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5期 || 罗志英：华岳峥嵘何壮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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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记忆中，民族审美以“苍、古、雄、奇”为尚。

所以我们千里迢迢地去爬五岳，就是为历经艰难后看到“苍、古、雄、奇”的“引人入胜”处。

其实，五岳各有特点，华山就以险峻著称。

生活在陕西，很少没有爬过华山的。但很少人知道华山曾经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曾经神往的终老地。

对于顾炎武，国人不会陌生。顾炎武原来叫继坤，曾经叫过绛。改名炎武是因为清兵南下，大明社稷将倾，为了抵御外侵，他决心投笔从戎，抗击敌寇。只是，寡难敌众，失败后他不得不背井离乡，远走北国。然而，他立定志向，誓不叛明，无论谁人招安，决不屈膝为官。顾炎武四处游走，“读万卷书、行千里路”，严谨治学，撰写了《日知录》、《音学五书》、《亭林诗文集》等著作，成为名声显赫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在明末清初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作三位大儒。

或许，一位思想家不在于他的著作有多么繁富，学说有多么缜密，如果缺少了独具慧眼的发现，缺少了照亮心灵的光色，那只能是平庸的再造或翻版。我们这么断言，是顾炎武用他独具慧眼的发现，照亮了后世愚暗的心扉，给了后世新的启迪。不要说他笔下那浩瀚的论著，就一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便具有晴天霹雳的震惊效应。

顾炎武，峥嵘何壮哉，与华山一样！

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那是一个动荡年代的前夜。外有满清贵族崛起于东北，大有叩关南下之势。内有李自成农民起义如火如荼，席卷中原大地，明朝统治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当年的三月份，明朝廷又再次增加江南淮扬等府赋税，致使民怨沸腾。就在这年的五月二十八日，顾炎武生于江苏昆山东南的一个叫千墩的江南小镇。

他生于一个官僚地主家庭，祖先世代明朝为官，到了他出生的时候家道已然中落，顾炎武从十岁起，就跟随祖父读书并受到过比较严格的儒家教育，特别是他的嗣母王氏和他讲过很多历史上英雄人物的故事，深深熏陶了他幼小的心灵。这些对于他以后人格的培养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当时的江南继东林之后，再组复社，复社声气传遍天下，俱以娄东二张（张溥，张采）为宗主。年仅十四岁的顾炎武就加入了复社。这是个当时江南最大的政治学术团体。由于顾炎武博雅独行于乡里，和同乡挚友归庄（归有光）为乡里人不容，有“归奇顾怪”之目。在青少年岁月里他广泛接触名当时的名士大儒，讲学论道以天下为己任，年轻时候的他就认识到科场应试无足轻重，用心研学实用之学，他常叹谓：“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直接对当时文人无不以浮名苟得为务之风做了无情的批驳。

公元1645年清兵在入关后的第二年，南渡过长江，大肆屠杀江南民众。史可法扬州殉难以后，江南半壁战局每况欲下，但江南民众依然奋起抵抗，江阴、嘉定、昆山等地爆发了激烈的抗清斗争，陈子龙、夏允彝起兵于松江。顾炎武、归庄起兵于昆山，一时抗清之势如燎原烈火，清廷派兵血腥镇压。七月清兵陷嘉定，昆山、嘉定、昆山和扬州一样被屠城，杀戮甚是惨烈。顾炎武在他的《秋山》诗里记载了当时景象“一朝长平败，伏尸遍岗峦”“可怜壮者县，一旦生荆杞”。起义失败以后，顾炎武回到家乡，他的嗣母王氏在家乡沦陷后绝食十天以身殉国，临终留下遗言给顾炎武：“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这也成为顾炎武一生的信条，永远都不会屈服清朝的统治。就在同年五月份，顾炎武举家移到常熟的语濂泾，开始了他颠沛流离的游走生涯。

在那国破家亡的岁月里，他曾十下南京拜谒明孝陵，北上山东、河北，特别对河北的形胜之地做了广泛的实际调查，重点关注了山海关、居庸关、昌平、古北口等地，并多次哭吊位于昌平的明“十三陵”。经过多年的努力，山东、河北的地理形势，都一一装到他的胸中了。《营平二州地名记》、《昌平山水记》等许多军事地理名著，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面写出来的。

