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历史与地理】晚清经济改革为何失败？

这问题让我想到另一个问题：“孩子成绩不好，高三给他每科都请了个特贵的家教，怎么成绩还是没提升？”答案的核心是“孩子不是自己生命的主人”，具体到细节就是(1)学生感觉不到学习的意义，觉得就算是上清北甚至出国也一样终生受父母管束，所以缺少动力；（2）家长自己压力太大照顾不到孩子学习的细节，但又怕孩子太“自由”而“造反”，结果自觉不自觉地排斥与学习有关的新工具、新理论；（3）家教不是孩子自己找的，父母与家教沟通太少，只会从“是否短期让孩子成绩提升”一个维度对家教进行评价，结果硬是将有能力与孩子讨论三观、学习法、书本中的基本概念的好教师排除在外，留下光讲做题、毫不关心孩子感受的只擅长讲面子工程的教师(各种擅长做未成年人生意的人可能都有这个领悟：与孩子有关的商品并不是卖给孩子而是卖给家长的，所以孩子怎样想、事实效果如何不重要，是否让家长舒服才最重要)，结果孩子情绪状况越来越差，也越来越无法深入思考自己痛苦的原因，无法与父母争辩（这里又回到“孩子不是主人”，没有话语权的孩子就算有一肚子道理可讲，父母一个“你不能大逆不道”就可以将孩子理性思辨的火苗扑灭大半）。

对应到晚清的状况就是，在“所有人都是皇帝的奴隶、都不拥有对自己生命的掌控权”的大背景之下(1) 权力系统必然腐败；(2)朝廷拒绝新技术新理论，坚持大清特色改革；(3)官员“带着脚镣跳舞”，能行动的空间太小；(4)商人不拥有对自己财富的支配权,才能无用武之地。

(1)权力系统的腐败

经济改革的早期尝试是19世纪60年代的“官办企业”，但由于衙门式的管理导致资金难以维系，不得不转向“求富”，此时李鸿章提出了“官督商办”的方案，也就是由官方招股，商人出资，政府派官员来经营的管理模式，此类企业不再是仅仅生产武器，也生产民用品并参与市场竞争。这一方案在施行初期确实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但中国的政治传统对商人是敌视和排斥的，因此商人并不属于体制的核心，而当官督商办企业迅速发展并带来了丰厚利润后，官方见有利可图，便以干预、调控、管理之名分割经营利润，于是旧有的腐败迅速蔓延。

这种腐败不仅体现在中低层汉族官员，而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不把比我弱的人当人看”的系统性特征。比如，在1906年的改官制中，满政府划了一个将汉人排除在外的利益圈，这使作为“基本国策”的“预备立宪”成为一纸空文，直接动摇了整个系统的合法性。这就像那个父母伤害孩子的经典段子：“'你乖乖做个好孩子，我就跟你商量零花钱的事情。’回头孩子听话了，父母又说'好孩子不要零花钱！’”

权力的消极作用不仅体现在对民众利益的侵蚀，同时也让掌权者本身失去了许多借鉴他人的先进科技成果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同时巩固自身权力的机会，比如：

在关于“器物”的争论中，“顽固派”很少从技术层面论证、反对新事物，而是从Politics、道德、意识形态的“高度”来否定新器物的合法性。这种对外来新事物首先要质问其性质的“泛政治化”、“泛道德化”“泛意识形态化”的深厚传统和话语体系，使主张架电线、修铁路者长期居于“不道德”的“道德劣势”。（雷颐，《帝国的覆没：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困局》

爱读历史的朋友会明白通讯与交通运输系统对于与巩固权力有关的Propagation的重大作用，如果彼时的当权者也像今天这番轰轰烈烈搞某些领域的基建，或许历史会变成另一番模样。　

从高考的角度来说，如果孩子在提出“多自习少上学”、“更多地使用互联网来学习”或是“找一个特别有个性的家庭教师”等建议时父母更多地从技术层面与孩子进行讨论，或许因为学业压力或其他各式学校问题而抑郁甚至commit suicide的青少年会少许多，亲子冲突也会少许多，家长们的“孩子成年后喜欢与父母交流、在为父母养老的事情上尽心尽力”的期待也会更容易实现一些。

(2)朝廷对新事物的拒绝

首位驻外使臣郭嵩焘曾于1877年出版了介绍（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书《使西纪程》，因为其内容对现代化颇有赞赏之意，便被认为是“辱清”、“崇洋媚外”、“有二心于英国”，最后慈禧在1877年6月下旨将该书毁版；十年后曾任大清驻日参赞的黄遵宪写了全面介绍日本的巨著《日本国志》，相关部门因为此书与郭氏之书的巨大相似之处而拒绝出版，直到甲午战争失败、丢了大片土地与两亿两白银之后，才有人过来指责黄氏“谦让不流通”。（写到这儿突然想到一些家长在孩子小的时候禁止孩子使用电脑，因为“不相信孩子会用电脑学习，给他们电脑肯定会打游戏”，若干年后看到一些年轻人打游戏挣大钱了，又来指责自己的孩子“你不也玩游戏吗？你咋没玩儿出钱来呢？”唉，两头不是人。）

