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4期|| 张敏：老妻说，她是钉子水泥万能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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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齐也，意为男子的配偶。妻还被称为“内助”，意为帮助丈夫处理家庭内部事务的人。“贤内助”成为好妻子的美称。“妻”是从古至今对妻子的最主要的称呼，在妻之前加上各种附加成分，还有“爱妻”、“贤妻”、“良妻”、“仁妻”、“令妻”、“娇妻”等，除此，还可用“内人”、“荆妻”、“夫人”、“娘子”、“浑家”、“老婆”、“婆娘”、“太太”、“贱内”、““婆姨”、“媳妇”等来称呼。旧时对别人谦称自己妻子为“拙内”、“贱内”。
在西安才子张敏眼中：妻是钉子水泥万能胶。对了，这是妻说的.
文：张 敏
编辑：梁轩诚
在青藏高原当了八年兵，退伍回来分配到一家兵工厂当了工人。那一年我27岁，真是到了该结婚的年龄了。城里的姑娘花花稍稍，一听我家在农村，就敢翘起腿来让我给她擦皮鞋。才放下钢枪的手，怎么能去捏那把小刷子？况且我心有远志，这辈子无论如何也要混个作家当当。娶什么样的老婆？是我为她服务，还是要她为我服务，当时认为是一件天大的事情。那一年五一前夕，参加完最后一个战友的婚礼，借着二两酒兴，我突然当众宣布：再过二十几天，我要在5，23结婚！5，23是什么日子？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发表的那一天。所有的人都愕然，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还没有女朋友。
我这个人一向做事果断，出了口的话就不能再收回来，先给自己订下一个日子截断退路。也就有了个既定目标。就象先织一张网挂起来，什么鸟从什么方向往里闯，全看鸟儿自己的造化了。对于我来说，能逮住什么算什么，网不住漂亮的鸟儿，哪怕是只蚊子也可以，把一生命运交给上帝，让他老人家去安排吧。
劳动节那天夜里，我睡在母亲身边，话题自然就扯到我的婚事上了。家居城市郊区，六O年生活紧张时，一家人由城市居民硬是走后门入了农业社。入了农业社，却融不进当地的家族之中。我们一家是走南闯北的外姓人，早先手中没有牲口，也没有土地，这时精条条几个人一入社，就等于夺了本村人的碗边食。每逢分粮分菜时，名单上永远没有母亲的名字。人家都 分完了，剩下一半泥一半土的粮食，队长仿佛才想起来还有一家人，于是喊上一声，算是开恩。母亲常为这种不公平暗自垂泪，现在我回来了，又是一名复员军人，又在工厂里有一份工资，在那个时代，也算是很能叫响，况且人也帅气，走起路来，挺胸收腹，满潇洒的样儿，听母亲这么一诉苦，立刻心里有了主张，就找一个本村姑娘，让她以后分粮分菜时出头露面，看谁敢再欺负咱家！
大政方针一定，母亲就闭上眼睛开始在心中盘算了。她口中念念有词，全村五六十家门楼，谁家的女子长大了？谁家的女子看着不顺眼，谁家谁家不好说话，要收聘礼呢。盘点到一半的时候，母亲突然坐了起来，一拍大腿说，我看这家就行！母亲说，这家的姑娘名叫方芳，高中毕业刚回来。她妈是生产队长，就住在村子西边，一进门，有一丛热闹的刺梅花。
