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保州宗室考
宋代保州宗室是宋代宗室中较特殊的一个分支，考察研究保州宗室不但对研究赵宋皇室家世有参考价值，而且对研究宋代宗室制度以及相关学术问题都有促进作用。但有关记载十分缺乏，给这一研究造成较大困难。以下拟就已掌握的资料对保州宗室问题作初步探讨。
首先应当明确，保州宗室问题是由赵匡胤的祖父赵敬即所谓“翼祖”引出的，因为保州宗室的构成就是赵敬的后代中除赵匡胤之父赵弘殷及其后裔以外的部分。
赵匡胤的高祖、曾祖，地位低微，除宋朝官修史书所载外，在其他史籍上几乎找不到其行迹，而官修史书所大抵不可凭信，故要搞清其籍贯是很困难的。《宋会要辑稿》帝系一之一载，赵匡胤的高祖赵朓（僖祖）的陵（钦陵）、曾祖赵珽（顺祖）的陵（康陵）、祖父赵敬的陵（定陵，后改靖陵）都在幽州。但宋朝修《宋会要辑稿》发端较迟，约始于宋仁宗初年，所以，有关记载较大可能是本于《宋太祖实录》。李攸《宋朝事实》卷一《祖宗世次》注文谓“国初加上四祖陵名，钦陵、康陵、定陵并幽州，惟安陵旧在京城东南隅”。[1]又引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十月手诏称：“康陵、定陵已经迎奉，将议修崇。国家事祖宗之尊，以园陵为大。始自开国之际，首行议礼之文，寻建陵名，尚虚神寝。而有司恳拜章表，面述听闻，有此二陵，尚居清苑。朕以事关宗庙，理合审详，周询辅弼之臣，旁采中外之议，而宰相上表亦曰素所闻知，舆人之谈皆云尽有摭据……朕每从余暇，常阅群书，因览《宋太祖实录》明载二陵所在，又皆不指保州，疑虑之间，夙夜增念……”[2]此诏书说明，当时有两种说法：一是讲顺祖、翼祖的陵在保州，一是讲在幽州，而后者的主要依据就是《宋太祖实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讲在保州者，指示了具体地点；而讲在幽州者，却未指明具体地点，甚至连县邑名也未提供，所以，幽州说很可能完全是得自传闻。此后，无论官私，关于此说再没有提供任何进一步的情况。说翼祖陵在幽州，再也找不到其他证据，说翼祖陵在保州，却可找到不少旁证。最大的旁证，就是保州宗室的存在。[3]
关于保州宗室，李焘记：
保州民赵加超者，国之疏属，居保塞县丰归乡东安村，乃宣祖旧里也。上遣内殿崇班麦守恩召加超至阙。六月丙午朔，授左屯卫将军致仕，特给全俸见缗。昆弟子侄并加宠秩，赐其妻女器币有差。[4]
北宋中期人赵令畴则记：
咸平三年六月，诏保州保塞县丰归乡东安村，乃宣祖之旧里，而百姓赵加起，实派天潢，久安地著，虽为疏属，实重宗盟，宜佩赤
，以光白社。可拜左屯卫将军，仍赐加起等妻女首饰、衣服、银器有差。时遣内侍自保州召加起，至，遂有是命。[5]
二处所记咸平三年（1000年）应召到京的保州宗室姓名有“超”“起”之异，当为形近致误。其他大致相同，有些细节则可互为补充。据赵令畴记，此诏书中直讲“保州保塞县丰归乡东安村，乃宣祖之旧里”，而赵加起是皇族成员。这说明宋真宗即位初年，当时认为保州是其祖父故里。后来大约是看到《宋太祖实录》，才对此种认识产生了动摇。但保州既有翼祖之后存在，则至少说明翼祖、宣祖曾在保州较长时间生活。这使人联想到杨倩描先生征引的金朝末年著名文人元好问为赵氏后裔写的那篇文字，即《龙山赵氏新茔之碑》,[6]其中言及“吾赵氏世居保塞”,“五代末，有讳匡颖者，官至静江军节度使兼桂州管内观察使。