公元1662年顾炎武从河北，北京到山西、陕西游历。在这之后他就没有回过苏州故里。他最后一次南归江苏，也就是公元1667年，从山东到淮安，并刻录了他的著作《音学五书》。他用了三十年的光阴，完成了这篇音韵学巨著。更提出不同于当代其他学者的观点“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音始”。此书原原本本地描述了音韵的变迁过程。后来的戴震、张惠言等提出的四声都是根据顾炎武这本书加以发展而来的。

自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秋天起， 45岁的顾炎武开始在北方的山东、北京、河北、山西等地进行，但最终他是在陕西落脚的。为什么会这样？是有其具体原因的。

经过多次的考察，顾炎武认为，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他邦所少，且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有警入山（华山），不过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便有建瓴之势。乃定居焉。

另外，陕西是明末农民起义的发祥地，曾是各种矛盾的集中爆发点，阶级斗争特别尖锐，经过农民革命的洪流的冲刷，阶级关系得到了大幅度的调整，社会秩序因此而比较稳定，没有江南那样名目繁多的对士大夫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打击迫害。使顾炎武最为快意的是关中人士对他特别友善，他在给朋友王虹友的一封信中写道：“遍天下都是我去依人，而关中却是人来附我。”另外，这里的物价便宜，仅相当于江南的两三成。在给外甥的信中，顾炎武写道：“吾今居关(潼关)、华(阴)，每年日用费约百金，若至吴门，便须五倍。”因此，他第二次到关中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便打算把这里当作自己晚年休养生息之地，拟买“水田四五十亩，以为饔飨之计。”

陕西成了顾炎武游历北中国的最后一个省份。他的活动地点，在以华阴为中心的关中一带，即东至潼关，西至周至，北至同官，南至西安。关中是陕西的腹地，土地平坦肥沃，物产丰富，虽然只占全省六分之一的面积，却集中了三分之二的县份。这里也曾是我国历史上十几个封建王朝的所在地，周有丰镐，秦有咸阳，西周至隋唐有长安。有七十二位皇帝的陵墓建在这里。

有学者称顾炎武最后来到陕西，是“为了寻觅抗清根据地。”显然是没有根据的。当时，顾炎武自己连“讲学聚徒”都生怕惹人猜疑，怎么可能“图谋举事”？他在山东被诗案、田案折腾了一番以后，决意西行，其目的不过是为了“入山读书”而已。这一点，他自己在《与颜修来手札》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经过多次的考察之后，顾炎武认为，陕西是他游学、进行社会调查和专心著书的一个理想的地方。因此，他最后决定，将在这里“徘徊渭川，以毕余年足矣。”不过，这一计划的真正实行，当时还远不是时候。

清康熙二年(1663年)，51岁的顾炎武第一次走进陕西的东大门——潼关，踏上了“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土地。这一次是应好友、关中名士李因笃的邀请自山西太原而来。李因笃是顾炎武在山西代州结识的朋友，在《音学五书》的写作过程中，顾炎武经常与李因笃进行探讨。虽然顾炎武比李因笃年长辈18岁，几乎是他的父辈，但顾炎武从不倚老卖老，居高临下，反而对其学识十分推崇，常将他与东汉的大学者郑玄、服虔相比，并且对山西大学者傅山说过：“今日文章之事，当推天生(李因笃字)为宗主。”后来的事实证明顾炎武的评价不错，清宣统元年（1909年）出版的《中华二十二省地理志要》中载名的陕西两大儒，李因笃被排在第一位。

其时，顾炎武由山西蒲州风陵渡乘船过黄河进入陕西潼关县。他先登临了向往已久的西岳华山。

崇祯十七年夏，明朝覆亡以后，宫中太监范养民便进入华山，做了道士。他建起了“复庵”庐舍。一个“复”字，道出了他怀念明朝、不肯归附清朝的心迹。顾炎武投宿复庵时，和范养民作过促膝长谈。他了解到这些史实，十分崇敬范养民的品德。为了抒发对明朝的追思与哀痛，他满怀深情地写下了状物抒情的散文《复庵记》，希望“后之君子登斯山者，无忘范君之志也”。