因为我们是客居他乡，我又当了八年兵，村里的人都认识我，我却弄不清他们谁是谁家的人。听母亲反复给我讲这名字叫方芳的姑娘，脑海中似乎有了一点印象，两条辫子一尺多长，腰很细，走路很苗条。又是高66届毕业生，学校内定的保送对象。母亲说，人样不错，又精干，配你没问题，再说，她妈是妇女队长，没人敢惹。我说，那就是她了，明天我就去找她。那一夜，窗外的槐花时时摇曳出醉人的芬芳，睡梦中，似乎有一只鸟儿希里糊涂撞在我织的网上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夹着我写的五个电影文学剧本，装成散步的模样来到她家。我未来的丈母娘正在门前扫地，见我就招呼道，什么风把你吹到我家来了？我称呼了一句婶子便说，听说你家的刺玖梅花开了，来看看。能不能铰上一枝？一进门，果然是一丛好花，每朵花都有碗口大，火灼灼耀人目光。方芳听见了，从耳房拿着一把剪刀跑出来说，敏哥，要几枝？我给你剪！当地风俗，对外乡人一律按年令排辈，叫我一声哥是因为她把我妈也叫婶子。
人样不错。就是我母亲昨夜给我描绘的那个样。她在剪花的时候，看见我夹在胳膊下的一摞手稿，便希罕的问，听婶子说，你要写电影？了不起！到底是高中毕业生，肚子里有些墨水，我俩一说就能说到一块。那五个剧本，加起来几十万字，虽然还没有一家电影制片厂等着这些米下锅，但那清秀的文字，也足以让她对我另眼看相待了。那天在她的简陋的闺房里，话一扯开头，就收不住尾。她高中毕业三年了，一直在学校闹革命，去过北京，是毛主席八一八接见的第一批红卫兵。如今全国已无一所大学可上。同学们纷纷上山下乡，她只好回到村上。年令也合适，小我三岁。
“就是她了！”我在心里说，水里泥里，风里火里，这辈子搭帮着过吧！临走时，我匆匆在剧本的最后一页上写了几句话：后天上午九点钟，我在59路汽车站终点等你，有话说。十点以后就不等 了。记住，若来，别忘了把我的作品带来还我。回到家，母亲问我咋样？我春风满面的说，本月下旬结婚，该怎么准备，你就准备吧！说这话，我心里已经有了底。从刚才她翻稿纸时眼中露出的惊喜，我知道她不会拒绝我。
第三天上午九点钟，我骑车来到59路公共汽车终点站时，她已经在那里站了快一个小时。
那一年的5月23号，我们如期的举行了婚礼。我在当天的日记里写到：一桩人生大事办完了，下来就忙你的事业吧！
因为婚事匆促，我的洞房就在父母亲的大房子里占了一个角，一年后方芳怀了孩子，只好租房搬出去住。那时的农村，申请庄基地是一件大事。公社每年最多能给村里批上三家，可在公社申请排队的就有几十家。象我这种情况，排上十年也不一定能轮上。她要参加劳动挣工分，又没有自己的房院，农民还要租房子住？很让村里人看不起。我脑子一转，便有了主意。提笔给各级信访部门写信，上到国务院，下到省市区。反正我会写，会把困难表述的淋漓致尽，让人看了心酸。信写好，也不贴邮票，信封角上写上四个字：邮资总付。到头也不知道谁付钱。几十封信几个月后全部批转到公社。公社书记的桌子上，那几十封信摞起来有半尺高，很多信封上还加盖着XX办公厅之类的大印，这很让公社书记搔头。某一日， 公社书记亲临我租住的小屋，吃了一顿南瓜饺子，就大笔一挥给我批了三分庄基地。
这真是一件大事，众乡亲一个个眼中放出火来。公社书记亲自上门给批庄基地，都认定我在中央某部门有后腿。都说张敏这小子，红萝卜调辣子，吃出看不出。方芳听了，也只是一笑，并不说明。中央有熟人有什么不好，说明我眼中有水，找了个好女婿。夜里调笑时，方芳说，真没想到你是个穷鬼。还有后门呢？复员费哪去了？我说，为了写作，我去烟台去看海洋都花光了。庄基地是一块净土，拿什么盖房子？我又费上脑子了。关中农村盖房子，砖瓦木料，一样也不能少。可买这些东西都很费钱。我每月38元工资，还要孝敬父母，身上的零用钱，永远不超过2元。