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女知青下乡住我家
作者：巢书林
来源：乐亭文化研究会《读乐亭》杂志
题图来自网络，仅为配图，和本文无关
1968年9月11日，高粱红了，玉米上场的时候，一辆大马车拉着全县第一批知识青年下乡来到我们村（汀流河丰庄）安家落户。这次下乡的有5位知青，他们都是乐亭一中的学生，城市户口，吃商品粮。文革开始的时候，有二人读高三，三人正在上高二。如今响应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据带队的领导介绍，这一批下乡知青共去了两个地方，一组去了赵滩，一组来到丰庄。因为当时这两个村在县是学大寨的先进单位，来到丰庄的这二男三女，男的姓刘、姓赵，女的分别姓杨、薛、尹。他们被安排到七队和八队，我家属八队，安排了三名女知青住在我家。因为我叔叔是部队干部，一家在外，家有三间闲房，地方宽敞又肃静。知青进驻后有现成的锅灶，自己做饭没有干扰。
晚上，大队开了全村群众参加的欢迎晚会，大队书记、知青代表分别作了表态发言。知青代表小尹慷慨陈词：决心扎根农村干革命，踩一脚牛屎，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最后大队文艺宣传队还演出了文艺节目。
我妈妈是一个热心肠的人，知青来的第一天就和孩子们建立了感情，当她们把行李放到屋里的时候，她一眼就看出了她们的家境，说：“这三个孩子只有一个行李像点样，有人惦着，另外两个差一些。就和队长说：“你给他们整点好粮食和整装点的柴禾，将心比心，咱们也有孩子，他们撇家失业地到咱们跟前来不容易。”大队书记把妈叫到一边说：“婶子，你要多操心照顾她们，就当多了仨闺女，她们在城里惯了，在咱们这儿不习惯，晚上给准备个便盆啥的，省得她们解个手啥的往外跑。”妈妈说：“这些事儿等你说就晚八春了，你看看我准备得满意不？”书记一阵哈哈大笑，说：“姜还是老的辣！”
在那个年代，知青们都是20岁左右的热血青年，对生活充满激情和幻想，但是把“到大风大浪中去游泳”的口号变成现实的时候，就不那么容易了，用他们的话说，下乡需要过三关：第一关是生活关。知青在学校吃食堂，在家里也没几个上过锅台，可以说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学生生活。现在做饭是个难关，刚开始做饭不是糊就是生，吃粥的时候多，不会做面饭。第一次蒸馒头，一揭锅尽是小黄球（碱使大了），说起来哈哈大笑，充满着乐观主义精神。因为在一个院住着，妈妈几乎天天帮她们做饭，
告诉她们
用多少米，放多少水，烧多大火；做面饭怎么发面、
使碱
，有时做了菜饽饽、饺子还给孩子们尝尝。她们说：“大妈做的饭真好吃。”那时没有条件洗澡，一天一身臭汗，有时只能用大锅温点水擦身上，有时连擦都不擦，恐怕贫下中农说她们娇性。衣服被褥脏了、破了，拆拆洗洗，连针都不会拿，一次有一个姑娘缝被子，连用折了三根针。有时叫妈妈帮她们，教她们做。这样，娘儿几个感情就更深了。
知青下乡，家长最牵挂，经常来看望，我家成了接待站，妈妈成了站长。家长来时，一般孩子们都上班劳动，自然就由妈妈陪着唠嗑交流。有一个知青父母是离异的，母亲总是惦记着女儿，她来看闺女，一见面就眼泪汪汪，晚上没有回去就就和妈妈住在一起，姐
俩个
几乎唠了一宿。她说：“老嫂子，孩子们在你这儿我就放心了，你对孩子们这么好，我这亲妈也不如啊！孩子们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你就担待着着点儿，有什么忙不过来的活儿，给我捎个信儿，我来帮你。”
还有一个知青祖籍山东，自幼丧母，父亲在县城工作，经常骑着自行车来看望女儿，每次都是妈妈接待，有时把拿来东西放在我家就回去，由妈妈代转。后来，石家庄的，卢龙的、县城的亲人们都先后到过我家，从生活到居住环境妈妈和知青的感情各方面都得到心理上的安慰。
