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友人伊莎白女士的中国情缘
在中国革命的伟大进程中，许有不少外国友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们目睹乃至参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他们把青春融入了中国革命，他们的热血洒在古老中国的大地上。他们在中国的故事激动人心，感人至深。加拿大籍伊莎白·柯鲁克女士是其中典型的一位。
伊莎白，加拿大人，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著名人类学家，中国“友谊勋章”获得者。伊莎白出生于中国成都，长大后回加拿大多伦多念大学，硕士毕业后返成都探望双亲，自此扎根中国西部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伊莎白在中国一呆就是几十年，她亲历了中国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土地革命等不同历史时期。作为一名国际友人，伊莎白将自己的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了中国革命和教育事业。
伊莎白的一生波澜壮阔，多姿多彩。
“华西坝的女儿”
伊莎白·柯鲁克（Isabel Crook），1915年生于成都华西坝，父亲饶和美(Homer G.Brown)和母亲饶珍芳(Muriel J.Hockey)都是加拿大传教士。
年轻的时候，伊莎白的父母先后求学于加拿大著名的多伦多大学维多利亚学院，毕业后，二人放弃了加拿大的舒适生活，与一群大学毕业的传教士们一起，追逐梦想，来到贫穷落后的中国传教。饶和美有幸参与创建了华西协合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前身），曾任该校教务长。
饶和美和饶珍芳在成都学习中文时相识相爱了，并于1915年1月在中国结为夫妻，他们住在华西坝校南路二号，与住在一号校长居的毕启家是邻居。毕启是美国著名的传道士，也是一位教育家，华西协合大学的首任校长。1915年年底，伊莎白出生，爸爸给她起了一个美丽的中文名字——饶素梅，寓意“华西坝上一株惹人注目的腊梅花”。
1919年，饶珍芳放弃了传教士身份，受华西协合大学安排，接手管理成都私立弟维小学（现成都市红专西路小学），专心投入教育事业。此时的饶珍芳已经有了两个女儿，这让她深深体会到为人之母的职业女性的困难，于是，她特意在弟维小学内创办了一所幼稚园。
伊莎白的童年和少女时代是在华西坝上度过的，对华西有着很深的情结。伊莎白常常说：“我是'华西坝的女儿’”并以此引以为豪。她也常说，“我的中文带着四川味儿”。在华西坝，伊莎白是幸福而快乐的，她说：“最开心的是和玩伴们爬峨眉山，欢度暑期。”当她好奇的目光掠过云海、冷杉、弹琴蛙、枯叶蝶，投向抬滑竿的苦力和那些阴暗破败的茅屋时，总会冒出一些与众不同的想法：“为什么中国的农村那么落后？为什么有那么多穷人？”“农民为什么是穷人？”“是他们不努力不勤奋吗？”这些问题犹如深不可测的古井，她渴望了解，但总找不到令她满意的答案。还有一些问题，比如，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当它向父母请教时，连博学的父母也无法回答。
1926年，中国在动荡中度过。这一年，11岁的伊莎白被父母送回加拿大接受教育，读了4年之后，她又回到成都，在CS学校读到高中毕业。1933年，18岁的伊莎白从华西坝再次回到加拿大，就读于多伦多大学维多利亚学院学儿童心理学和人类学系。此时的伊莎白，已经出落成一位亭亭玉立的美女。“这位多伦多大学冰球队的队员，在赛场上疾如闪电流星，灵活矫健！”多伦多《环球邮报》这样报道：她个子高挑，仪态万方，一颦一笑，吸睛无数。“当她摘下头盔的一刹那间，引得无数球迷为之倾倒。哇！美若仙子。”
