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死刑的传播学考量 | 土城·早茶夜读
大家好，欢迎收听早茶夜读。我是土城，现供职于京城一家律所。因为这个月的主题书《杀戮的艰难》是我推荐的，所以我在这里为五月的话题做个简要导读，首先开门见山，我亮出自己对死刑制度的看法，然后讲一下支持死刑和反对死刑的一般观点，最后讲一下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预祝阅读愉快，五一快乐。
一 我看死刑
开篇之前，我想亮出我对死刑制度的看法。
《杀戮的艰难》讲了不少左右为难的故事——
死刑不人道；那凶手杀人的时候顾及到人道了吗？死刑一旦出现错判，有人将会枉死；死刑审判经过这么多人严格的程序审核，怎么可能会出现错误？没有死刑，法律没有威慑；数据表明死刑并没有减少故意杀人等暴力犯罪……反对，或赞成，在没有废除死刑的国家和地区，不同态度的人无数次这样来回展开拉锯战。
书中讨论了许多针锋相对的观点。在我看来，无需保留死刑的理由只有一个：死刑不再必要。
讨论死刑，必须放在传播学角度去思考。因为，死刑一直都是一个传播学问题。
古代的信息传播能力不足，法律的威慑力需要能直接产生强烈生理、心理反应的方式去传播。为了显示权威，警示不法者，最好的方法是让不法者看见惩罚。
而死刑，具有最强传播力度。
死刑的执行，也是从残酷到“文明”的历程。凌迟、车裂、腰斩、烹煮，给观者产生强烈的震撼和威慑，而今天的死刑执行，采用电刑、注射、枪毙的方式，只有小范围的人知道。在法国废除死刑运动最热烈之际，连找一个合适的刽子手都十分困难了。如今的美国有些州，也同样存在刽子手紧缺的问题。谁去充当那个执行者（杀人者）？有些州在执行设计上动脑筋，以减小执行者的罪恶感。如采取注射氯化物方式执行死刑时，是几个执行人员都往一个串联的注射管药剂，但只有一个人手里的注射物是真正的氯化物，到底是谁执行的，无人可知。
在信息时代，传播技术高度发达，而且还在加速发展、扩张，信息传递的速度、广度、深度，连最聪明、最具想象力的古代人也想象不出。此时，死刑的围观价值被泛化的围观取代了。
今天，惩罚的形式，早已碎片化于日常生活。公开行刑的价值已经丧失，死刑的警示作用也不再存在。惩罚一个人，除了满足被害人的报复心理，安抚被害人的情绪，已经没有其他价值。
因为人的行为被各种技术设备监视，信息传播技术让惩罚事实上无处不在。一个人的社会性死亡，并不比真正执行死刑的惩罚力度低。
“信息审判”比法庭审判更具威慑力，不止处罚已经发生的行为，还时时刻刻在预防潜在的危险行为。比如，以前流氓罪也可能被处死，而今天有些国家对性侵者、家暴者、暴力犯罪的信息采取社区公开措施，其惩罚力度堪比死刑，宣告了他在社区的“死亡”。
所以，在我看来，死刑这种报复行为，已经没有必要存在，完全可以被技术监控下的惩罚替代。
二 死刑：支持与反对
为什么要废除死刑？
《杀戮的艰难》里引用过盖瑞·史宾斯在《正义的神话》里的话：“虽然我们贬低报复，但报复是正义的核心。宽恕是伟大的，但宽恕把人不公平地置于情绪混乱中，国家的宽厚反而变成对受害者的另一种犯罪”“当我们无法适度惩罚罪犯，人们所看到的是正义流产”。
保留死刑论者认为，死刑是犯罪的对价，对于犯罪者而言，他心目中有个估价，知道这个估价的结果是什么。死刑首先是法律之规定，法律乃人民意志。社会契约论认为，公民与国家签订了协议，允许国家执行法律。
在废除死刑论者，也有很多理由，其中一条就是死刑是另一种谋杀。对于利用公权力杀人，不少法学著作和影视剧，都表示了反思。
早在18世纪，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犯罪与刑罚》中就对死刑提出了批评，认为死刑是国家对公民的战争，为了阻止公民复仇，国家却替代他们复仇，这种现象是荒谬的。