华山脚下有朋友王弘撰的家。拜访过之后，他到达省城西安。登临了大雁塔，两次进西安碑林，看到了两千多块著名的碑碣——作为苏州历史上最早出现、知名度最高、极有见地、成就最大的碑刻学家，顾炎武尤其重视碑石的“阐幽、表微、补阙、正误”的作用，并将这些观点引进学术领域——经他的倡导，金石学开创了一个新的气象和局面，使之从清代开始彪然成为一门科学，而其《金石文字记》实为斯学滥觞，对后世影响很大——他曾在《金石文字记序》中写道：“比二十年，周游天下，所至名山、巨镇、祠庙、伽蓝之迹，无不寻求，登危峰，探窈壑，扪落石，履荒榛，伐颓垣，畚朽壤，其可读者，必手自抄录，得一文为前人所未见者，辄喜而不寐。”这次来到碑林，更是恍入宝山，倘佯其间，让他兴奋不已。特别是对于难得一见的字数达65万的唐石经，更是看得格外仔细。他认真抄录，悉心收藏，大开眼界，收获甚丰。在收集了极其丰富的资料的基础上，他写出了《西安府儒学碑录》这篇在中国碑刻史上颇为重要的文章。

离开西安，顾炎武继续北上，来到富平县的李因笃家。住了几天后，他又马不停蹄地到了被当地人称为西府的关中西部游览。他看到了几十座先朝帝王的陵墓，并且到唐高宗和武则天的合葬墓乾陵凭吊。

当时关中学术界著名的“关中三李”是李因笃、李颙和李柏。十月一日，顾炎武与元和县的惠周惕一起，到被称为“金周至”的周至县，拜访著名哲学家、青年学者李颙。

李颙字二曲，出身贫寒，完全依靠自学而成为关中第一流学者。平时，李颙读书做学问，常将自己反锁在土窑洞里，拒人于门外。这次听说顾炎武要来，他却早早立在门外翘首以待，等候迎接，可见他对顾炎武的尊重之情。两人在简陋的土窑洞里畅谈天下大事和各自的学术见解，十分投机，相见恨晚。他俩反复辩论了“体用”的问题。后来，清初学者汪琬将顾、李二人称为在经学修明方面的“可师之人”。顾炎武则在一篇文章中谦虚地说：“坚苦力学，无师自通，吾不如李中孚(李颙字)”。

陈康祺在其《郎潜纪闻·卷八·李二曲》中这样写两人的这次会见：“一日，白昆山顾炎武、元和惠周惕至，倒屣迎之，谈宴极欢。一时门外瞻望颜色，伺候车骑者，骈肩累迹，几如荀、陈会坐，李、郭同舟，东汉风流，再见今日也。”评价极高。从此，周至当地，也常以两人的这次会见为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每次的地方志修订，都不会将其漏掉。

顾炎武第一次匆忙而紧张的关中之旅就这样结束了——陕西给顾炎武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且闻关西士，自昔多风尚”。他甚至习惯了这里的生活：“黄精松花，山中所产，沙苑蒺藜，止隔一水，终日服饵，便可不肉不茗”。亲友多次问他什么时候回江南，他回答先是“南归尚未可期”，后来表明态度“徘徊渭川，以毕余年足矣”，简直是一往情深、乐不思“苏”了。

在几个月的考察中，顾炎武觉得关中华阴一带是优游岁卒之地，他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写道：“此地山水绝佳，同志之侣多欲相留避世。”这种看法，后来他也多次在信中同亲朋好友谈到，觉得这里环境轻松，人无压抑之感，很适合于读书交友做学问。但顾炎武觉得自己才是五十出头的人，有许多事情要抓紧去作，还不是专门优游林下、享受晚年的时候，于是，在对关中进行了一番考察之后，很快，他又过河东去，到了山西太原。