多伦多与成都相比，太富于诱惑力了，然而，她没有对家乡投入更多的流连。1938年，伊莎白获得维多利亚学院人类学专业硕士学位，第二年，归心似箭的她当即背上行囊，劈波斩浪，穿越辽阔的太平洋，回到了日思夜想的成都。
此时，中国正值全面抗战时期，硝烟弥漫。伊莎白说：“我从小就经历过四川地区军阀混战，还常常捡子弹壳玩，因此并不害怕战争。”在伊莎白看来，中国成都才是自己的家乡。成都，不仅有“儿时一起耍的伙伴，更重要的是，这里也是双亲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小时候，伊莎白常跟随父母到四川山里游玩，接触过很多少数民族，因而对大山深处的农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告别维多利亚学院的前夕，当导师乌杰里（Masai Ujiri）询问她的人生规划时，她她告诉导师：“毕业后，我要去中国，去四川的农村进行人类学研究！”“因为，那里是我的根！”“中国传统村落文化，对于我来说，太富有吸引力了。”
乌杰里摇着头道：“难道多伦多这个舞台还不够大，不能施展你的人类学才华吗？”尽管伊莎白多方解释，乌杰里头仍然摇得像个拨浪鼓，他无法理解这位弟子的内心世界。
1940年10月，经晏阳初介绍，刚从多伦多大学归来的伊莎白参加璧山兴隆场（今重庆市璧山县大兴镇）乡村建设实验项目，协助调查全乡1500余户居民的经济生活状况，为建立合作社作准备。此时的璧山县社会环境复杂，老百姓被征粮、征兵、拉壮丁吓破了胆，再加上这里连年战争，匪患极其严重。
一个加拿大人，在相对保守封闭的田间乡野，如何才能跟老百姓打成一片？“伊莎白的'秘诀’就是调查时从不带笔和纸，和村民零距离。即使后来与乡民们熟悉后受到了热情接待，她一举一动也尽量小心谨慎，避免引起主人的不安。”在那段不同寻常的日子里，她外出时常常穿着和当地人一样的草鞋，不同的是要拿一根棍，防止狗咬。“学人类学的我，晚上就住在农民老乡的家里。”伊莎白白天走访调查，晚上再将调查材料用一台简陋的英文打字机记录下来。
除了璧山，伊莎白还去了阿坝高原理县甘堡乡进行社会调查。伊莎白选定课题后，在华西协合大学考古博物馆馆长葛维汉的支持下，她沿岷江河谷翻山越岭，勇敢地前往理县甘堡乡。
饶珍芳帮助女儿备好行装，又非常担心地说：“鸭妈妈生出的一只小鸭子，妈妈可以做到的，至多是把她带到河边去。”成都到理县，一直沿岷江河谷边陡峭的山路行走，一路无比艰险。她跟着向导爬过了一座座大山，晚上就睡在临时找到的牛棚羊圈旁。
一边走，伊莎白一边用相机记录下沿途的山川景色与人文风情，给后人留下了上个世纪30年代末期岷江上游的珍贵影像。一次，向导指着面前的一座高山问：“你能爬上去吗？”伊莎白说：“没问题！”后来，伊莎白对朋友说：“其实，看着那直入云霄的大山，我心里在打鼓，但我没有犹豫，紧跟着他，一口气爬上去了。”从成都出发，沿途经过都江堰、汶川，伊莎白最后到达理县甘堡乡八什闹村。
在理县，伊莎白走访了众多的藏族部落，从此结下了与理县的不解之缘。在近一年的社会实践中，伊莎白写下大量的社会人类学日记，并深入到许多藏民的家里进行调查、拍摄，不仅与当地民众结下了深厚情谊，也为理县留下了许多风土人情资料。
“我的语言很差，我一家一家的都去拜访，跟他们谈。我的中文很差，但是我可以问，比如哪一个是奶奶，是孙子，多少人，他们的名字，他们是谁，我都写下来。每个家家户户，在八什闹我都访问了，他们都对我很好。我要问他们什么他们就回答，所以我都写下来。”伊莎白回忆说，在八什闹村，人们都习惯叫她伊莎白饶小姐，她向当地人学说藏语，而她则教他们学英语。有一次，当地人举办了一个舞会上，伊莎白记忆犹新：“女的在一边，男的在一边，他们都跳舞……我感觉我是跟不上，因为我不够快，做错了，我是给他们找麻烦，所以以后我就是看看了。”伊莎白已经完全融入其中，成为他们的一个分子。