一日，从西北大学的操场边路过，见草丛里扔着十几块盖大楼剩下的楼板，很有些年头了。于是便想，这东西不错，垒两道墙搭上去，不就是房子么？于是托朋友，找关系，寻见了盖楼的基建科长。科长一听我用楼板建私房，头摇得连烟都噙不住。见我心切语恳，一咬牙说，交五十块钱全部拉走，我早想腾地方了。我抹下腕上的手表送到寄卖行，当天，就用马车把楼板拉回来了。在七十年代初，西安绝对没有一家人用楼板盖私房，想都不往那上面想。多亏文学，让我脑子灵活。我深信，大楼能用，我的小平房就能用！
盖这种楼板房子，那种土坯墙就不行了，必须要垒砖墙。砖头在哪里？不长时间，我便打听到距村子一公里远的公安农场，有一排猪圈不要了，谁要的话，一个交五元钱就行。我去看了看，还行。猪圈全是用砖垒的，虽说囫囵的不多，可也都是砖头。是砖头就可以支撑起我未来的房子，咬咬牙，一次就买了四个。
现在回忆起来，我和方芳的恋爱是从拆猪圈那时才真正开始的。那真是一场体力与意志的拼博，十几万块砖要一块一块拆下来，刮去上面的腥臭，然后码起来。每码一块砖头，都在心中升起一丝希望，这是为自己，为儿女建造一个家呀！夫妻俩在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迸发出来的力量是惊人的。起早贪黑，把一切可以挤出的时间都拼上了。一个多月后，码起的砖头堆得像一座小山包了。入夜之后，哄睡了孩子，我们便开始运砖。她出了一天工，我上了一天班，白天是给国家干，夜晚是给自己干。在黝黑的田野里，去的时候，我拉着她，我们争论着建房的每一道细节，每一个细节都是对未来的憧憬，这憧憬便会给腿脚注入不少的力气。回来的时候，通常是她在前面架辕，我在后边使劲推，运一趟砖大概需 要一个小时，一次能拉一百多块。没有路，架子车在凹凸不平的田野里，全靠我们俩身单力薄的一种相互支持。头几车还行，到了后半夜，每上一道塄坎，她都要挣出一个屁来。那屁声在空寂的原野上，分外响亮，为了回答她，我也要使劲挣出来一个，于是，屁声过后便是笑声。她在前面摇摇头，细密的汗珠便会飞溅在我的脸上，伸出舌头尝一下，全是咸的。于是，我便喘着气说，这是最后一车了，再不拉了！一车砖拉到庄基地上，她卸砖，我抽一支烟，完了之后，她又会说，再拉一车吧，拉一车就能给咱垒个墙角呀！一个柔弱的女子，身上何以有这么多的力气？为了建设一个家，我只好又扶起车辕……整整一个冬天，我们把十几万块砖头硬是一块一块拉回来了。
第二年春天，只花了不到200元，我们就盖起了村里最大最漂亮的房子。五里八乡的人听说不用木料就可以盖房子，都来参观时，我才发现方芳的眼睛更大更明亮了。研究之 后才知道，原来是减肥的缘帮。那一年，她原本只有九十多斤的体重成了七十斤，整个一杆风中的修竹。
说话间也就到了1978年。那年元月份，我的处女作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了，拿到了第一笔稿费12元。接下来便听说大学要恢复高考。她是66届的老高中毕业生，学业在当时的重点学校也拨尖，若不是文革，大学早毕业了。听到这消息，她激动的整夜睡不着觉，可那时，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为了圆她一个梦，我到处为她寻找教材，她一边搂着吃奶的孩子一边复习，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延安大学。考上了，她又不想上了。她说，我只是想争一口气，咱们俩，你已经出成绩了，能保住一个就不错了，这一摊子，我走了，你咋办？