顾炎武第二次来到关中，已经是十四年之后了。

康熙十六年（1677年）九月初三，65岁的顾炎武再次来到陕西，朋友王弘撰先是将他安顿在华阴潜村家中的明善堂内，后来又专门为他建造了几间房屋，称作“顾庐”——王弘撰字无异，号山史，他博通经籍，善写文章，且工书法，潜心钻研易学，阐发程朱之旨——终日在寂寥中呕心沥血著书立说，完成了《周易图说》、《周易筮术》等著作，成为名闻遐迩的关中名士——王弘撰交游甚广，顾炎武说他“笃于朋友”，称之为“关中声气之领袖”。两人经常形影不离，一同考察边塞古堡、凭吊关中帝陵、研究断碣残碑、寄托思古幽情。

顾炎武确实看上了华阴这个地方。此次入陕前，他已将存放在山西几个地方的书籍全部转移到了华阴。王弘撰《砥斋集·频阳札记》中写道“顾宁人先生入关，止于予明善堂，将同筑山居老焉”。看来，顾炎武打算在这里安家了。

关中人士对顾炎武的再次到来十分欢迎，希望借助于他的学识和声望，振奋和形成新的学习风气，以改变陕西学界死水一潭的封闭状况。他们更希望顾炎武能够经常来陕西走一走、看一看，最好能定居下来，在这里生活、会友、读书和著述。

其实，顾炎武此次来关中原仍未作久留之计。《与魏某书》写于他登华山后不久，信中有“汧渭之间，将恣游瞩，未能即返”的话，意思是在此之后要立即返回山东，却不料此后竟未有机缘再回山东。

不久，顾炎武再回山西过了个年，第二年春上便又一次来到关中，直接到富平去。富平县令郭九芝听说顾炎武要来，高兴得郊迎二十里外。陕西合阳名士康乃心（字太乙）带着自己用了三年时间写成的《书目日程》前来富平向顾炎武就教，当时傅山刚好也在。顾炎武与康乃心很谈得来，顾炎武赠以联语和自己的《日知录》、《生员论》、《钱粮论》、《北游诗》、《下学指南》和祖父的《梦庵集》等书。

在此前一年，顾衍生已从江南赶来向顾炎武行父子礼。从此，他便与顾炎武生活在一起，居则相伴、出则相随，里里外外、鞍前马后地照料着嗣父顾炎武的生活起居与出行——正如顾炎武自己所说，他一生喜欢游走，很少在一个地方待上三个月的时间。嗣子衍生的到来，无疑对他帮助不少，同时，也是顾炎武精神上的一个安慰和寄托。

就在这时，顾炎武在给外甥徐乾学和徐元文的一封信中写道“关中侨寓，局面甚小”，但“彼中官长绅韎，并知下士，虽无叨冒，足遂优游”，所以他决定将关中当作“菟裘之卜”，也就是归隐终身之地了。

这次决定是郑重其事的。但先是潼商道胡戴仁来访、请顾炎武到自己的官署中当参谋，顾炎武谢绝了；后是张云翼（又南）受担任兰州提督的父亲张勇之命，来请顾炎武前往兰州为他当幕僚，顾炎武理所当然地回绝了他——老是这样叫人打扰也不行，顾炎武便起身前往华州（今华县），住到了吏目王尔谦的署中。

康熙十八年（1679年）大年初三，他在衍生的陪同下，骑马来到富平东北六十余里明月山下的太和堡（今薛镇韩家村）。顾炎武详细记述了这次北行的经过，他在《蒋山佣残稿》卷三《与李子德》中写道：“正月三日始至铧朱（华朱村，李因笃的家乡），欲一至宅叩辞老伯母，会山中多虎，仲德力阻毋行，乃纡道自耀州至同官，拜寇老师之墓。”在同一封信中，顾炎武还写道：“同官毕竟冒雪一行，拜于墓下，以申知旧之谊。”顾炎武的这次北行之旅的时间路线是这样的：正月初一，在华州吏目王尔谦署中过年（度岁）；初二，与顾衍生上路北行；初三，到达富平的李因笃家中，而后绕道耀州沿着漆水驿道到了位于同官西原济阳寨的寇村。他冒雪来到寇泰征家中，并亲自前往十几里之外的寇慎新墓地进行了一番考察，然后挥笔写成了长达1760多字的《中宪大夫山西按察司副使寇公墓志铭》。