伊莎白在这里，培养了一个爱好：纺纱。在向当地人学习纺线的过程中，发现手工捻羊毛线既粗又低效，而且特别辛苦。“我在路上，在八什闹，发现好多人做纺织。所以，我也学纺线，但是做的不太好。我给自己织了一双短袜子，头一个比较细，第二个越来越好，所以第一个跟第二个完全不一样，一个厚一个薄。”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伊莎白历历在目。“我想她们都是用手做，应该有一个机器，一个纺车。”于是伊莎白特地从成都买了一辆先进的纺车，背着走了六天，送到了甘堡乡。
1942年初，太平洋战场上风云突变，伊莎白的社会调查被迫中止。
“一个村庄的革命”
在华西坝，伊莎白遇到了她的白马王子，在成都金陵大学任教的英国共产党党员大卫·柯鲁克（David Crook）。
相识不久，他们结伴考察川西，踏着六、七年前红军长征的路线行走。他们手挽手，坚定地慢步在大渡河上的泸定铁锁桥上，二人一边走，一边默默地思考红军的勇士们是怎样攀爬过去，向敌军发起冲锋的。正是在红军长征路上，这对向往革命的年轻人定下了终身大事。
1942年夏天，伊莎白和大卫·柯鲁克回英国完婚，7月30日，他们在伦敦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受丈夫的影响，伊莎白于1943年加入英国共产党。是时，欧洲战场烽火连天，婚后的柯鲁克夫妇相继从军，投身于如火如荼的反法西斯战争。在部队，柯鲁克任情报官，从事语言分析和判断，为上级决策提供参考；伊莎白则成为加拿大作战部队医疗分队的一名中尉。
战争胜利后，柯鲁克回到英国，进入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继续研究中国问题。不久，伊莎白也从加拿大到了英国，进入伦敦经济学院攻读人类学博士。在伦敦的一间狭窄公寓里，这对英国共产党员一遍遍研读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受斯诺精神的感染和启发，柯鲁克夫妇决心放弃伦敦大学的优渥待遇，重返中国，续写他们的中国情缘。
1947年夏天，柯鲁克夫妇首先到了香港，他们准备从这里出发前往中国解放区，以国际观察员的身份考察和报道土地改革运动。在香港，柯鲁克夫妇见到了中共香港工委负责人乔冠华、龚澎，经由二人安排，借道上海，然后抵达天津，与设在那里的联合国救济与建设总署中的中共代表韩叙接洽。当时，恰有一批援助物资要运往解放区却缺乏司机，柯鲁克便自告奋勇驾驶汽车前往解放前。他们越过两军交战阵地、穿过一片“无人区”，于1947年11月来到河北武安县十里店村。
1948年初春，由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组成的12人土改工作队进驻十里店，开展土改复查。柯鲁克夫妇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人民日报工作队队员在十里店过着简朴的生活，和农民一样睡土炕，吃玉米和红薯，还和农民一起劳动。伊莎白为在社会调查中与这群知识分子相识而庆幸。他们中的不少人英语流畅，帮助柯鲁克夫妇与十里店农民熟悉起来，很快他们就与村民进入深谈的程度。
在这里，柯鲁克夫妇完成了中英文著作《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这两部著作成为享誉海内外的经典名著。在书里，柯鲁克、伊莎白详尽记录了十里店农民的家史和经济现状、土地改革和复查给他们带来的变化，以及农民由于拥有土地而焕发出的革命热情。柯鲁克还拍摄了大量照片，记录了土地改革和人民日报的早期发展。史料记载，目前已发现的晋冀鲁豫人民日报早期照片，大部分是柯鲁克拍摄的。
