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聚义 | 民国时期西乡寨窳炭窑纪事
往期回顾
▼ 点击收听 ▼
民国十二年（1923年），孝义市第五区公所所在地郭家掌的村东头，金斗山下的寨窳沟，开办了一所经县煤炭管理局审批备了案的小煤矿，当时称寨窳炭窑。炭窑业主郭鹏瀛是我祖父，具体经理其家父郭洪霖。从开办到民国三十五年（1944）春，不算当中的几次跌跌断断，满打算总共经营22年的样子，实际上每年只经营4个月。它虽然规模不大，但给四乡广大乡民提供了优质燃用煤。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是：“家有好米好面，还得到寨窳沟里担炭。”围绕炭窑开办的前前后后，所见所闻，管中窥豹，大致可以反映出孝义西乡及西北乡一带当时小煤窑开采的发展变化和坎坷经历，这段历史很值得回忆和记载。
投资开窑
金斗山下很早就有出露的煤炭层，引发当地人民乱刨乱挖。据说清乾隆到光绪年间有人在此多处开口掘巷出过炭，后来人们就利用这些古空巷道，冬春季入坑乱挖点烧的。由于巷道塌空大，时有事故发生。祖父郭鹏瀛为人急公好义，敢作敢为，年轻时在本村开设有史以来第一座铺子院——义和诚，任村副时总理本村小学堂的修建工程。民国十二年，他毅然出资买下寨窳坑口土地，自家经营炭窑。当时商定，除一次性支付土地费外，还有“三免费”协议，即卖主免费烧“口子炭”，矿顶层地主免费烧“地炭”，运炭踩踏压地主免费烧“路炭”。经一个冬春的改造开掘，次年春即见到了稍夹炭（即八尺煤层的上部软质易烧煤）。因为通风的关系，只能在冬春季节4个月内生产，清明节一过，巷道里就“灯不着”（即黑气多了），圪崂口就得停闭。故有“冬春钻炭窑，土开了架圪捞（粪筐），挑了莜麦（秋作物收打扫尾），灯壶子（麻油照明灯）再架脑”之说。
规模开采
寨窳窑是平走窑，一直采用两巷道并行采掘，保证正常供煤。入坑工人6-8人不等，最多不超过10-12人。一般巷道高宽各三尺许，由于巷道狭窄，工人多了易发生堵车。通常一条巷道2-3名拉手，1名砍手，工具自备。砍手除采挖外，兼作坑道作业面的清理，拉车手拉煤兼清理巷道障碍。因为工人都是邻近村的，一般早5点多入坑，到下午4点多收工，中午饭自带。日出炭平均在20-30笼之间，1笼炭250斤，总计约5000-7500斤。民国三十年后，驻军多了，产量一度超过35笼/日。这在当时孝义西乡一带，还算得上是偏上的水平。
惨淡经营
寨窳炭窑在20多年的经营过程中，经历了种种磨难和打击，可以说一路风雨一身病痛。首先是投资大。炭窑采用小巷道圆顶开洞式，减轻了顶层对空巷的压力。但巷道毕竟是“四圪瘩石头夹着一块肉”的有险区，业主把安全放在首位，凡可打或不打木柱的地方，一律打柱或者架顶，买木柱加整修开支过大，靠卖炭收入根本不够，业主经常得从铺子院拿盈余来底垫。正因为如此，小炭窑从来没有发生过大的人命事故。
其次是欠债多。这里的煤供应对象主要是西山一带30多个村庄，远处的探到20里开外的前后务城和花寨一带。由于这一带自然条件差，灾年多，收成有限，不少户想担炭而拿不起粮。按当时的规定2合（1升为10合）黑豆担一担炭并不贵，有的拿不出来，也有的没粮硬要欠账担。窑主看重是乡情关系，欠的记账，绝不让来的人空担子回。这就造成年年欠账年年难清。还有那年头驻军多，烧炭大笼大笼的驮，欠账也不少。另外村社公用炭，相关人员用炭都得支应，致使小煤窑亏损大，欠债累累，不堪负重。
再次是税务重。初开始，煤炭税务是按产量计，税率3％左右。到后来不按产量而按估产定税，税率提高到4-5％。民国三十年以后，正税提高到7％，另外还要代收支差款和地方建设款，而是一律要现金。如不按期缴纳，轻则传唤到县城，重则勒令停产。
土改前后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春，本地解放，接着开展土地改革，因为户主郭鹏瀛有开铺店的底子，前三年雇过工，又经营炭窑，计算下来，剥削超过规定，划为富农成份。炭窑也收归公有，并分出大部分土地和住宅。后来，县政府下文纠偏，称开煤窑是地方工商业，保护地方工商企业是党的政策，令改划为中农。对此，村里迟迟不肯公布，更没有退还土地和住宅，直到1960年，村里才应承改，但坚持改称“富改中农”的提法。但人们都知道了纠偏的事，都知道寨窳炭窑给农民们带来的方便，称这是难忘的善事。
轶闻趣事
诸多禁忌。炭窑业那时供奉太上老君，凡入坑者都得先叩头再爬进，定时还要杀猪安谢神灵。女人禁止入坑。在坑内不准有怪笑呼喊声，一些担炭者有的好奇偷偷进巷，经常发生前后堵车，或大呼小叫，让窑主又气恼又无奈。要账不进门。腊月底窑主到各村收欠，针对乡民欠债状况，能收多少收多少，民国三十年以后，业主改革方式，要账时进村只去一家，当村人都知道来人清欠时，有的就主动送来，绝不为难困难户。对于欠账3年而确实困难户，一律免收。故有“炭账没法还，东家不为难”的评语。账本上的功夫。担炭人欠资，经理用毛笔写在水牌上。收工回家则誊写在账本上。长时间的记账写毛笔字，身为经理人的家父，原只念过两冬私塾，竟练出一手好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