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父辈有个约定

“百年航程 奋进吕梁”散文类征文

我和父辈有个约定

（散 文）

周卉芬

2021年4月的一天，万物复苏，春寒料峭。

我搭乘文水县文联采风团的旅游大巴又一次踏上通往文水苍儿会三道川的盘山公路。文人墨客聚在一起又是吟诗赋文、又是接龙对仗，一会儿谈天说地、一会儿引吭抒怀，幽默风趣、贻笑大方。车内气氛非常活跃，而我却对眼前的热闹视而无睹，闻而不见，窗外满眼皆春的风光索然无味，野草绿树、小溪、牛羊等也未引起我的一点点兴致。以往，我曾多次出游此地，总是抑制不住的兴奋和激动。而这次，我的心情异常沉重，父亲离世两年多，我一直走不出痛失亲人的阴影，冥冥中总觉得有个心愿未了，与父亲的约定未兑现……

此时，我心潮翻滚，思绪万千。断断续续的往事像断线的风筝，承载着横跨世纪的、两代人的梦想和希冀在我脑海中漂浮游离，若隐若现。进入野则河后，随着三道川的逼近，我的记忆之门轰然开启。往事如飞鸿踏雪，历历在目。

1976年3月，我们县组织知青去双家寨和三道川林场插场。因为双家寨林场离文水的中庄镇只有5华里且比较繁华，我便和同学约好一起报名去双家寨林场，可父亲坚决要我去苍儿会三道川林场。苍儿会三道川是父亲走上革命生涯的起点，这里有父亲一生的情结所在。父亲每每谈起冒着枪林弹雨出生入死的日子，总是怀着复杂的心情，交织着胜利的狂喜、失去同胞的悲痛、百姓浓浓的深情、饥寒病痛的困扰……由于从小父亲经常讲在三道川的故事，我们印象中的三道川偏僻、贫穷、荒废、战乱，是落后和恐怖的代名词，可拗不过父亲，我只好选择了三道川。临行前，父亲的一番话至今在我耳边回响着：“最艰苦的时候，三道川的老百姓养育了我们，我总觉得欠他们的太多太多，你要替我偿还这个人情，还要找找叫三娃的一家人。”

父亲无数次地复述三娃的故事，我们已经背得滚瓜烂熟了。

1943年父亲14岁时，在村里上小学四年级，因带头组织同学们抵制学校老师讲授日本课程被日伪校长开除。当时，血气方刚的父亲怀着为天下老百姓争取幸福生活的雄心壮志，夜奔苍儿会三道川参加了八路军晋绥八分区六支队，从此，父亲走上了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的革命生涯。父亲刚来到龙兴村就认识了三娃。当时部队领导和战士们都深知战斗的残酷无情，每次打战之前都有一顿饱餐，战后能否活命归来是谁也无法预料的。一次，队伍马上就要出发了，饭熟后离出发时间只有几分钟。队部的碗筷不够用，战士们只好自己出去向老百姓借碗、瓢、盆来吃饭。村里人不多，老乡家的碗、盆大都被借走了，父亲进了一家院里时，站着一个10来岁左右的孩子，好像他知道父亲是来借碗盆的，便告诉父亲他家的碗都被借走了，父亲说只要能盛饭的器具就行，他便指着屋檐下东面角落处的一个粗瓦盆给父亲看，父亲飞快地过去拿起瓦盆冲出院门。早饭是小米焖饭和一点点水煮土豆丝，父亲至今记得盛上饭吃第一口时，满嘴的尿臊味直抵鼻孔，吃吧，实在难以下咽，不吃吧，饿着肚子不能冲锋陷阵，又怕战死在战场上，眼看战士们已经在列队了，父亲只好憋着气把饭拨拉进肚里。以后，父亲和三娃成了好朋友，只要父亲他们路过龙兴或者在龙兴休整小住，三娃总要从家里拿点吃的来看父亲。

恍恍惚惚中，解放牌大卡车像一头苟延残喘的老牛，载着我们文水的40多名知青在尘土飞扬、凸凹不平的土路上爬行着，发动机的轰鸣声在耳边嗡嗡作响，被车轮带起的尘土把车后的山野景象遮拦成一片浑浊。近一天的土路颠簸，我们风尘仆仆地来到龙兴工地的土窑洞中。山村的夜晚一片漆黑沉寂，老乡窑洞里射出的微弱煤油灯光像幽灵的眼睛一闪一闪，当时县城早已通电而龙兴村仍然没有电，村里没有一个商店。全国解放近30年，父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山村仍然贫瘠落后，破破烂烂，与父亲们肝胆相照，鱼水情深的百姓仍然过着和解放前相差不多的生活。我呆坐在大土炕上，望着一闪一闪的煤油马灯，若有所思，心有余悸。

