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 老武汉的典當行
典当业是人类最古老的行业之一，它是最早的金融贷款形式。典当业最早起源于宗教事业。据知，公元前6世纪前后，雅典就出现以土地为抵押借贷的经济活动，而欧洲大陆首先经营借贷以营利的是公元前7世纪时的巴比伦寺院。直到14、15世纪时，完全的典当业才遍及整个欧洲大陆。
我国典当是在公元4世纪由南朝佛寺发起的，那时称作“质库”或“长生库”。其初衷是以扶弱济贫为宗旨，又兼为合乎情理的以正当取利的“生财之道”。
所谓典当，就是一方以动产(如金银首饰)和不动产(如房屋、土地)为抵押，换取货币；另一方收下抵押品，付出货币；双方约定赎期和利息的一种信用往来行为。典即“抵押”之意，亦即“作质”之意，故典当是一种特殊的融资方式，如果出当人不能按期将当物赎回，受当人即可拍卖受当物，拍卖当品收入扣除质押贷款的本金、利息和拍卖佣金后，所余的款项，有的退还当主，有的不退，作没收处理。
旧时的按、押、当是以物品为抵押物的专业店铺，俗称典当、按押，统称为当铺。典当期限分为三种，年限最长的为三年，期限在一年半以上的称之为“按”，但利息就最少，为每两银每月收三分，每逢冬季（十至十二月）则减一个月息。就是因为其当期长、利息低，一些富户会把一些贵重的皮草、首饰、古董等物品拿到大当中去。其实他们并不是真的为了当物取钱，而是把当铺当作保险库，这叫寄当。因为当铺一般也会将抵押物妥为保存，他们所付的利息，只是当作保险费罢了。期限在一年以下且不定期的称为“押”，又称大押。是一年期满，月息也是三分。（K金每两一钱，足金每两三分。）期限一年的称为“当”。─此类无论财力、押期均属最弱、最短，然利率最高。押期为四个月（其中押期三个月，候续期一个月），利息每月一钱。而小押亦被称为“雷公轰”，因为人们认为当铺的小押，乘人之危，期短而利息高。
典当铺是那种规模大的典当行，门口的招牌刷作金色，直书“某某典”，看上去很牛气。这类当铺与典当人约定的当期一般在半年至一年，利率为月息二分到二分五不等。对于质押物，这类当铺很挑剔，只收正规的衣物和金银首饰，至于铜铁器皿古玩珠宝之类，视成色，有的当铺收，有的当铺不收。其他物事，一概不收。
比典当铺稍小些的是“小押铺”，因比当铺小，门口的招牌，也就只写个大大的“当”字，颜色也不用金色，而改用厚重的黑色，且在黑色的大“当”字上，加写一个小小的“质”。更小些的是“代当铺”，招牌上的黑色“当”字比“小押铺”上的稍小，加写在“当”字上的是个红色的“代”字。这一字之差很要紧：加了“代”字的当铺，表示只是个代理店，是给其他大当铺或银行钱庄代理质押业务的。
铺的柜台与其他商铺不同，柜台的高度达两公尺，在坚厚的木质外面还镶着竹条，在竹条上钉着密密麻麻的铁靴钉。这种钉子钉头圆大而厚，钉脚较长，质量牢靠，是特制的。柜台内面为柜房，装设较外面平地高两尺多的地板，这种设备，不仅防范森严，而且气势凌人。
当铺开门时，需要借贷的人把抵押品交由典当商估价，典当商以估价的某个百分比借出款项，并在借单的限期内保管借贷者的财物。如果借贷者能够偿还借款并缴交手续费，就可以取回抵押品，反之典当商会没收抵押品并变卖，也可以收买方式取得抵押品，然后即时卖出。为免接收贼赃，典当商通常应警察要求把货品保留一段时间，一般21至30日不等。当铺的主要营业活动是通过以物品作抵押与顾客用款，定期收取高额利息；另外，如果顾客到期无力还款，赎回抵押物品，当铺就将“死当”公开拍卖，以获得厚利。
当物人将物品当给了当铺后，付钱的同时还要交给当物人一个凭证，即当票。这是当铺发行的有价证券，如果当票出现伪造的即给业务带来麻烦，也可能使买卖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当铺特请专门刻制木版又有信用的刻字铺来刻制木版，自己购买特色纸张印刷当票。书写当票统一由票台负责填写当票及当簿登记等事务。管柜又名“朝奉”，分为头柜、二柜、三柜等职位，以头柜为核心。是负责验物、定价、决定收当与否，直接与顾客交易。成交后，管柜以口唱，票台听录方式进行。如收取当户之抵押物后，由柜台高声报出其顺序号码、名称、当本等，再由票台边听边将各种数据分别笔录于当票和当簿之上。“当字”是当铺行特有的，其字似行书非行书，似草字又非草字，外当人很难辨认。