从全文来看，顾炎武是恪守了他的做人道德和实事求是的著述风格的。全文的四分之三写的都是寇慎在苏州知府任上的具体表现。而这段时间，顾炎武经常往来于昆山和苏州之间，参加童子试、经历“五人案”、而后加入复社，完全是一个亲历者。寇慎在任上只有三年多的时间，顾炎武却浓墨重彩、酣畅淋漓地予以记述和描写，因为这些事情都是顾炎武耳闻目睹、亲身经历了的。对于寇慎的其他生平事迹，他几乎是一笔带过。正因为如此，后人完全可以把这篇墓志铭看作是对于“五人案”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录、补充和揭秘，其重要性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铭状文的意义范围。

二月初七，同官之行结束，顾炎武和衍生束装雇车启行，三天后到达华阴王弘撰所建新居。

新上任的华阴县令迟维城（字屏万），仰慕顾炎武已久，听说顾炎武又一次来到华阴，亲自前来拜访。后来，顾炎武与王弘撰找迟维城，商议在华阴云台观建一座“朱子祠”，以继承和弘扬朱熹的理学思想。迟维城十分赞成并主动捐资。

三月初十，“乘道途之无虞，及筋力之未倦”，顾炎武离开陕西，前往河南、河北游历，中间曾登嵩山，游少林寺，观览林虑山美景，实现了“九州历其七，五岳登其四”的抱负。但是，正如他所说，河南“亦有一二好学之士闻风愿交，但中土饥荒，不能久留，遂旋车而西矣。比中经营方始，固不能久留于外也”。所以，在外周游了八个多月之后，仲冬十一月，顾炎武又返回了华阴。

也就是在这以后不久，顾炎武在《与三侄书》中写道：“新正已移至华下，祠堂、书院之事虽皆秦人为之，然吾亦须自买堡中书室一所，水田四五十亩，为饔飧之计。”“祠堂、书院”，指的是建云台观朱子祠堂和书院的事。“堡中”，是陕西话，即有土围墙的村子里。

康熙十九年（1680年）正月，顾炎武再次北上富平居住，寒食日前返回华阴。三月初五，康乃心与弟弟仲文再次前来王弘撰家拜访顾炎武。第二天，顾炎武与弟兄俩步行五里许，同游附近的竹林寺。临别时，他写了一首《送康文学归合阳》的诗。顾炎武曾为康乃心《莘野集》作序。三月十五日，作《音学五书后序》。五月二十八日，是顾炎武的68周岁生日，富平县令郭九芝执意要前来当面祝贺，被他再三劝阻。华阴县令迟屏万再次与他商谈建朱子祠的事。

这一年的下半年，顾炎武在给戴耘野的信中，有“今将卜居太华，以卒余龄”的话；在《与弟大云书》中的末尾，也提到了“侨卜华山将与黄冠偕隐”的话。关于此事，在李因笃的一通《与王山史手札》中也可以得到印证，信中说：“顾先生卜居华下，其意甚坚，但非吾兄委屈迎之，势不必果。此举大有关系，世道人心，实皆攸赖，惟五哥其图焉。”李因笃认为，以地主（东道主）的身份，正式邀请顾炎武在华阴定居下来，陕西方面的人中，只有王弘撰出面办这件事最为合适，也只有他才能办成这件事。

秋间，顾炎武作《华下有怀顾推官》一首、《华阴古迹》二首。在给三外甥徐元文的信中，他说“吾以望七之龄，客居斯土，饮瀣餐霞，足怡贞性，登岩俯涧，将卜幽栖。恐鹤唳之重惊，即鱼潜之非乐，是以忘其出位，贡此狂言，请赋《祈招》之诗，以代麦丘之祝。不忘百姓，敢自托于鲁儒；惟此哲人，庶兴衰于《周》雅。当事君子倘有闻而叹息者乎？东土饥荒，频传行旅，江南水旱，亦察舆谣。涉青云以远游，驾四牡而靡骋。”充分体现了他重视和关心民生的人道思想。此外，信中还提出了“夫史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的史学方面的一个重要观点。