插场劳动两年多，重复着春育苗、夏栽树、秋整地、冬伐木的野外作业。多愁善感、柔心弱骨的我经过一天繁重的野外作业更是软弱无力、精疲力竭。我常常顾影自怜，觉得自己怀才不遇，低落的情绪占据了整个青春时期。记得第一次回家时，我埋怨三道川的土路、油灯等落后现状，父亲却不屑一顾地说：“不会太久的，不久的将来或许飞机也能飞越三道川降落在吕梁山的山顶呢！”我鼻子一哼，嘤嘤道：“哼，等着吧！”

就在我心灰意冷之时，父亲捎话来，要来林场看我。这一消息犹如久旱逢雨露，黑暗现曙光一般，惊天大喜啊！我已上山锻炼两年之多，父亲不会不考虑我的回城之事，这次我要在父亲面前响亮地提出来！

第二天，我休息半天，专候父亲的到来。

将近10点，父亲搭乘县电业局局长的旧式212吉普车来到了龙兴工地。局长的女儿也在此插场，局长和女儿聚会之时，父亲兴致勃勃地领着我来到龙兴村里。

村里人不多，又鲜见生面孔。父亲和我来到村里时很快就围来了几个村民。父亲就不停地问他们在哪个院住，家父叫啥，家里还有谁等等，就和他们混熟了。父亲领着我全村转了一圈，在哪个院住过，哪个院是三娃家，当父亲问村民三娃一家时，有位年老着告诉父亲，三娃父母早已过世，三娃后来随老婆去了离石落户了。提起三娃，父亲不厌其烦地讲起了三娃借尿盆给他的故事。

父亲虽军人出身，但温文尔雅、学养深厚。1947年8月，部队奉命开往河南的途中，父亲重病染身，部队决定让父亲留下养病，父亲坚决不同意，在争执不休时，正好被当时毛主席称为“娃娃兵”的四纵队韩钧司令员视察部队时碰到。他看见父亲一副书生的腼腆稚气和坚定执拗的决心，立即让部队带上父亲，并吩咐首长一路照顾。父亲随部队转到河南后，因为有点文化，部队分配他从事了译电工作。在太岳军区时，韩钧司令员多次与父亲见面交谈，韩钧司令员曾赠与父亲一本书，作为父亲值得炫耀的资本一直留存着。解放后，父亲担任河北炮兵学校的政治理论教员，期间，练就了思维缜密，出口成章的演讲技巧，很多沉重的故事经父亲之口总会用诙谐幽默、轻松自如的方式讲述出来而引得围观的村民一阵阵哄笑。走到村边的一处沟坡上时，父亲指着沟底又讲起了他们吃死驴肉的故事。这个故事我们也是滚瓜烂熟的啊！1944年，父亲所在的部队给养严重短缺，战士们经常饿得头昏脑涨，一次，有个战士在沟里发现一头死驴，他就叫来几个战士把死驴拉回了驻地。这头死驴已经高度腐烂，但肚子饿的咕咕直响，他们只好把死驴杀掉煮熟凑乎着吃。臭驴味实在难以下咽，战士们只好把鼻孔用破布、烂棉花塞上吃。竟然有人发出了笑出声。看着父亲站在凛冽的寒风中谈笑风生，我突然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悲哀和怜悯之心，为父亲的艰辛和伟大扼腕唏嘘！来到村中心的戏台前时，父亲深情地回忆道：有一次战斗结束后，部队撤到龙兴村已是后半夜，怕惊动村里老乡，他们只好在戏台上睡觉。记得是农历十月，尽管天寒地冻，精疲力竭的战士们还是呼呼入睡了。第二天醒来时，战士们身上都盖着被子，不知啥时候，村里老乡把他们自己盖的被子全部拿出来供战士们取暖。

