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远与《燕京大学》

前年是燕京大学诞生100周年。明年是燕京大学消失70周年。这所先后存在了33年的大学，常常被我认识的几位熟人提起。大夫是燕京毕业生，对母校很有感情。徐泓、徐浣姐妹的父亲徐献瑜是燕京的数学系主任，她们一直在为父亲的母校努力做事。

有一位与燕京大学没有历史渊源的朋友，也为记录这所大学的历史，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名陈远，今年43岁。

陈远是河北人，毕业于河北科技大学，学的是化工专业。他的问学之路别具特色。新千年之初，互联网刚刚进入中国的公共生活，他大学尚未毕业，自办了一个名叫“边缘”的思想文化网站，虽影响不算大，毕竟摸到了学术界、思想界的脉搏。毕业后，他先进入《读书时报》当编辑。2003年《新京报》创办，他成了最早的一批记者，从事文化专题采访。他主动开拓了一个采访领域，便是燕京大学。他先后采访了二、三十位燕京大学的老人，结集成《消逝的燕京》一书，2008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他着手采访的时候，燕京大学虽然已经消逝了半个世纪，但还有少数教师健在，毕业生最年轻的到了七、八十岁，但还能回忆往事。他动手较早，采访到一批当事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事人陆续辞世，现在想做，就来不及了。

在采访基础上，陈远又认真梳理史料，完成了一部系统叙述燕京大学命运的专著《燕京大学1919-1952》，2013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燕京大学前身是始建于清末的北平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通州协和大学等美英教会学校，后三所学校合并，司徒雷登出任校长。他1919年走马上任，一面在市区的盔甲厂办学，一面到北平四郊踏勘新校址，最后从陕西督军陈树藩手中购得睿王园，十赴美国募捐，聘请建筑名家设计，建成了以未名湖为中心、中国园林和西方现代设施有机结合的燕园。

司徒雷登掌校期间，对中外教授在薪俸、住房、休假、医疗等方面一视同仁，只要学问突出，不论观点流派，均重金礼聘，一时名家云集：外籍教师有洪业、斯诺、赖普吾、高厚德、班威廉、谢迪克、林迈可等，中国教师有胡适、吴宓、闻一多、冯友兰、许地山、熊佛西、陆志韦、郑振铎、吴雷川、周作人、郭绍虞、钱穆、钱玄同、俞平伯、朱自清、顾颉刚、金岳霖、高名凯、徐献瑜等。司徒雷登提出“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校园内崇尚民主自由，学术环境宽松活跃。学生除主修的专业课程与必修的国文、英文，可以跨系、跨院自由选修课程，修够学分即可毕业。图书馆藏书丰富，学生在书海中遨游不受干扰。师生之间，通过各种社团活动，融为一体，亲密无间，精神凝聚力很强。1920年代末，燕京大学在国际上崭露头角，与世界知名学府建立了交换教授和学生的制度。中西教授同堂讲授，来自各国的学生同堂受业，熔中西文化于一炉。司徒雷登还取得霍尔基金会资助，与哈佛大学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学社，为中美学术交流，选派留学生提供资助与奖学金。

燕京大学规模不大，33年间的毕业生不足万人，却涌现了黄昆、黄华、冰心、吴阶平、陈翰伯、韩素音、萧乾、李慎之、韩叙、费孝通、侯仁之、朱启平、龚澎、严东生、沈元、谭文瑞、孙道临、周汝昌、等大批各界名人，两院院士有五十多位。

抗日战争期间，北平沦陷，燕大师生坚持抗日。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逮捕了司徒雷登及三十余位燕京大学师生，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司徒雷登才重获自由。在此期间，燕京大学部分师生流亡大后方，于1942年在成都复校。抗战胜利后，燕京大学率先在北平复校。1946年，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校长由陆志韦接任。中共在野时，司徒雷登、陆志韦均持友好态度。燕大学生投奔中共者不胜枚举，建国后在外交界几乎撑起半壁江山。张东荪教授亦为北平的和平解放奔走。共产党兵临北平城下时，毛泽东曾通知部队注意保护清华、燕京及名胜古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燕京大学于1951年改为公立大学，任命陆志韦为校长。毛泽东题写校名。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两国势同水火，燕京大学处境尴尬。在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中，陆志韦、张东荪、赵紫宸成为重点对象，动员陆志韦的女儿陆瑶华大义灭亲，公开批判父亲。当时对苏联一边倒，在高等教育领域按苏联模式实行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一分为八，各系分别并入北大、清华、师大、民族大学、政法学院、财经学院、音乐学院和中央劳动干校，校园则被北京大学接管。从此，燕京大学成为历史。

1980年代，黄华、雷洁琼、费孝通、吴阶平等燕京校友先后走上了国家领导岗位，唤起了燕京大学校友们让母校起死回生的心愿，几番努力，终未能实现。司徒雷登希望把骨灰安葬在未名湖畔，也未能如愿。后来杭州市把司徒雷登故居列为文物保护单位，骨灰得以在杭州安葬。燕京大学校友会在未名湖畔竖立起“原燕京大学未名湖区”纪念碑，算是在燕园保存了一点燕京大学的痕迹。

陈远的工作，终归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