弟匡衡及八世孙襄迭仕于宋，皆至通显。金朝兵破大梁，吾宗例为兵所驱，尽室北行，至龙山遂占籍焉”。也正如杨倩描先生推断，据此，赵匡胤很可能有两位叔伯兄弟：赵匡颖、赵匡衡。如确实如此，则赵加起（或赵加超）应是他们的后代。赵匡衡的八世孙，应又是赵加起（超）的后代。不过，元好问讲赵匡颖、赵匡衡入宋以后官做得那样高，大抵是不符合事实的。须知这是赵氏后代回忆二百年前的事，究竟有几分可信度是很难判断的。其中讲保州宗室被金人所驱，尽室北行，虽然存在一定可能，但恐怕也是难以完全相信的。
关于翼祖赵敬居住保州，现有入赘一说，其根据主要是苏舜钦的如下文字：
公讳文质，字士彬，世占数于保州保塞县。曾祖延不仕。祖昌后唐为平州刺史、幽蓟垦田使者。保塞皇家之故乡也。翼祖皇帝之在民间，昌阴知其非常，归以息女，今庙号简穆皇后。父审奇，太祖创业之始倚以机事，辟署汜水关令。未几卒……章圣帝尝询及保塞之旧，因以简穆事上闻。又用宣祖、太祖赐书函为献，有诏编任属籍。[7]
在苏舜钦之后，北宋后期李复又重复了其中的许多内容，写道：
刘氏……世家保州保塞县。[刘谌]曾祖昌，后唐平州刺史、幽蓟垦土使者。祖审言，汜水关令……考文质东上阁门使、连州刺史，赠左金吾卫上将军。府君讳谌字公量……保塞皇家之故乡，翼祖皇帝时在民间，平州知其非常，归以息女，今庙号简穆皇后。太祖创业之始，倚汜水以机事，而连州亦屡立功于边陲……铭曰：汉封中山，肇启土宇，庆流平州，夙亲翼祖。公出其后，为时所称……[8]
细看上引文字，并未言及入赘，大约人们认为刘昌地位高而富有，就做出了入赘的推论，然而人们或许忽略了，这同“保塞皇家之故乡”之说是有矛盾的。仅就苏氏原文而言，并没有讲赵敬是外乡人，只是讲当时赵敬状况不佳，同居保塞的有权有钱的刘昌却破例将女儿嫁给了他。至于讲赵敬是否在刘仁恭手下做过什么营、蓟、涿三州刺史，这是根本找不到可靠证据的，刘仁恭父子的政权一共只存在了十几年，所辖地区并不大，这种说法是很令人持疑的。这使人联想到不少宋人（如欧阳修、苏轼等）修家谱时对自家祖上情况的追记，这些追记颇有攀高倾向，已受到时人的讥讽。赵宋皇室对前代的追述大抵也是不能认真对待的。
宋真宗前期的迁坟事以不了了之告结，但保州有皇家前辈坟茔的事此后却仍频见记载。最突出的是宋仁宗嘉祐年间，当时有河北前沿官员想用开塘蓄水的办法防御辽军，此项工程影响到保州皇家前辈坟茔，请看下引：
[嘉祐]四年，以本官拜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同提举万寿观[言]国朝祖陵在保州，自杨怀敏广塘水稍稍侵，近议赐钱改卜，公言迁久安之神，以其地与水，非尊祖之道。[9]
公（韩琦）在定武日，见塘水之弊，屡陈于朝，终为屯田司所沮，不得行。至此（嘉祐三年至六年间），乃奏曰：“……兼保州是宣祖皇帝乡里，彼处有宣祖皇帝先远坟茔，及民间所谓天子巷者，为塘水淹浸……”[10]
[嘉祐六年八月]乙丑，左侍禁、雄霸等路走马承受林伸言：国朝上世陵寝在保州，保塞县东犹有天子巷、御城庄存焉。其地与边吴淀相接，无数十里颇为塘水所坏，乞下本处常完筑之。从之（原注：《韩琦家传》云琦论塘水之害，亦以保塞陵寝为言。诏遣盐铁判官杨佐、管勾屯田张茂则与保州赵滋同擘划，而《实录》不书，今附见，当考）。[11]
