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道别 || 道别/轩诚清读（第511期A）
在美好的青春年华，亲手掩埋自己的手足兄弟，和他做最后生死分离的道别，那是一种怎样刻骨铭心的痛啊。虽然，这不能触摸的痛被深深地埋在心底，但怀念的触角常常才下眉头、却上心头，那就让涛涛不尽的思念在回忆的文字里尽情地流淌吧。
文/史凡
导语/张丽梅
编辑/林小菲
诵读/梁轩城
我与潘子永远的道别，是七年前的秋天，在他的葬礼上。
那一年他二十三岁，我二十二岁。从小到大他的家人一直希望我称呼他为哥，而我却从未开口叫过。潘子的爷爷和我爷爷是亲兄弟，在我出生以前潘子的爷爷就不在了，说是抑郁而终。潘子的爷爷是读过书的，左右手各执毛笔，可同时书写，后来教书。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因家庭成分是地主而遭到批斗，被打骂，被羞辱，而后终日不出房门，被病魔夺去了这活生生的人，这些所有的遭遇都被我父辈的那代人看在眼里。
我和潘子从小就是玩伴，像朋友却不像兄弟，他留给我的印象是听话不惹事，估计我留给他的印象就是常常挨打吧，因为我太不让父母省心了，总是得意忘形。上小学二年级时，有亲戚给他儿子办婚事，账房的大洋瓷盘子里摆满了香烟，还没等客人来，香烟就已经被我俩一把一把地塞进了书包，我们背着半书包的香烟钻进了没有水的河道里，然后模仿着大人们的夹烟姿势，探讨着一根一根地吸了起来。回到潘子的家里还在冒着烟，突然我父亲闯进大铁门直冲我来，我赶紧把烟扔掉，“啪”一记狠狠的耳光就打在了我的脸上，我又被父亲拽着耳朵拖出了大铁门，那时已顾不上疼痛了，只因烟吸得太多而一直恶心。我俩常在一起玩，挨打的却常常是我，像这一类的事没少被潘子看到。
潘子的家里承包了一条河道搞种植，假期的他就像一个童工，提着大竹笼拖着腿走在街上。他性格好，一般不和伙伴儿打架，别人骂他，他回骂两句就走了，他们一家人都喜欢热闹，而且大方，所以他家里就成了我们小伙伴儿的娱乐场所，玩画片、纸包、弹球、跳方格、沙包、跳绳、麻将等游戏都是在他家里。有时玩饿了渴了，在他家厨房找到什么能吃的就吃了，端起瓢来也就喝了，他父母和姐姐从来不反对我们在他家里玩得像个疯子似的，反而也像个孩子一样参与进来。
暑假天最热的时候潘子会和我们一块出去“惹事”，在离家很远的地里有一个铺设公路的工地，工人在那里挖了一个蓄水池，被我们当做了游泳池。中午大人们休息时，我们五六个愣小子光着膀子踩着拖鞋，穿行在叶子已经被晒得卷起来的玉米地里，看到了蒲公英就吹散，看到了蝴蝶就去追赶，看到什么好奇的总要倒腾一番，也不知是谁招惹了蚂蜂，一个伙伴儿被蛰了嘴，嘴唇一下就翻了起来，像手掌一样厚，我们就起了哄，笑得最没良心的那个就一定是潘子了。到了“泳池”，我们就从三米多高的台子上一个接一个往池子里跳，跳得好了就没什么事，跳不好了就被那泥汤子呛得半天也出不来。也不知哪个黑心的把碎玻璃扔进了水里，凡是进那池子的，不是腿上一道口子就是脚上一道口子，因为欢乐，我们对这伤口也就习以为常了。潘子把家里拖拉机用过的轮胎内胎做成了船，我们都抢着坐上去体验了一番这稀罕货，差点没打起来。要说我们童年的暑假是被放养的一点也不假，没有哪个家长会担心自己的孩子丢了，更别说在夏天的大中午去墓地旁的工地里，看他的孩子是不是在泥汤子里泡着澡。
