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傅罗文（Rowan K. Flad）
来源：《华盛顿邮报》（2021年5月11日）
傅罗文教授（图源：“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微信公众号）
对埃及考古发现铺天盖地的报道与对同样重要的中国考古发现的反应形成巨大反差，暴露出文化偏见。四月初，有报道称在埃及卢克索发现了距今3000年的“失落的黄金之城”，被认为是自1922年图坦卡蒙墓的发现以来最重要的发现。阿吞神之城，始建于公元前1391至前1353年间，即古埃及第18王朝之际，有可能是当时最大的城市。多家媒体如美国广播公司、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都对这一发现进行了重点报道，被认为是“埃及学正处于一个重要的时刻”。当然这不仅仅是关于阿吞神的发现，还包括萨卡拉地区出土的石棺，以及人们期待已久的大埃及博物馆即将竣工，并将于今年的某个时候开放。相较于阿吞神遗址发掘的大量报道，另一则新闻在美国显然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两周前，在中国四川省成都市附近的三星堆遗址，一组令人震惊的新发现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前1200年。考古学家在那里发现了500多件器物，其中包括一个大型黄金面具、象牙、青铜器和丝绸残留物，以及更多尚未报道者。象牙的发现，其中包括完整的亚洲象象牙，是四川各地进贡给三星堆统治者的有力证明。出土的人形青铜雕像也有别于其他同时期的东亚青铜文化（那里主要是礼器和武器）。创新的、高度细致的考古工作为这一重要遗址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细节，使之成为了解东亚早期国家的一个重要窗口。如果说美国的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这一消息，那么中国的媒体则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数天在黄金时段进行报道，其中还包括发掘现场的直播。而这种关注是有道理的，三星堆的发现完全改变了我们的认识，展示出不同地区但相互关联的早期文化如何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我们现在所了解的'中国'文明。埃及考古学和中国考古学对我们理解人类历史都很重要，那为什么西方对前者的关注如此之大，对后者的关注却截然相反呢？埃及引起共鸣的原因有二。首先，殖民主义遗留下一种浪漫主义。在19世纪，西方考古学家竞相寻找古墓的故事吸引了欧洲人的注意，而今天的新闻报道就是这种帝国主义传统的产物（尽管发现阿托恩的团队是埃及人）；第二，对地中海地区考古发现的关注反映了一种长久以来的偏见，认为美国经由欧洲，是地中海文明的直系后裔。古埃及、希腊和罗马之间的联系——以及埃及在基督教圣经中的出现——使古埃及被融入为欧洲遗产，也就被纳入了美国身份故事。简而言之，埃及考古中引人注目的发现被认为代表了关于“我们”这个故事基础的一条线索。相比之下，中国考古学被认为与美国文明无关。但这种观点应该重新考虑，原因有很多。首先，大约6%的美国人认为自己是亚裔。既然这些人口是美国故事的一部分，那么东亚的文明史也应如此。并且，所有古代文明都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值得研究和讨论的是它们本身的价值，而不是它们与长期主导西方历史研究的希腊-罗马-欧洲血统之间的地理或文化联系。中国考古学的历史与埃及考古学非常不同。首先，它主要是由当地的中国考古学家完成的，这不是一个帝国主义计划。并且，它从早期就与民族身份认同有关。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王公贵族对文物的收集和编目已经进行了几个世纪，但直到20世纪初，人们才开始带着参与科学探究的想法去发掘文物。在最初阶段，这种“科学考古”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西方发展起来的地层学方法的影响——即重视文物的相对深度，以此作为建立古代文化的一种手段。例如，在20世纪20年代，由地质学家转行的瑞典考古学家约翰·贡纳尔·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领导的项目在周口店遗址发现了“北京人”化石，距今约20万至70万年；同时，在仰韶新石器遗址发现的，约为公元前5000至3000年的早期彩陶也为“史前”文化提供了证据。在李济等中国学者的领导下，考古学很快就成为了一门与传统史学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学科，并依附于一个特定的叙事主线。最主要的一种叙事主线便认为，中华文明根植于一个单一的文化来源，这个主根也就是被大家所熟知的、分布于中原地区（现黄河中游豫西晋南及周边地区）、从大约公元前2000年一直延续到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的三代（夏、商、周）文明。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考古学家开始在中原腹地的河南安阳附近发掘商王朝的最后一座都城（约公元前1250年-公元前1050年）。一系列的考古发掘揭示了一个人口规模庞大的都市：城市的居民靠小米和家养动物为生；那里有宫殿基址、巨大的王陵和大规模的人祭现象；最重要的是还发现了在占卜仪式中使用的牛骨和龟甲，上面刻写着中国最早的文字。考古发掘所揭示的高度发达的社会图景让中国学者坚信，后来绵延不绝的中国文明只有一条主脉，而这条主脉的正源就在安阳。1974年秦始皇陵兵马俑的惊世大发现则为上述假设增添了一个有力的注脚。秦始皇武力统一六国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帝国。而这个帝国的权力中心即位于中原的西部。秦始皇陵及其地理位置更加坚定了中华文明一脉相承、主根在中原的这一信念。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三星堆和其他遗址的发现则完全颠覆了中华文明单一起源的观念。三星堆遗址与商代同时，位于现四川省，远去中原数千里之遥，况且中间还隔着重重秦岭山脉。三星堆的考古发现蔚为壮观：大量青铜礼器、宫殿基址和城墙等大型公共建筑的遗迹，以及最近发现的象牙、青铜人像等物品。手工业生产广泛使用在中原地区并不多见的黄金，农业生计方式也与中原大相径庭，人们以水稻而非小米为主食。简言之，三星堆的发现让我们隐约地认识到，中华文明并非简单地从中原起源，然后对周边地区不断地进行囊括和同化。相反，中华文明是一个历史过程发展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各种传统、人群、语言、文化和族属相互交织，最终形成一幅复杂且多样的历史画卷。所有突破时空阻隔、使看似陌生的人类生存经历为我们所熟悉的历史研究都是有价值的。相比于包括亚洲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的文化，那些认为以建造大型建筑闻名于世的埃及文明与多元基底的美国文化之间亲缘性更近的认识是毫无客观依据的。我这么说很明显并非意在贬低对埃及的研究，而是希望拓宽我们的视野，看到更完整的故事。基于古代社会与欧洲在地理和文化上的远近而形成的历史优越性的叙事方式才是贻害无穷。虽然将最近在美国发生的一系列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暴力事件与媒体对中国考古学的忽视扯上关系可能有点言过其实，但那种认为中国发生的事情不是“我们”的故事想法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危害，助长了亚裔美国人是“他者”的观念。美国社会自身即深植于地理和文化多元性的沃土中。因此，我们应该尽更大的努力去认识文化的多元性，并为之感到骄傲，这当然也包括对中国那些令人兴奋的考古发现给予更多的关注。作者傅罗文（Rowan K. Flad），系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