1948年春天，十里店村土改任务完成。就在柯鲁克、伊莎白夫妇离开十里店村，准备返回祖国的时候，他们意外收到一份邀请：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急需英语人才，希望你们留在中国。就这样，柯鲁克、伊莎白夫妇留了下来，参与南海山中央外事学校（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的创建工作。他们说:“加入学校后，我们真正成为了中国革命的一分子……”随着北京和平解放，他们跟着学校进了北京，教授英语、历史等课程，参与编写教科书、中英词典等。
柯鲁克、伊莎白夫妇在英语教学、教育改革等方面革故鼎新，成为新中国英语教学园地的拓荒人，北京外国语大学创办人之一。他们为新中国培养了大量外语人才。这期间，虽然从事教学工作，但伊莎白一直惦记着重庆璧山兴隆场的研究。
千里寻访故人故地
从上世纪40年代伊莎白离开四川璧山兴隆场之后的30多年里，伊莎白一直无缘重访故地。上世纪80年代初，伊莎白离开了教学一线，退休生活为她完成兴隆场研究的夙愿提供了机会。
1981年，66岁的伊莎白回到了阔别许久的璧山。此后，伊莎白又分别于1983年、1997年、1999年、2001年和2004年5次重访璧山，为完成她的兴隆场调查报告体验生活、收集资料。在璧山，伊莎白非常有名气，“老人们知道，这位漂亮的外国姑娘在抗战时期来到大兴镇搞社会调查、开诊所、教认字；年轻人知道，这个外国老人多次来到大兴镇，资助了不少贫困孩子读书。”1994年，伊莎白完成了一部三卷本的人类学著作《经济、政治与社会》。
2000年，柯鲁克在北京病逝，妻子伊莎白教授至今仍生活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园里，继续撰写关于中国西南地区人类学的著作。此后，伊莎白花了大量时间把研究重点从人类学转向历史学，最终编撰完成了《兴隆场：抗战时期四川农民生活调查（1940－1942）》，并于2013年1月正式出版。这部著作是社会人类学历史上第一部由西方女性及其中国合作者完成的逐户采访式的社区调查报告，对于研究抗战时期中国农村的经济、教育、性别关系、乡村建设实验等具有重要意义。
伊莎白重返四川的另一个心愿是，寻找令她梦牵魂绕的一所学校——弟维小学，那是伊莎白母亲饶珍芳当年任职的学校，也是她儿时就读和嬉戏玩耍的学校。然而，遗憾的是，她始终没有找到。
此后，伊莎白由于健康的原因，就把寻访弟维小学的任务交给了她的二儿子柯马凯的身上。
柯马凯一直在寻找弟维小学。在华西，柯马凯没有任何语言障碍，一口京腔的他在北京出生、长大和工作，说起北京话来原汁原味。闲聊中，当记者问起为何不离开中国的时候，柯马凯眼角有点湿润：“我留下来，是因为我觉得在中国的生活很有趣。我曾经去过美国，在那里教书教了七、八年，在波士顿西郊，住的洋房有六个卧室，两辆汽车，环境特别美。那是我一生物质条件最优越的时候。那里的空气没有污染，住的那个地方犯罪率极低，社会环境、物质条件都很好。但是，我觉得（除了教书）没什么事可做，社会没有发展，跟冬眠似的。”像妈妈一样，柯马凯一生的绝大部分时光都是在中国度过的。
在成都，柯马凯逢人便问：“这里过去有没有一所弟维小学？”
“没有！”他得到的似乎永远是这个答案。
有一次，柯马凯在成都街头见到了一位记者，谈话中，柯马凯若有所思：“杜威是美国的哲学家和教育家，他在中国的影响很大，比如，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直接称杜威为'西方的孔子’。杜威提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口号对中国的教育影响很大。”
柯马凯的一席话让这位记者想起，华西协合大学以前的这所叫“弟维小学”的附属小学，该不会就是杜威的英文“Dewey”的译名吧！记者告诉柯马凯：“成都没有叫弟维小学的学校，但是过去有一所叫'Dewey School’（杜威小学）的学校。”