知青们下乡的第二关是劳动关。他们从校门到农村，虽然经过二年多的历练，但劳动毕竟和想象的不一样。表决心发誓言在实际中需要过程。记得下乡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但月光照得像白昼一样。那时没有钟表，几个知青就起床上班了，到外边一看，一个人影都没有。看场的老头告诉他们还没有三点钟，要他们等队长敲钟再上班，于是回家又睡了一觉儿。
春天挑水栽白薯，队长照顾他们不让他们挑水，可他们硬要挑，一个个光着脚丫子，压得东倒西歪，两手掫着扁担，活像电影朝阳沟里的银环。肩膀压肿了，偷偷地抹眼泪。大队植树搬树苗时，姑娘和小伙子们一负一正地扛，说这是炼红心。
第三关是社会人情关。知青劳动不几天，生产队到村南收花生，要趟水过河，知青小刘见一小脚老太太趟水艰难，就主动搀扶（这老人是富农分子）。这一举动遭到一些人的非议：说什么扶四类分子过河，立场有问题。也有的人说：四类分子脑门上又没贴标签，知青办好事，不表扬人家也不怪，别瞎上纲。下乡后的第一个春节，知青们掐着手指算，盼回家过年，可广播里却传来了倡议：不回城市过春节，留在农村干革命。很多人违心接受，跟着表态，到了春节的时候，干部合计：偷偷给知青放几天假，让他们不要声张地回家过个团圆年。知青下乡，随乡就俗是主要一课。她们看到我妈妈在村里威望较高，又在一个院住着，所以什么事儿都愿跟大妈说说。
一次县里办学习班，想占知青们的住房，村干部犯了难。当时的公社书记想以势压人，找妈妈号房，妈妈据理力争，当着众人的面把个书记数落了一通，书记无言以对，心服口服。这一举动为青年们解了围，为大队干部挡了难。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她们处对象的事都找大妈拿主意，一知青的对象是陶庄的同学，由于他自幼丧母，所以从结婚、生孩子、打对月子都是大妈张罗在前。孩子过了满月，她抱着孩子到我家来，算是回娘家，她到家后把孩子往大妈怀里一放就去串门儿访友，到了吃中饭的时候还是派人找回来的，大妈把她数落得一个劲地乐，还向着大妈撒娇，那场景不亚于亲生母女。走的时候，妈妈帮她抱着孩子送到三里地外的亲戚家。
感情是难以割舍的。当时知青们回家，总是把当地的特产节日的稀罕物捎给妈妈。一知青上大学后分配工作在唐山，从参加工作，每逢过年都寄钱，如今她都是当奶奶的人了，仍不忘初心。每逢春节前见到她的汇款单，村里的人都说：这样的下乡青年真有良心。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68年12月上面又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各地知青下乡掀起高潮。这时，又有唐山东矿区十几名知青下乡来到我村，还有北京大学的4名知青也下乡到村了。来的人多了，村里就建了青年点，安排集中食宿。他们在农村这广阔天地里大显身手：大队试验场、林场有他们的身影；文艺宣传队他们是主力；学校教师他们勇挑重担；村广播室有他们的播音；写村史、搞规划有他们参加；墙上写大字标语更是他们的拿手戏；还有人当了生产队会计。1969年20年国庆，还有一名代表被安排参加了北京的国庆观礼。
回忆起来，在一次全县知青工作会上，一位知青代表说：“我们是第一代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当我们老了的时候，会对我们的后代说，我们和老红军、老八路一样自豪，我们干了前所未有的事业，会记入史册的。”
（作者巢书林，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