经过一下午的折腾，已是又饿又渴，回家的路上经过一家梨园，我们穿过河道，偷偷地钻进梨园，边摘边吃，看着差不多抱着梨就跑，还没跑多远就听到园主破口大骂。我们跑，园主追，一直追到我们村里，我们从伙伴儿家的后门躲进了楼顶，偷偷地看那人骂街，然后互相对视又偷偷地笑。直到天黑，那人骂完了就走了，我们也放着心各回各家了，可是总有几个回到家里不是被骂就是被揍。吃晚饭的时间，我在村的西头听到了村东头的妇女在喊：“昭昭哎，昭昭哎……好我的碎爷，跑哪去了，欠收拾，快回去吃饭……”
潘子可真是把我当弟弟看，只是长大了我不好意思叫他哥了。初中时，一次去他家找他，无意中他打了我一拳，我便当着他姐姐的面在他后脑勺狠狠地抽了一巴掌，他没还手，只是看着我，这是我到今天都非常自责的一件事。上了高中我们的关系更像是兄弟，因为他比我低一个年级，我们并不常见，所以见了面就显得格外的亲，里面也有很多默契了。上大学见一面就更难了，所以见面了我们就聊很多，未来的发展、感情或者怀旧，他从里到外已经完全是一个哥哥了，所以我很信任他。八年前我们吃酒席时，因我要去外地，他举起杯来说正好，喝了这杯酒算是为我饯行。这话我听起来很别扭，饯行在我看来像是要永远的分别了。
七年前的秋天，各家门前的柿子树挂满了柿子，叶子都还未落，地里的玉米早已准备着人们把它掰下来收回家里，那时潘子的姐姐还在婆家与肚子里的孩子对着话，中秋的团圆日在不远的几天里已经摆开了宴席。我走在从小玩到大的街道上，整条街道的表情都是凝重悲伤的，老人瞪大了眯着的眼睛，小孩儿变得安分多了，剩下的就是围在潘子家门口抹眼泪的乡亲们了。
当我看到潘子的父亲，就是我五十多岁的伯伯坐在炕边哭着的时候，我的泪水就决堤了，我就问：“伯，到底咋回事嘛？”他说：“都怪我，潘子毕业了要去深圳，我就是不愿意，我就这一个儿子，不想叫他离我太远，他可非要去，说先闯荡一年，实在不行了就回来，我一想一年时间就同意了。去了之后他么挣到钱，就这样回来他嫌丢人，然后和他朋友喝酒，喝完酒就觉得身体不对劲，可谁想这娃有病了不给我说，自己买了一张站票从深圳站到了咸阳。回到家还没有大门的钥匙，就蹲到门口给我打电话说他回来了，我一听潘子回来了啥气都消了，我回来了就看见潘子脸黄的很蹲在门口，他说他肚子疼，我就赶快把他背着去医院，都啥时候了他还说爸，你把我放下来，我这么大的人了叫你背着多丢人。去了医院医生说是急性肝中毒，来得太晚了……这几天我天天陪在他旁边，两天前潘子给我说他眼睛咋模糊的很，看不清东西了……哎，都怪我，我不叫他去南方就好了，我就这一个儿子，咋就没了……”
那是我第一次深刻地体会到“欲哭无泪”这个成语，五十多岁的壮汉哭得像个小孩子，早已把眼泪流干了，他恨不得把自己碾碎来换回他的儿子，他哪愿意相信给儿子准备的婚房将要永远的空着了，再也无法听到儿子的回答了，哪怕是“哎”的一声。这个壮汉在小时候遭遇父亲被羞辱，而后是离去，谁知在这一把年纪又要经历一次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肝肠寸断。他想儿子的时候，就去坟头和儿子说话，一趟就是一个夜晚。这事以后，我回家的次数就不太多了，因为每次回家见到潘子的父母，他们的表情和眼神总有些许凝固，我不敢看他们的眼睛，否则不是我的眼泪不受控制就是他们的眼泪不受控制。
我是亲手将我的兄弟下葬的，把他的棺椁一点点埋入土里，我没能见到潘子最后一面，他很在意自己的外表和形象，也许他会说还好没把最痛苦的表情留给他的兄弟看。
七年前的秋天，我很难相信也很不舍地对我的兄弟道别，这次却是永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