“它在哪里，它现在还在吗？”柯马凯急切地问道。
记者转过身，用手指着他们刚走过来的黉门街告诉他：“就在那里！就在我们刚才吃午饭的餐馆对面！现在叫红专西路小学。”
“啊！”柯马凯发出一声惊叫。继而，柯马凯一阵狂喜，“没错！弟维小学就是'Dewey School’，姥姥告诉我的。我在姥姥的回忆录里见到过的。”他立即给伊莎白打电话：“弟维小学找到了！”“'Dewey School’就是当年的'弟维小学’。”
非常幸运，柯马凯找到了当年在弟维小学就读，如今依然健在的一位姓罗的老师。罗老师告诉他：“为什么叫'弟维’？当年在成都办教育的外国人很崇尚中国的文化，之所以取名“弟维”，意思就是'弟’代表中国文化的根，'维’就是'维护’、'呵护’,而且，'弟维’也是Dewey 的音译。”
“啊……”柯马凯忍不住发出一连串的惊叹。
柯马凯接着问：“这所学校是小学吗？有学前教育吗？”
“是一所小学，小学里有幼儿园。我小时候就是上的那个幼儿园。”罗老师肯定地答道。
很快，柯马凯来到了他姥姥当年任职的“Dewey School”（弟维小学）。在接待室里，柯马凯看到了学校制作的《百思苑》刊物，其中一页写着：“1915年秋，学校创建于南台寺，为华西协合大学教育系学生的实习学校，名为'弟维实习初等学校’”；“1919年秋，由饶和美的夫人接办，添设幼稚园一所”。另一册宣传资料上面写着：“成都市红专西路小学……取美国大教育家杜威名之译音及其教育理念，创办了'成都私立弟维小学’”。
柯马凯屏住呼吸，一口气把它全部念完，然后，拿出相机，郑重地按下了快门。
2015年6月1日，红专西路小学举行了以“百年红专、百年文脉、教育长青”为主题的百年校庆活动，作为学校第二任校长饶珍芳的孙子，柯马凯应邀前来参加校庆活动。此时，伊莎白女士恰逢百岁华诞，出于健康考虑，校方没有邀请伊莎白女士来成都参加活动。尽管伊莎白没能亲自前来，但她录制了一段视频，托儿子柯马凯带到庆典上播放。
在录像里，伊莎白动情地说：“弟维小学也是我的母校。我的母亲作为最初建校的元老之一，使我感到自豪。”
2019年6月25日，104岁的伊莎白在三个儿子的陪同下从北京来到成都，回到了魂牵梦萦的华西坝。伊莎白想在她的有生之年看看她的出生地、儿时居住的老房子、上过学的学校，以及健在的故人，参观其母亲当年出任校长的弟维小学。
柯马凯说，“这些年来，我母亲特别想回到成都。现在高铁通了，北京到成都不到八个小时的车程，而且有很舒适的商务座，母亲可以躺着到成都。”之前，他征求了他妈妈伊莎白的意见，伊莎白说，她今年104岁了，如果能回成都看看，即使少活几年，她也愿意将人生的句号画得更圆，不留遗憾。
在成都，伊莎白在三个儿子的陪同下还寻访了她的出生地四圣祠仁济医院、小时居住的小洋楼、上学的学校等地方。6月26日上午，当他们来到紧邻华西坝的黉门街小税巷弟维小学时，校门外显示屏上的欢迎标语分外醒目：“伊莎白奶奶，欢迎您回家。”
伊莎白对同学们说：“我今天来到这儿非常高兴，因为我的母亲很久很久以前是这里的校长。我祝愿你们在这里学习愉快，成长得好。”中午时分，伊莎白在全校孩子们的欢送声中，依依不舍地离开。
“我非常幸运，见证了这个伟大的时代。”临别，伊莎白激动地说：“我见证了中国革命从艰难走向胜利的历史进程，见证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中国这些年的巨大成就令人惊叹。”
从一个青春洋溢的妙龄少女到白发苍苍的耄耋老者，从人类学家到教育家，国际友人伊莎白亲历了中国20世纪的风云变幻和21世纪的崛起。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伊莎白通过人民日报送上对中国的殷切期盼：“相信我深爱的中国越来越好，祝福中国人民越来越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