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西蒙 · 德 · 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忌日。
大多数人知道她，可能是因为她和存在主义哲学之父萨特之间的“旷世之恋”：但她作为个体的那一部分，显然更值得被关注。
1949 年，41 岁的波伏娃发表了她最著名的著作《第二性》，而这也是女性主义文学里最光亮的一笔。波伏娃用存在主义的方式，提出了有关于女性著名的“他者”论：
女人被剥削，被歧视，被刻板印象化，因为我们是被“男人”定义着的：但那些柔弱、次要性...并不是我们女人的特质。
“我们并不是生来就是女人，我们是后来变成的。“
这几乎可以为之后所有的女性议题，包括反堕胎，反家暴，反职场歧视...溯源。
（1975 年波伏娃访谈）
包括在 1975 年，电影学者劳拉 · 穆维对传统好莱坞电影提出的质疑：当在银幕上看到一名女性，那并不是“我们”在看到的，而是通过电影中男主人公的目光，去塑造这个女性形象。
所以，从某种程度而言，波伏娃，这个出生在一个天主教的家庭的女性，帮助女性“找到了自己”。
该怎样讲述波伏娃的一生呢？它充满了矛盾，是纯粹的理性，和绝对的浪漫。波伏娃通常是很激进的，你难以找到她任何中立的观点。不过，总有一道线索贯穿着始终，从她的文学，到她的个人生活：
追求独立和自由。
1908 年，波伏娃出生在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里。她在一所修道院学校接受教育，并笃信宗教：而这一切在 14 岁时发生了改变，她遭遇了信仰危机，并成为了一名无神论者。小时候，波伏娃相当聪明。但比较讽刺的是，她的父亲是这么形容她的才智的：西蒙娜总是能像男人一样思考！而在 17 岁的时候，她就已经从大学毕业，20 岁之前，她获得了索邦大学的高等学位。而 21 岁的她不仅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通过哲学聚集考试(aggregate in philosophy)的人，而且在当年参加该考试的所有学生中，她的成绩位居第二。这是一项很难的考试，而在业内相当有声望。当时得第一名的人，也许你想到了，在聊到她和萨特之前，先看看波伏娃的文作成就。作为文学家与哲学家的波伏娃，几乎是“什么都写“。哲学、道德、性、存在主义、文学批评、回忆录、小说、社会理论、政治理论、性别理论……她总是做探索这些话题的先行者。而她的创举之一，绝对是她作为一名女权主义者。尽管之前在很多文学作品里也有很多关于女性意识的描写，但是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里，真正为“女权运动”提供了一个概念。你可能觉得她不够静水流深，也有些冒进，但她在《第二性》里提出的那些话，无疑是振聋发聩的。她提出了的核心论点是，“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了女人。”“男人的极大幸运在于，他，不论在成年还是在小时候，必须踏上一条极为艰苦的道路，不过这是一条最可靠的道路；女人的不幸则在于被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着；她不被要求奋发向上，只被鼓励滑下去到达极乐。当她发觉自己被海市蜃楼愚弄时，已经为时太晚，她的力量在失败的冒险中已被耗尽。”“一个女人如果“功成名就”，如果在某种真正的职业当中，如在戏剧，音乐，舞蹈当中被承认是一个天才，便会摆脱高级妓女的地位。她能够懂得真正的独立，但是大多数人一生都处于不安定的地位，她们永远需要重新勾引大众和男人。”
这本书被誉为当时讨论妇女问题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满智慧“的书。波伏娃讨论了女性的父权压迫,与性别角色。
除此之外，她的小说《名士风流》还获得了法国文学的最高荣誉，这本自传式的小说里，她详细描述了她和她有着最紧密联系的知识分子（包括萨特和加缪）的斗争，以及他们的各种生活和努力，以及他们是以什么角度在影响着这个世界。当然， 小说里，还描述了她和男人们的关系：坦率，且直接，当时引起了很多争议。当然，当谈论到波伏娃的所有，她的作品，个人生活，理论以及观点，都无可避免提到的是萨特。29 岁的波伏娃遇见了萨特，他们被法国知识分子界看成是王子与公主。他们会像所有的文坛眷侣那样，被文人狗仔队追逐，阅读彼此的作品，甚至一起会见卡斯特罗，切 · 格瓦拉这样的外国政要。两人有一张经典的合照：在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纪念碑前摆姿势。他们是那样酷。但在绝对浪漫之外，波伏娃显然为这段爱情提供了另一种设想并付诸实践：开放式关系。两个人从未结过婚，甚至没有建立过类似家庭的关系。他们允许对方爱上别人，无论男女，甚至允许有人加入到他们的关系中。最著名的一段是波伏娃、萨特以及他俩的女学生奥尔佳之间的一段“三角恋”：当时波伏娃的班上有个叫奥尔加的女孩，很崇拜波伏娃，而波伏娃也与她互相欣赏，于是两个人之间有了一种亲密的感情。而巧的是，萨特在此期间也与来自俄国的奥尔加相爱。于是三个人之间有了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开始了一段长达两年的爱情。这其间，有爱的追逐，迷思和痛苦纠结，最后还是无疾而终。此外，波伏娃也还曾经爱上了美国作家尼尔森 · 阿尔格伦，并给后者写了一封“经典“的情书，阐述了她对亲密关系的见解。“我渴望能见你一面，但请你记得，我不会开口要求见你。这不是因为骄傲，你不知道我在你面前毫无骄傲可言，而是因为，唯有你也想见我的时候，我们见面才有意义。 “但她对萨特的爱是从始至终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恋人、知己以及战友。波伏娃也坦言，倘若萨特生命中出现了一个和她同样重要的女人，她将“十分嫉妒“。在 1955 年，两人受邀来到北京，而波伏娃回去后写了 40 万字的随笔以介绍这个遥远的国度。而两人对政治也是一样的关注，他们曾经支持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独立，并不顾被袭击的风险。在 1970 年代，波伏娃一边积极投身争取妇女权利的运动，比如支持堕胎合法，参与女权主义游行，抗议日常性别歧视；同时，还在照顾着身体状况每日愈下的萨特，并帮她整理文稿：尽管两人没有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在 1980 年时，75 岁的萨特去世，而波伏娃在葬礼后写下了一本怀念的传记《永别的仪式》，并说“他的死亡把我们分开了，我的死也不能让我们重逢。我们能够和谐相处这么多年已经非常美好了。”几年后，79 岁的波伏娃去世，而按她的要求，她与萨特葬在了一起。比较有趣的事是，理性与慧聪的波伏娃，在感情上，似乎有种极致的浪漫。尽管时至今日，对波伏娃会有着不同的见解：有些是质询她的感情观，有些则是在思考那些激进的尝试在今天未必适用。波伏娃在 1976 年的一次访谈中，也曾说过：“把我和萨特当作模范是很可笑的，人们必须找到他们自己的共同爱好和他们自己的相处方式。”但，这个天主教家庭出生的女孩，依然用她的叛逆、独立、自由和思辨在文坛，以及女性历史上染下华墨：思考也许不是由“正确与否”来定义的，而是由意义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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