上引三则记载都涉及此事，据上引，塘水侵及保州皇家前辈坟茔，于是有人提出迁坟，遭到反对。引文又言及“天子巷”“御城庄”，这些名称显然是宋朝建国后才有的，只是我们无法确切推断其产生于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以前还是以后，如果是以前，则是翼祖、宣祖长期在此生活的证明。保州皇家前辈坟茔的存在，则无疑是翼祖、宣祖曾长期生活于此的证明，只可惜，这些记载都没有明确所谓“国朝祖陵”“宣祖皇帝先远坟茔”“国朝上世陵寝”是哪些人的坟茔。南宋初期人周
也记：“国家上世陵寝皆在保州保塞县东三十里，有天子巷、御庄，亦号柳林庄，尚有宗室在焉。”[12]他特别讲到了保州宗室。
北宋中期，宋廷下令于河南府永安县（今河南巩县）皇陵附近建永昌禅院、永定昭孝禅院二所寺院作为功德坟寺。[13]官方既承认保州葬有先人，于是也在此建立了坟园，且仿效皇陵，在坟园附近建功德坟寺资果院，请看下引：
[熙宁四年春正月壬子]保州奏，内殿崇班赵永图言：上皇坟园比奉敕建资果禅院，乞拨田十顷以赡僧徒。从之。[14]
[熙宁八年二月]庚寅，内殿崇班赵永图言：奉诏许以翼祖保州旧居地建资果院，守护祖坟。岁度僧一人。乞遇同天节于内东门进功德疏别度一人。从之，仍免进功德疏。[15]
[元丰三年九月]壬戌，诏定州东安村宣祖皇帝祖坟四至，各益地五顷，守园人十户（新纪书此，旧纪不书）。[16]
官方建坟园、坟寺，又赏赐坟寺田地及度僧额，这些做法都是比照皇陵规格（数额稍有降减）的。这说明官方已完全承认坟内所葬有自家先人（照理也会有非宣祖后代的入宋后故去的保州宗室葬于此），同时也就确认了保州宗室是本家血亲。
宋徽宗时改革宗室制度，建立了西京、南京两外宗正司，同时也创建了位于京师以外的敦宗院。敦宗院创建于崇宁元年（1102年），时宰臣蔡京等上言：宗室“疎属外局，仅遍都下，出入无禁，交游不节，往往冒犯法禁。伏请非袒免亲以下两世欲分于西京、南京近辅或沿流便近居止。各随州郡大小创制屋宇，仍先自西京为始，每处置敦宗院，差文臣一员，武臣一员管干，参酌在京院法禁，而不愿者听从便”[17]。此后不久，大观二年（1108年）八月，“诏：保州皇族子孙于属虽远，然未有仁而遗其亲者。比闻皇族之孙未官者余三十人，或贫乏不能自存，已令置敦宗院，其六房内各择最长年二十已上者与三班奉职二人，一房及六人已上加一人，并与添差监当。”[18]这标志着宋朝为保州宗室设置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引文表明，保州宗室时有六房，官方给每房最年长的二人授了官。由于保州宗室与皇帝的血缘关系比宋太祖、太宗、赵廷美同辈后裔要疏远，上述做法已属破格优待。
宋朝自开国后多次修订宗室族谱，但一般都是修宋太祖、太宗、赵廷美“三祖”后代的族谱，未见有顾及保州宗室的情况。但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年），情况似有改变。据载，政和七年（1117年）三月“三十日，判大宗正事仲爰等言：欲令宗正寺将保州宗子依在京三祖下宗子例编为图录，别为一帙，岁具见存、字行、人数关报本司”。“从之”。[19]则至迟此时起，官方将保州宗室纳入了修皇族宗谱的范围。
