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非王土”的格局啥时结束的?
孟子有个理想:让普天下百姓家家分得五亩宅基地,房子周围种上桑树,有了桑叶便好养蚕,五十往上的老人就能穿上丝绵了。再养上一群鸡猪家畜,七十往上的老人就能吃上肉了。《礼记》不是说吗:“(人)五十始衰,六十无肉不饱,七十无绵不暖……”
当然,更重要的是每家授给良田百亩,让一家人衣食无忧。孩子们吃饱饭,再去书塾学习孝悌之道;往后家里的重活累活,年轻人抢着干,老辈儿只管享清福——王道乐土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孟子这张蓝图,是按井田制的理想绘制的。井田制相传兴于商代,盛于周朝。就是把九百亩一块方方正正的农田,按“井”字划为九格,每格一百亩;周围八格分给八户人家,中间一格是公田,由八家共同耕作。田是国君分给贵族的,不能买卖;不过田主除了享有公田收益,八家还要向他纳贡。这就是《诗经·北山》所说的“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了。
孟子是个宣传家,只管绘蓝图,不论可行性,自然也没有实践的机会。倒是西汉末年有个外戚王莽,不但全盘接受了这套理论,还试图付之实施。于是关起门来设计了一套“新政”,包括将天下农田统统收归国有,改称“王田”,庶民不得私下买卖。并按井田古制,规定一家八口只能占地九百亩,多余的要分给别家——本意是实践“耕者有其田”的儒家理想,结果适得其反,如同给已经点燃的社会矛盾泼了一瓢热油,最终王莽连同他的井田新政一同在这场大火中化 为灰烬。
后世学者马端临在所著《文献通考》中写了一篇按语,专门分析王莽的失败原因。他说,要实施井田制,先要给农田分出等级:年年能种的上等好田,每家授一百亩也就够了。若是隔年轮种的中等田地,一家应授二百亩才行。而三年轮耕的,一家则要授三百亩。这就需要官府对土地的肥瘠做全面翔实的调查。
其次,好田分给七口之家,中田、次田分给六口、五口之家,这又要对百姓的户口有准确把握。而“上农”(勤劳能干者)可以养活九口人,次一等的养活八口,再次的养活六口;因而对农民的勤惰素质,也要有所考察。此外,授田制度还涉及年龄的长幼、职业的区分,这都需要当权者全面把握,他们做得到吗?
文章接着说:周代实行“封建”制,土地分封给公侯伯子男,大者百里,小者五七十里。小国寡民,立法容易。那些国君领主,不过就是大地主,对辖下的农户了如指掌,实行井田制相对容易。
可是经过春秋兼并,至战国七雄,国家强盛,地广人稠。各国君主野心勃勃,对百姓漠不关心,井田法的弊病已经凸显出来。再到汉代,官员调动频繁,哪有时间了解地况民情?百姓打个田土官司,还有拖上几十年的呢,何况分田这样的大事,能做到公平合理,当场拍板吗?再加上胥吏从中捣乱,要想全面推行井田法,几乎是不可能的。
马端临最后说,三代而上,田产不是庶人所能拥有的,一切还好办。秦废“封建”,庶民可以拥有土地,井田制的条件已完全丧失。后人要想恢复井田法,就要强夺庶民的田产,引来广泛的怨怼,因而王莽的失败是理所必然的。
马端临(1254-1323)是宋末元初著名的历史学家,对政治经济有深入研究。所著《文献通考》集古代典章制度之大成,备受学者推重。只看这篇按语,逻辑严密、说理透辟,下笔千言,洋洋洒洒。单独摘出来,便是一篇见地不凡的经济学论文。
值得注意的是,马氏所称的“封建”,与今天我们常说的“封建”不同,系专指商周分封制。而自秦代始,改“封建”为“郡县”,土地不再是王者及贵族所专有,庶民也可拥有并买卖。这本来是一大进步,却又导致另一弊端,即田土兼并迅速,“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书·食货志》)。当此之时,孟子的“农家乐”图画,就显得格外诱人。因而呼吁恢复井田制的,代不乏人。——他们呼吁的是一种公平精神,却往往忽视了井田制“莫非王土”“莫非王臣”的背景,耕种者被束缚于“王土”之上,其“王臣”的身份略等于奴隶。
也有人认为,马端临虽然明察秋毫,但仍不免为古书所误。有农村生活经验的人都清楚,以“井”字规划农田的做法,即便在平原地区,也是不易做到的。孟子所鼓吹的井田制,大概始终是纸上谈兵,除了王莽的失败试验,应该从未大规模实行过。——即便如此,马氏的分析仍可视为对这种构想的全面质疑;至于轻信古书的错误,可以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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