(3)权力系统对官员的束缚

很多人都知道清末的改革是从军事领域开始的，这个认识也很好理解，毕竟“枪炮不如人”是最好懂也最直观的总结，但即使是这样肤浅的道理要在当时的社会推广也面临着重重阻力。

在19世纪40年代林则徐就提出了要用西方武器来武装军队，遭到了“溃夷夏之防”的严厉的斥责，这个斥责的意思大概类似于“坚决抵制西方势力渗透”。直到鸦片战争的14年后，曾国藩在面临太平天国的威胁时才开始购买了洋炮装备部队，而曾国藩之所以能这么做，一是因为当时的清政府面临着被推翻的重大危机，顾不得平时的很多规矩；二是因为湘军并不属于国家军队不拿国家的钱，而是边缘化的部队，因此曾国藩是靠自己筹集的钱来购买武器的。（满清在入关之前，对于新式武器尚且能做到来者不拒，没有因为“红夷大炮”里面带了个敏感词就认为“辱清”而抵制不用，但在成功入关并学会了外儒内法这一套文化后就迅速退化，可见法家的愚民政策造成的伤害是双向的）。

　　如果对比其他落后国家的反应，就更能看出清政府从上到下的反应是多么迟钝。1842年清朝在鸦片战争的惨败引起了日本的极大反应，萨摩藩藩主岛津齐彬兴建了“集成馆事业”，开始引进西方武器，采取西方军事技术，兴建西式工厂。也就是说在1853年黑船事件之前，日本人就已经开始了“改革”。而萨摩藩也正是倒幕运动和明治维新的主力。

(4)权力系统对商人的束缚

古有地中海商业文明，现有×宝，回想曾经收到过的无数快递包裹，我们能切身体验到发达的商业对于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作用(这作用大到，当许多人说起灯塔国是“商业帝国”时，经常会忘了它同时也是一个农业大国)。因为“全世界都闹天灾”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概率微乎其微，伴随发达商业的物流网络及人口流动可以极大地降低局部天灾对当地人的伤害。而纵观我们的历史，高频率出现的饥荒一般是户籍制度所带来的人身依附及“轻商”的后果（来自《管子》的“士农工商”的思维不仅影响了两千多年的古人，即使在现在，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学霸”们在想到“做生意”这个选项时还是会觉得埋没了自己，还是会觉得做“士”(公务员)更“体面”）。

权力对商人的束缚至今存在，百多年前尤甚。清末改革初期甚至不打算让有经验的商人做企业而是尝试“官办企业”，失败后才考虑“官督商办”，这一模式只在开始时发展迅速，甚至吸引了很多资本从外资企业撤资并入股官督商办企业，但当权力看见了这些新鲜资本以及商办企业的利润，立即又像苍蝇一样涌上来，不仅指手画脚地想要接管企业，还将利润分割干净，导致企业再生产难以进行，甚至面临存亡危机。

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权势之强，且兴办生产新式武器的换代军工企业对镇压农民起义、抵御外侮至为重要，可以说关乎清王朝的生死存亡，但遇到的阻力之大仍超乎想象，如果用机器生产民用品，更无可能。无权无势的普通商人在这种环境中，更不可能举办近代企业。如19世纪70年代初曾有华侨商人在广东南海设立以蒸汽为动力的缫丝厂，结果却被官方以沿海各省制办机器，均系由官设局，奏明办理，平民不得私擅购置为由，将其封闭、拆除。（《帝国的覆没》，第三章）

与之相反的是日本的经济改革，日本改革与清末改革一个关键的不同就在于日本将官营企业以低价出售给私人，再由政府对私人企业提供资助。1870年，明治政府就引进了欧美银行制度，1879年国立银行有153家，于是政府决定停止发展国立银行，扶植私立银行，到1884年，日本的私立银行与金融机构达955家，这些机构提高了政府的融资以及应对危机的能力。^[1]

总结

贯穿经济改革的线索是产权问题（《诗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个问题往大了说也就是“国家到底是谁的国家”，而这已经超出了经济的范畴。回看晚清的历史可以发现这样一个规律：改革的进步性力量往往来自于体制的边缘地带，而不是体制的中心，那么改革失败的原因也可以归结为体制对边缘地带压制的太死，使得进步性力量在尚未生长发育起来的时候就夭折了，而当体制的中心终于认识到改变的重要性时，却发现自己已经错过了机遇。

就像许多十六、七岁的高中生，好容易某天突然有了灵感想要创造自己独特的学习方式，尝试去花个三、五小时认真思考时却一次次被父母的“你数学作业完成了没？”、“这么晚该睡觉啦！”、“你竟然想请假？想什么呢？”打断，甚至被嘲讽“你懂的多还是那个40岁的名师懂的多？听话就对了，别瞎想！”结果创造自己独特性的力量才刚萌芽就被扼杀，多年以后终于大家都发现当年的思路不对时，孩子的孩子都已经很大了，已经中年的曾经的孩子们就算还有可能用新的学习方法学一些东西以自娱，但本该属于青春期的阳光、草地、恋爱却永远地错过了。

参考

1. 雷颐. (2021). 帝国的覆没：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困局. 北京：东方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