齐姆林也提出，国家一方面严禁杀害他人，一方面自己又通过死刑方式杀人。而且一些保留死刑的国家，不止将杀人犯罪作为死刑的对象，有些非暴力的犯罪，也对罪犯实行死刑，比如贪污类、经济类犯罪。
刘德华早期有一部古惑仔电影《冲击天子门生》，古惑仔刘德华与警察张耀扬同时攻击另一个古惑仔头目，只是一方是黑帮互杀，一方则是警察执法。执着于惩善扬恶的张耀扬在事后反问自己：警察拿枪杀人时，与古惑仔有什么分别？
今年上映的好莱坞电影《21座桥》讲了纽约警方封锁曼哈顿追捕2名罪犯的故事。由于警察队伍中有人和罪犯勾结，为防止罪犯被活捉，警队事实上在执行“格杀勿论”的命令。而男主是地方警方侦探，他的“trigger”（意思是他喜欢杀人）名声在外，男主解释说：他开枪都是因为自卫。女搭档质疑他：你追捕时杀了许多人，难道从没有过滥杀无辜？
形式上看，国家杀人乃法律之规定，但都剥夺了人的生命，国家杀人与罪犯杀人的本质区别在哪里？
三 阅读提示
再谈一下，我为什么要推荐《杀戮的艰难》这本书做主题书。
我选《杀戮的艰难》做5月主题书的时候，有个私心，目的是为了把这本书放进今年的读法书单。因为，第一季（主题：法制生活）不放，后面两季的主题（法观中国和西法东渐）就更不好放了。
推荐这本书作为主题书，我想探讨两个题目：一是民间（普通人）有无可能参与立法，如果有，如何参与；二是死刑如何在不引人注意地影响人的生活。
读这本书，千万不要受我前面文字的影响。大家大可不必去讨论死刑该不该废除，也不必在废除与支持之间做一个选择。
为什么推荐本书，因为我还没有看到哪本书这么深度地介绍了民间参与立法的可能性。
在内容上，作者对近些年台湾地区死刑问题改革的热点话题、故事做了详细介绍，行文简洁易懂，但内容深刻。作为一个废除死刑的支持者，她没有一味堆砌支持的言论和理由，而是给予支持死刑者充足的分量，分析他们的立足点，对支持死刑者的理由予以最大限度的关注、理解。
在讨论立法政策时，作者展现了民间参与立法的可能之处。废死支持者与检查系统、渔政系统、社会舆论、司法当局、受害者群体对话，寻求个案帮助，寻求机制解决，理性而温和，没有走上极端。民间影响立法的样本，或极端、或温和，可能有很多种，但理性的做法就是一种：对话。对话，包括通过写作、文字、舆论的对话，包括与当局、其他部门的沟通。本书中的做法树立了良好的样本。
美国学者富兰克林·E.齐姆林在《美国死刑悖论》中认为，美国死刑政策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当今的死刑意象从政府行为转变为对谋杀幸存者的服务程序，死刑的非政府化是死刑公共形象最具戏剧性的变化”。其实，这里面暗含一种死刑观念的变化——政府在死刑政策制定中，不再扮演冷冰冰的制定者形象，它让死刑程序变成一种对受害人家属的服务程序——即政府从一定要施害者死的刽子手形象，转变为我是为了受害者家属而释放压力的服务者形象。这里面巨大的差别不只是形象改变，还在于这样的一种转变：杀死一个死刑犯不再是政府单方面的命令，而是与受害者家属的一种协商。
死刑有公共讨论的可能，这就为死刑政策的发展留下了余地。尤其是在保留死刑的国家，民众对死刑的态度决定了政策的摇摆不定。在废除死刑论者一端，有讨论空间，即等于参与了立法——如果有更多像本书作者一样的解释者、呼吁者，与各界充分展开对话，一点一滴去努力，继而在司法领域取得进展，就相当于讨论者参与进了立法进程。
我初读这本书是在2013年，这几年读了一些法律类书，但很多都只记得题目，讲过什么都忘记了，而这本书经常能回忆起来。为什么能一再回忆起这本书，可能有一种神秘的“死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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