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是个什么玩意儿？
易学，是个什么玩意儿？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处处可以看到“易学”的影子，但是想用三言两语把它说清楚，却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因为易学包含的内容实在是太多了，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的：“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易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至繁。”连以博学著称于世的纪晓岚都做如此感叹，可见易学确乎繁杂之极。可这么繁杂一个东西，古人偏偏将其命名为”易“，不能不说是一个奇妙的事情。
易学从古至今就被文化人视为“大道之源”，是世间一切学问的渊薮。但是绝大多数普通人对易学的认知，仍然停留在“算卦”的境界，或者美其名曰“预测学”。其实这也没有什么错，渴望对未来的了解和掌握，是人类的天性，并不因为古今不同，而产生什么差异。只是由于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许多和人类生存相关的基本能力，比如看天时，测风雨，感知天灾等等，都已经外化发展成为了不同门类的科学。对于未知世界的认识，古人借助的是“易学”，是“巫觋”或“圣人”，而现代人依靠的是“科学”，是“大师”或“专家”。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理由去薄古厚今，嘲笑古人。
为什么人们会片面地认为易学是占卜算卦的学问呢？那是因为如果向上追易学的根，就要追到《周易》这部书上。《周礼▪春官▪太卜》中说：“（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连山》和《归藏》已经失传，传世的只有《周易》。而太卜是周朝掌管占卜的政府官员，由此可见，《周易》确乎是一部占卜之书。
虽然《周易》是一部占卜之书，但是绝不是一部简单的占卜之书。在商周时代，占卜绝非是后世街头巷尾术士的糊口之举，而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大事，掌控占卜的人也居于统治阶级高位，甚至是帝王本身。易学可以说是源于占卜，但又远远高于占卜，它是在天人相应的思想指导下，应用取类比象的方法，研究万事万物运行规律及其相互关系的学问。占卜，或者说是算卦，只是易学的一个小小的应用。
自中华文明肇始以来，易学就已经熔入了中国文化之中。从伏羲画卦开易学之先河，到文王演易宏易学之应用，再到诸子百家各抒己见之发挥，易学前后相因，递变发展。诸子百家兴起，易学也随之发生分化，逐步形成了道家易、儒家易及术家易等多个分支。其後始皇焚书，易以卜筮之书独存，然文化遭此大劫，易学也未能幸免，从此盛极而衰。有赖于西汉的文化重建工作，易学才能够重整旗鼓，兴盛起来。通过《淮南子》，我们可以看到道家易的流传；透过《春秋繁露》，我们可以体会到儒家易的演进；而汉代流行的占断灾异之学，也将术数易的发展推到了一个高峰 。
由于从汉朝开始，儒学一直居于国家文化的统治地位，所以儒家易也就成了易学中的”显学“；道家易则吸收了神仙方士的修行成果和术数易中的有价值成分，在道家人士中秘密流传，成了易学中的”隐学“；而术数易则融进了天文、地理、气象、医学等诸多具体科学中，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神秘文化和科学体系。而作为神秘文化的末流，卜筮、相命、拆字、堪舆、择日等流传于街头巷尾，成了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儒家易和道家易构成了后世易学研究的两大主流，两者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对于”义理“和”象数“的偏重和取舍。象、数、义、理被称为“易之四德”。简单地说，“象”是卦及其所象征的事物的形象，“数”反映卦象中的数理关系，“义”表达了伦理道义的思想，“理”是对万物的规律所做的探讨。一般来讲，儒家易偏于义理，而道家易和术数易则偏于象数。
偏于义理，则更多地用于说理和教化，偏于象数，则更多地用于实际应用。普通百姓不喜欢枯燥的说理，只喜欢神奇怪异的各种故事，所以历史上那些能掐会算的术士比专注于训诂考据的儒士要有名的多。而历代统治者也不喜欢空洞的理论，更喜欢能够起到实打实作用的方法，所以才有“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政治格言。历史上周朝的姜子牙，春秋越国的范蠡、文种，汉朝的张良，三国的诸葛亮，唐朝的李淳风，明朝的刘伯温等等都是道家人物和象数高手。当然，他们不但能掐会算，还都以自己高超的政治才能运筹帷幄，辅佐群雄争霸天下，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曾起过极其重大的作用。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听上去更像是官场失意人物的自嘲之语，但是其中隐含的却是医道如同政道，能够将政治操弄于掌股之间的人物，转行去做医生没有丝毫的隔阂。之所以能够做到游刃于两者之间，其根本还在于在古人看来所有的学问的“根根”只有一个，那就是“易”。精通了“易”，就能像打通奇经八脉一样，一通百通，融会贯通了。
中医是易学在具体科学中最显著和最成功的应用。中医学在其创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和道家易及术数易有着莫大的关系。
中医学在起始阶段，便与卜筮混同、共存，成为古人除病消灾的手段和工具，掌管卜筮的巫觋往往也是负责部族医疗保健的医师。战国时期，是中医理论体系逐步建立的时候，中医学更是受到易学的象数理论的直接指导和影响。《黄帝内经》在道家方士的人体修行实践基础上，吸取了易学天人相应、取类比象的思维方法，借助易学阴阳五行的象数模型，构筑起了中医理论体系，也铸就了医易汇通的基本格局。而同时代的《神农本草经》在则在易学的指导下，建立了四气、五味、升降浮沉的中药学理论基础。汉代张仲景则以六经辨证论伤寒，五脏辨证论金匮，将易学象数和中医方剂的运用融为一体，其所写就的《伤寒杂病论》号称“方书之祖”，则奠定了中医方剂学的基础。至此，中医学理、法、方、药各方面基本完备，成为了一门系统的具体科学。
易学是哲学，医学是具体科学。易学不能替代医学，就像哲学不能替代任何具体科学一样，但是易学是我们深入理解中医，感悟中医的一把钥匙，这是古今中医大家的共识。唐朝逊思邈说：“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明朝张景岳则更明确地提出：“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骸。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源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
医易，是感悟易学的捷径；易医，是理解中医的法门。在医易汇通中，品味先人的智慧，则是我们创作这个系列文章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