十月，顾炎武携衍生过黄河去山西，往汾州等地游学访友，呆了近半年时间。

康熙二十年（1681年）四月十日，顾炎武由衍生陪同来华阴访王弘撰，才知道王弘撰已经在两个月前到江南游历讲学去了。他们便在王弘撰特意给他建造的房子中住了下来。

三个月之后，顾炎武盼望已久的朱子祠终于正式破土动工，他感到很欣慰。为此，他捐出了运城盐运使黄录园赠给自己的40两银子，华阴县令迟屏万也捐出了100两的俸银。远在北京的外甥徐乾学闻讯后，不但欣然捐资相助，还写信给舅舅，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徐元文也专门写了一篇《华山建朱子祠堂记》的文章寄了过来。

此前，顾炎武已经名满天下。康熙皇帝为了显示自己不计前嫌、诚招天下贤者的博大胸怀，开博学鸿词科征举海内名儒，要求各地官府大力举荐，尽力做到野无遗贤。顾炎武是当然的入选者，但他始终恪守“不仕异代”的母训，不予参加。在前后十余年间，他先后五次拒绝参与佐修《明史》和应召博学鸿词科。对于一些地方官员邀请他前去讲学或当幕僚，他也一概谢绝。

顾炎武在北方游学的25年中，特别是在秦晋两省的调查、研究和著述活动，影响、促进和形成了他世界观的转变：青少年时代，他是鄙视程朱理学的，认为“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及至中年、特别是步入老年之后，他逐渐认识到了程朱理学的可用性，提出“舍经学无理学”的命题，最终转向了对于朱熹理学思想的亲近和研究。到了晚年，他的这种想法和看法则更为成熟、具体、定型和务实，认可了朱熹理学作为儒学正宗的地位。他甚至在与人交谈和讲学中，主动讲解朱熹的理学理论和思想，宣扬朱熹博览和精密分析的学风及其对后世学者的影响——最终，他与人共同出资，建立朱子祠，准备以阐释和弘扬朱子理学为己任。

但是，眼下他必须先离开华阴。时任陕甘巡抚、靖逆侯甘肃提督的张勇第二次派儿子张又南登门造访，想让他到自己那里当幕僚。顾炎武心底里是反感的：清政府几次三番地应召博学鸿词科我都拒绝了，怎么能答应你一个巡抚的邀请呢？他明白地知道：所谓当幕僚是假，张勇的真正意思，是要替清政府将自己这个“刺头”看管和监视起来而已。

还有一层私人间的关系，叫顾炎武觉得很为难，这就是顾炎武的著作《左传杜解补正》刊印出版时，张又南曾经捐资赞助过。顾炎武左右为难，最好的办法就是一走了之。于是，他决定暂时离开这里，到河东去避上一阵，过了年再返回来。并且，他曾在给李因笃的一封信中说过“今将以明年四月一往吴下，暮春先至华阴，恐匆匆不能叩宅”。在外游历了25年之久的顾炎武终于决定明年四月要回昆山一趟了。

也就是在这七八月之交，顾炎武给李颙写了一封回信。李颙曾经给他来过几封信，都提到请他为自己的母亲写一篇祠文。顾炎武在陕西期间，虽然给李因笃的父亲、给自己的老师寇慎写过墓志铭，给华阴王氏宗祠写过记，但面对李颙的多次恳求，他还是再次婉言拒绝了。在这次回信中，他表示，由于嗣母之祠尚未得立，所以暂不能为李母作祠文：“太夫人祠已建立否？委作记文，岂敢固辞，以自外于知己。顾念先妣以贞孝受旌，顷使舍侄于墓旁建一小祠，而为不肖子孙百方阻挠，如蛮如髦，尚不得立，日夜痛心！向未白之足下，今承命谆切再三，遂不敢匿其情。若使不立母祠，而为足下之母作祠文，是为不敬其亲而敬他人矣，足下亦何取其人乎？贵地高人逸士甚不乏人，似不须弟；若为非弟不可，则时乎有待。”“鄙愿已就，方可为人泚笔。”在信的最后，顾炎武还说，当来年春暖花开之际，也就是回江南以前，他将再次前往周至，一览杜曲、终南之胜，同时，将到府上拜访，共叙友情，探讨学问，请李先生不要为暂时的分别而感到不快。