在三道川驻扎的几年间，父亲所在的晋绥八分区六支队的足迹踏遍文水、汾阳、交城等一带边山，与日寇短兵相接、迂回作战，大小战役40多次。其中，著名的西社战役、汾阳协和堡战役、汾阳火柴厂战役等都作为党史资料被收录在册。父亲生前撰写了好多回忆文章，多次提到过1944年12月12日夜晚攻打交城西社日军据点的战斗，这次战斗由当时我军六支队排长穆生金带队由于他机智勇敢、骁勇善战，在文水边山一带与日寇作战屡屡获胜，敌伪日军闻风丧胆。他带领父亲等10多名战士冲进日军据点，在与日寇近距离交锋时不幸牺牲，年仅22岁。后来，父亲为交城县党史办、地方志研究办提供了翔实准确的第一手史料，并于2019年在《吕梁日报》发文，详细记述西社战役的始末。

望着父亲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演讲，我霎时读懂了父亲铁骨柔肠的一颗心，我、我还能向父亲提回城的要求吗？父亲会答应吗……

大巴进入林区，两旁一眼无际的松针树粗壮挺拔、茂密油绿，温暖的阳光像从天上倾泻而下的粉彩，泼墨挥毫，层林尽染。这是我们知青当年亲手栽植的树，40多年匆匆而过，我们都已进入花甲之年，其中已有安息九泉之下的知青，而我们亲手栽植抚育的树木却以顽强不屈欣欣向荣的生命姿态昂首挺立在此，这些无声的生命之中孕育知青曾经付出的血汗和泪水，难道不是我们知青的生命延续和寄托吗？！

想起当年我不成熟的可笑之举顿时独自忍俊不禁。

冬天，树林中百草枯槁，树叶落尽，地上满满的植被像厚厚的绒毯，踩在上面虚而温暖，这就是树木的温床，此时正是伐木的最佳时机。树倒在温床上既不破坏地面的沃土又可以避免倒在嶙峋怪石上使树木受损。每到此时，上级下达的全年伐木任务就要在三个月内完成，我们就进入最忙劳动强度最大的“冬三月”战斗。整个大战期间，我们每天在林区工作时长超过12个小时，男知青拿着油锯伐木，而我们女知青的任务是“通梢”。所谓“通梢”是伐木的第二道工序，树倒后用锐利的斧子把倒地的树通劈成没有枝节的木料。这道工序省力且技术含量不高，就让给了女知青。每到午餐时，场部的解放牌大卡车就拉着大大的保温桶送来了烫手的馒头、热腾腾香喷喷的肉菜，天天改善伙食。一天，临近中午，大家都饥肠辘辘地等着午饭的到来。这时，竟然有一棵树偏航了（油锯从树根开口时就注定了倒地树木的方向），倒在了“通梢”的工作现场，最上端的树梢正好砸在我的头上，当时虽然头戴“火车头”棉帽，但细枝末节的力量犹如从天而降，雷霆万钧，我只觉得头上挨了一闷棍，便重重地跌坐在地上。大家第一次遭遇此事，惊惧地呼喊着。他们手忙脚乱的惊恐和过度的关切使我陷入两难之地，我只好一蹴而就蹲在地上抱着头听天由命吧。队长指挥大家七手八脚地用树干做了一副担架，垫上厚厚的棉大衣，把我扶上担架，便分成两组，由一组抬着担架一组跟着作为预备力量，从林中浩浩荡荡地送往驻地。起初，我捂着头默默地躺在担架上，听到有人说：“快看看，咋大半天没声息啊，是不是闭过气了。”周围跟着的队员就一会儿叫叫我，一会儿叫叫我，我干脆抽抽噎噎起来。沟深林高，我们坐汽车近1个小时的路程，两队队员轮换着一路小跑，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很快就回到驻地。只听医生说：“听到哭声我就放心了”。检查了一会儿，医生又说：“没事，连个皮都没擦破”。便开了点止痛药让我服用。过了几天我回家休息，父亲对我的娇气表示不理解。他说：“我家的五个闺女中，我是把四女儿当作男子汉培养的啊，要不咋舍得把你放那么远呢”！父亲的一席话让我的脸红一阵白一阵，勉强休息几天，便匆匆重返工地劳动。