我想想，也是。她去千里之外读书，丢下两个孩子，我还要上班，别说文学创作了，一个家也就散伙了。为了这个家，方芳和我约定，以后再不准说上大学的事！谁说了，她心里都要流泪。
那年春天，贾平凹抱着被褥来到我们家。方芳为他铺床，为他浆洗 ，每顿做饭，都多添一瓢水，留一大碗饭在后锅给他温着。她说，男人们要成就事业，就要互相拧到一起干。那时节，贾平 凹的每一篇小说，每一篇散文，她都是第一个读者。她和我都敬佩贾平凹的才华。常常能为结纳这么一个朋友而骄傲。每逢节假日，她早早为我俩做好早饭，便领着孩子到大门外，然后锁住大门，不让外人来干绕我们，也不许孩子们吵闹。我和平凹一动笔就是七八个小时，她就在门外守七八个小时。平凹感叹地说,嫂子真是一个好人，写不出好文章第一就对不起她！因为家里有了贾平凹，因为有一个独院，又因为她的好客，当今中国文坛上的大腕，几乎有一半都到我家作过客，她熟知各路人马的秉性与口味，往往北京打来一个电话，她立刻就擀面买肉，北京客人一下飞机，立刻就能吃上她做的大卤面。弄到现在，她的名声比我的还大，许多朋友一到西安就说，到张敏家，吃嫂子去！
1980年，争议小说《天池泪》在上海发表，我收到了几千封读者来信，其中不乏青年女子的求爱。湖南有个叫欧阳柔红的姑娘，不但寄来了她的芳照，还赤裸裸的说了些非我不嫁的话。这封信到了方芳手中，她哈哈大笑说，终于有人和我来抢老公了，也弄上一堆砖头，让她尝尝 味道。因为是远方书信的往来，她笑过之后也就不在意了。夜里掏出那张支票来，说了许多四万元的好话，然后就递给她。她一手接了支票，另一只手伸出来就要去撕，不是我早有准备，那张支票就粉碎了。她捂了脸，只说一句，金山银海我都不要！你让她到咱家来，我亲口给她说。
这位高干家的女子也真是个人物，提着个坤包，说来就来了。刚来的时候，一幅盛气凌人的样儿，完全不把方芳放在眼里-------她后来说，一个农村妇女，给她四万元，买她一个不值钱的丈夫，我就不信！后为在我家住了几天，眼见各路朋友川流不息，眼见方芳应答如流。有天下午，方芳在给上了中学的儿子辅导功课，一会儿英语，一会儿数学。她听了一半，就到麦田里散步了。傍晚回来的时候，她让我去送送她。在西安饭庄的西餐厅里，她喝了血红的葡萄酒，说了句掏心窝的真心话：你这个家，简直是一座钢筋水泥碉堡，炮弹打不进去，蚊虫也飞不进去，我服了！你们好好过中国人的日子吧！
后来我听方芳对贾平凹说，在这个家里，我就是钉子，是水泥，是万能胶，把你们这些石头、砖头和沙子都沾住，让谁都掰不开！
九十年代初，贾平凹刚刚离开，高建群便从陕北调到西安，住在我家旁边，补了贾平凹的缺。那时候，正兴起作家换笔置电脑，我便和高建群商量，咱们也买台电脑，不会用不要紧，顾上个电脑小姐，每月给她开上几百元，咱写她打，享受一下红袖添香夜读书的味道！高建 群对此建议十分欣赏，忙说，要找就找个顺眼的，有电脑和小姐在身后催着，肯定一年可以写三个长篇。这是阳谋，光明正大，高建群说，嫂子你如果不放心，可以每天不闭眼监视住他们。
电脑买来了，两位夫人却同时宣布：就让我们这些老小姐为你们服务吧！高建群夫人年轻，又是上班族，学电脑没问题。方芳此时已年过半百，银发飘飘，孙女整天拉着她不松手，再学电脑，怕不太可能吧？岂料她又 焕发出当年拉砖头的劲头，把孙女送进了托儿所，从书店买回来几本书，坐在银屏前面，硬是半个月不离屁股，学会了五笔输入法。
我说老了老了，这又何必呢，咱家又不缺那每月几百元。
方芳说，你以为我心疼那几个钱？钱是个啥东西！我见不得有个女人坐在咱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