笔画，活泼的结体，可见到洛阳早期书风的端倪。这是魏书发展的关键时期，它直接决定着未来隋代楷书风格的形成及成熟。典型魏书类型为魏书的典型性写法——用笔讲究，书写到位，风格工整。平城时期遗存下来的典型魏书作品有：《太武帝东巡碑》、《嵩高灵庙碑》、《华岳庙碑》、《文成帝南巡碑》、《邸府君碑》、《司马金龙墓表》及“墓屏风漆画题记”《宕昌公晖福寺碑》、《吊比干碑》等。它们也像通俗魏书那样，孝文帝之前，作品体势方正工稳，笔画形态较多收敛。孝文帝始，体势侧倚，笔意外露，起收笔动作明显。然而，无论前阶段、后阶段，无论作品审美个性如何，或庄严肃穆，或宽博厚重，或整齐茂密，无不流露出富丽堂皇的庙堂气象，高贵典雅的正大风貌。追其根源，它们无不从实用的通俗魏书中出来，由书法家们千锤百炼而成。它们是艺术追求的结果，代表着书法艺术的最高成就。史籍中记载的崔悦、崔玄伯、崔浩、崔简、崔衡、崔挺、郭祚、黎景熙、卢谌、卢偃、卢邈、卢渊、江式、江顺和、刘芳、李思穆、刘懋、庾道、谷浑、沈含馨、沈法会等，都是这个时代典型魏书书法家代表。平城时期的书法作品，除以上见到的四种类型外，还应有“行书魏类型”、“草书类型”。行书魏类型是魏书的快捷写法，具有“行”的连带笔画，也是实用性作品。墨迹中此类作品较多，不过很难保存下来。草书类型见之于文献记载，指汉末以来被书家们学习并传承下来的章草书。平城时期的章草书作品，以后有可能会被发现。浏览平城时期的书坛，审视郑道昭的书法作品，可知他的书写状态、作品风格，更接近于孝文帝初期实用性的通俗类型。笔力软弱，结体松散，但用笔起、收处相当讲究。看得出，郑道昭在书写的基本功训练上，下过一定功夫。在平城时期，他也许算不上书法大家，但日常的实用书写则可圈可点，胜人一筹。
《三希堂》匾额
法帖共分32册，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书法丛帖，集历代书法精品之大成，共收集自魏、晋至明末一百三十五位书法大家的作品，以历史顺序编纂，囊括了当时宫廷所能收集到的所有名家名作之墨迹珍宝。
阅古楼内石刻
中国书法的最高艺术殿堂：《三希堂法帖》系清乾隆十五年敕令大学士、书法家梁诗正编刻一部大型书法丛帖，规模之大、水平之高前无古人，共收自魏晋至明末一百三十五位著名书法家作品，几乎囊括了当时清廷所能收到的所有名家名作墨迹珍品。
故此，王羲之、王献之、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孙过庭、怀素、柳公权、苏轼、黄庭坚、米芾、宋徽宗、赵孟頫等历代书法大家真迹都有集于此。
“三希堂”内部照片
自魏晋至明末书法大家的名帖尽收其中。按年代顺序编次的一部书法通史。作为我国古代最高艺术成就的精品，它是我国古代书法家为我们留下的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它集中国传世书法之精萃。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书法艺术的瑰宝，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一朵奇葩。
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鉴赏价值、史学价值、实用价值和收藏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