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踌躇满志地回城参加高考，结果名落孙山。当时我心灰意冷。父亲说：“上大学不就是为有张文聘吗，有张文聘说明不了什么呀，毛主席不就是师范毕业吗？不也掌握了马列主义思想武器领导我们解放了全中国吗！只要在工作和生活中留心学习，就是人生的赢家”。我只好又回到三道川继续我的劳动改造去了。记得工地成立图书室后，领导让我兼职图书管理员，每月有几天时间可以在图书室整理图书。那时候，我最发愁的是冬天的“拉坡”和秋天的“整地”。拉坡是运输木料下山，首先开辟一条比较坡陡且地面平整的小路通往沟底大路处，然后我们用带有铁勾的绳子，一头把木材勾牢，一头用手把绳子搭在肩上，人在前面跑着，需要和后面的木料保持一定距离，稍不注意，木材比人还跑得快，这时就要迅速放开绳子，人躲到旁边，让它自己滑下去，稍微怠慢，就有撞到人的危险。一般是在下雪天，下雪可以对木料起润滑作用，这样有利我们运输。再说这“整地”，就是在荒山坡上用砍刀把荆棘灌木砍倒，按照指定距离抛开深深的坑，等到来年春天把育好的树苗从苗圃移栽上山。秋天的风吹起枯枝败叶、沙石泥土，就连口中也经常是满嘴沙砾。一天下来，整个人犹如穿越千年古堡，面目全非，真是生不逢时啊！想想现在，装吊机、挖坑机等等，哪用人工操持如此繁重的劳动呢！每到这两个季节我就要多在图书室泡上几天，整理图书啊，清理借条啊，催还书籍啊等等。我的小九九终究被人们发觉，其中一个知青就编了一首打油词骂我，内容记不清了，反正是说我小资思想、装模作样、必须加紧改造等等，乘我在图书室时，从开着的窗户外扔了进来。我看后泪水哗啦啦地直掉，简直忍无可忍。便找到场长那里哭着说要推掉这个兼职的图书管理员。场长和父亲是老相识，他拿起纸条看了后问我：“上面写的你对照了没？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人又何怕他玷污呢？你呀，一点儿也不像你父亲！回去问问你父亲，当年他们在这里打战时，连性命都顾不上，哪像你有点挫折就躺倒不干了……”尽管场长的话没有半点怀疑我的意思，可我第二天还是上山参加劳动去了。

历史的车轮在岁月交替中缓缓行驶。转眼，世纪交接，承前启后。

苍儿会的变化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我随大批知青回城后，虽然很长时间没有回过苍儿会，但此地的发展变化时时牵动着父亲以及我和我们的知青。那时，候父亲已离休在家，我正参与吕梁山区县的地方志编修，从大量的信息中关注着苍儿会三道川的变化。我源源不断地向父亲传送着：爸，文峪河水库的盘山公路通车了，去苍儿会再也不用耗时一整天了；爸，通往苍儿会的路变成水泥路了；爸，苍儿会开发旅游区了；爸，二道川这边又通一条通往苍儿会的公路了；爸，吕梁通火车了；爸，离石要修飞机场了……

父亲仍然没忘当初的话，他笑呵呵地对我说：“你看看，你看看，飞机终究要飞越三道川降落吕梁山头了吧，你们这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的毛孩子，这下该相信了吧”！

2019年10月，父亲走完人生的92个年头与世长辞。父亲虽然没有实现飞越三道川俯瞰吕梁山的夙愿，但我的心是欣慰的，父辈的鲜血没有白流，知青的心血没有白付。

大巴来到三道川林场院内，大家下车参观汾阳抗日民主政府旧址。场部40年前破旧寒暄的一溜土坯房早已被矗立的高楼取代。物是人非，昔日的痕迹荡然无存。但我坚信，在历史的长河中失去的只是那些标志性的物体，古往今来生生不息的人类文明进步、革命人民的不懈奋斗、父辈的革命精神、知青的创业精神、一代代人前赴后继的奉献精神是永远抹不去的痕迹！这种精神像一座座宏伟的里程碑记载着人类变迁、社会发展，永远屹立在后人的心中！任凭狂风骤雨、海枯石烂，仍然坚不可摧，战无不胜！

二0二一年五月于文水

作者简介：周卉芬，女，1959年5月出生，文水籍，中共党员。1976年插场劳动，1980年回城。2009年退休于文水县供水公司。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擅长于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等写作。上世纪80年代起发表作品，散见于《九州文艺》《吕梁文学》等。近期作品散见于三晋都市报、新加坡狮城网等网络平台。曾出版发行报告文学集《留的清香满人间》，改编的《三国演义》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