王弘撰在其《山志（初集）卷三》中写顾炎武的一段文字中有这样几句：“信谊甚高而与人过严，诗文矜重。心所不欲，虽百求之，终不可得。或以是致怨，亭林弗顾也。”

信发出以后，八月初二，顾炎武离开了华阴，初步决定过了年再回来。这时，他的身体已经不太好了。在给李颙的这封信中他说自己近来“衰疾渐侵，行须扶杖”。确实，此时他的健康状况，已经是不容乐观的了。

这次到山西曲沃，顾炎武住了半年多点的时间。先是应县令熊耐荼之邀入城住在元帝庙中。九月，移寓上坡韩境家。十月，移寓下坡韩村韩宣的宜园白石楼，并最终在这里病逝。

到曲沃才三天，顾炎武便得了一场大病，“呕泻几危，幸遇儒医郭自狭三五剂而起。”

十月初，华阴朱子祠即将上梁，华阴县令向他写信报告，他高兴地回了信，并欣喜地写下《朱子祠上梁文》寄了过来。这是他与华阴方面的最后一次联系。

大病初起之后，顾炎武又给“蓟门当事者”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一条“可以活千百万人之命”的建议。顾炎武曾经生活过的关中地区，条件要比陕西其他地方好得多，但是西府（陕西关中西部）就要差了不少，与其相邻的甘肃陇东地区也很贫瘠。在这封信里，他希望能将陕西西府和甘肃东部一带农民当年夏秋所缴纳的实物田赋收上来后贮存于官仓之中，到来年青黄不接时再卖给农民。这样，使国家的财政收入不受影响，并且接济了农民，使他们用不着再用几倍的价钱从晋商手中买粮，杜绝了高利贷者盘剥者的生财之道。一岁计之不足，十年计之有余，然后将这一做法向全国推广。

为什么在陕西一带特别需要这样做呢？因为这里的农民长期要在春天缺粮时向山西的那些财大气粗的地主借贷，利息特别高，一两银子到时要付三石麦子或四石米。老百姓受到的盘剥骇人听闻，长此下去如何了得？顾炎武指出，他的这种办法在明代正统年间就由右通政李畛等官员实行过，效果很好。晚年顾炎武对陕西西部百姓生活的这种关切态度，至今仍令人感动。

这段时间，顾炎武还办了一件大事；请来四位朋友——广东道仇昌祚、义学卫匪莪、嘉兴徐嘉霖和县令熊耐荼，作为媒人和证婚人，为嗣子顾衍生与靳氏姑娘定下了婚姻大事，也了结了自己的一桩心事。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初八清晨，已经在山西曲沃住了6个月的顾炎武打算用一天的时间去向曲沃县令熊巽和其他的当地朋友一一道别，第二天便返回华阴去整理自己的书稿，那里毕竟是自己早已看好的终老之地。他对关中、特别是华阴很有感情——他的绝大部分书籍和手稿都在华阴那边。在曲沃的只是为数不多的、常用的书籍和需要修改的手稿而已。

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他在翻身上马时不慎跌伤，延至次晨竟然故去。向往华阴的顾炎武最终没有终老于华山脚下——他就这样结束了自己这次在曲沃居住的日子，也结束了自己命途多舛而又波澜壮阔的一生。

辗转地接到和证实了这一噩耗的王弘撰十分悲痛，他特意搜集了顾炎武的衣冠，在潜村的东南方不远处为老朋友建了一座衣冠冢，并要求子孙后代永远祭祀他。

顾炎武在陕西的时间累计为33个月，足迹所至为关中三府七县。其间共著书两卷，写文5篇，与友人亲戚书信41封，作诗66首——这一丰富而又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一直沾溉着后世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