靖康之变后，随着徽、钦二帝被金人掠到北方，许多宗室也被掠到北方。建炎元年（1127年）三月“金人来取宗室”,“前后凡得三千余人”。[20]但所掠大抵多是居住京城的近亲宗室，而西、南二京及保州的宗室情况稍好。据载：绍兴九年（1139年）十二月“十一日，臣僚言：恭以翼祖皇帝世子孙实在本州敦宗院。自河朔失守，得过江南者仅十数人。陛下悯其失所，乃诏宗司收系属籍，今有官者止四人……两京宗室自中兴之后于旧法之外已尝推恩，而保州宗子颠沛远来，亦宜稍加厚于昔时。乞令合赴部之人可权依两京宗室体例注授。诏保州宗子令吏部先次注授”[21]。李心传也记：“[绍兴九年十有二月]丁巳，诏保州宗室令吏部先次注官。时翼祖子孙渡江者十数人，有官者四人而已。宗正丞郑鬲乞权依两京宗室例注官，故有是命。”[22]据此，保州宗室有十几人追随宋廷南渡，为表嘉奖，宋高宗又破格为其中无官者授官。
北宋前期，宋太祖、太宗、赵廷美的后代逐渐形成了赐名授官的制度，保州宗室因是疏属，大约不能享受同等待遇的。又据载：“宗室撰名并用两字，内一字相联以别源派异昭穆。熙宁二年（1069年）十一月甲戌，诏非袒免以下并罢赐名授官，而天支训名，皆无定制。元祐七年（1092年）九月甲午，宗寺建言，于是联名之制始定。”[23]从记载看，所谓“三祖”下的宗室每辈各以一字相联，只要看名字中的这个字，就可以知道他在皇族中的辈分。保州宗室是否也曾有名字中以字排辈的制度，未见记载，但马端临记：“保州宗室者，翼祖皇帝后也。建炎初，隔绝。绍兴九年（1139年）渡江者数十人，有官四人而已；上念之，诏注官如两京例，今广字、继字、夫字是也。”[24]则保州宗室也有以字相联的制度，只是不详始于何时。李心传又记：“[绍兴二十有六年十有二月]壬子，刑部员外郎邵大受言：保州宗子实翼祖皇帝之后。曩者每遇大礼及诞节，各与推恩。自建炎至今三十年寝而不行。今闻保州宗子有官及白身人其数甚少，乞令尊长两三人省记合行事件，结罪以闻。从之。”[25]据此，北宋时即已有“每遇大礼及诞节”给保州宗室推恩的制度（所谓推恩似指加官晋爵），现在又拟重新加以实施，可惜不知是否落实。又史载：“孝宗登极，凡宗子不以服属远近、人数多寡，其曾获文解两次者，并直赴廷试，略通文墨者量试推恩。习经人本经义二道，习赋人诗赋各一首，试论人论一首，仍限二十五岁以上，合格第一名承节郎，余并承信郎。曾经下省人免量试推恩。四川则附试于安抚制置司。于是入仕者骤踰千人。”[26]这千名得官的宗室中，应也包括少量保州宗室。但南渡的保州宗室毕竟很少，此后似再无记载。
总之，保州宗室的存在，是宋翼祖、宣祖曾在较长时间里在保州生活的最有力的证明。除都城外，只有保州有赵氏宗室存在，这至少表明，在赵匡胤、赵光义做皇帝以前，保州是其先人的最主要的活动地点。
补记：
据有关书目提供的信息，目前尚有数种赵宋皇族族谱存世，即北京国家图书馆藏《宗藩庆系录》（撰者不详，总卷数不详，内府抄本，存二十二卷），上海图书馆藏《仙源类谱》（史浩等纂修，总卷数不详，宋内府抄本，今存四十卷），山东图书馆藏《仙源类谱》（一百四十卷，清抄本）等。很遗憾，我们只有机会接触到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宗藩庆系录》，从中未发现有关保州宗室的记载。我们希望将来有机会能见到其他几种，并能找到有关保州宗室的更多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