旧时当铺对当户放贷的数额，是与当户质押物的估价对应的。对当户送来的抵押物，当铺往往尽量压低其价值，一般估价都只有抵押物实际价值的一半。武汉典当行当内流行的所谓“当半当半”，说的就是“凡当之物，估价只得其半”的意思。因为，当户如期赎当并交付利息，自然无事，但也有当户到期不来赎回当典当物，自然也不会来交付贷款本息，那么，这笔“当”就是“死当”，就需处理掉对应的抵押物充抵贷出款项的本息。因此，当铺对典押物估价越低，所担的风险就越小。
旧时的当铺是靠高利贷来获取利益，典当行业之间竞相逐利，以及高利盘剥当户的现象也屡见不鲜。旧时我国就流传一句俗语“要想富，开当铺”。赎当为“九出十三归”。所谓“九出十三归”，比如当户当铺双方议定当物价值1000元，但当铺实际上只给当户900元。当期为三年，年息议定为100元。期满当户要交回赎金1300元（当户在典当时只得物值900元，实付利息400元），这就是旧社会重利盘剥的一种手段。
旧社会赌博之风猖獗，一般赌棍也是当铺的常客，他们为了赶本，就把东西拿来典当，输了就当，赢了就取，而所当衣物由管柜（朝奉）随便估价，多不计较，往往今天当进，明后天就来取物，或上午当进，下午就赎回，当铺都按月计息，当铺自然欢喜不已。还有的当铺与盗贼、小偷有联系，其收买赃物以要挟手段，随便给钱，不开当票，如遇到失主来当铺查询，经核对相符，当铺即伪称那些赃物是多少钱收进来的，由失主请具铺保付清本息，即将赃物让失主赎去，这样当铺就赚了一笔。有的当铺还利用其大量资金做各种投机生意，如囤积棉纱、匹头、黄金、粮食等兼谋厚利。
过去在武汉开设典当业的以安徽的徽州人居多，俗语说“无徽不成典”，或者凡是开典当铺的必须请几位徽州帮的典当老手在店内“压阵”，才会在市面上取得信用，为顾客所重视，业务也会发达起来。再到后来，尽管请徽州帮的人少了，但在经营管理及技术方法等，还是沿袭徽帮的一套。
一般情况下，经理人称为管事，为全店负责人，对内主持店内一切事务，如筹划资金、增减资本、监督帐目等，为当铺中的顶头大伙计、部分为股东兼任。对外调动头寸，与外界联系。仅次于管事的是管楼，是库房的负责人。凡属衣物收进赎出，都必须经过他的清点，并随时防止虫伤鼠咬，上漏下湿，以及夜间派人守夜，防止盗窃和火警。也管学徒的做事和学习，所有店内学徒和勤杂人员都由他指挥与监督。
再往下还有管柜，分为头柜、二柜、三柜等职位，以头柜为核心。他们就是对收进的抵押衣物，斟酌当价，保证赎取后本息返还典内，即或当户不来赎取，到满当后出卖满货时，至少也必须保证本息可以收回——最好是还有余利可图。头柜就是对押进衣物在二柜、三柜不能立即酌定当价时，由头柜加以鉴定。并在当票上签字，作为负责到底的证明。
此外还有管账的、管钱的，这些人员必是老板的亲信，或是由有权威的股东充任。每个当铺全部人员最少十余人，多者30、40人不等，职权分明，负责到底。无论业务如何忙，还是按例规，将当天的一切手续办理的清清楚楚。
不论任何物品，新旧程度如何，都冠以“虫吃”、“鼠咬”、“光板无毛”、“破旧”、和“坏烂”等字眼，就是赤金首饰也冠以“淡金”或“冲金”的字眼，字画必冠以“纸片”。这些字眼，当物人难以看懂其所写之字，就是看懂也无可奈何，因为多年来当铺都是如此书写。当铺贬低当物也是防备当物一时保管不慎，真的破损后，赎当人也无话可说了，自认倒霉。可是，当铺还是认真保管的。他们每收一件当物都登记入账、编号拴上号签，放入库房中。库房分类当物为珠宝玉器、金银首饰、古玩字画是一库，皮毛、丝绸和毛织物是一库，棉布、杂项等是一库。皮毛、丝绸、毛织物和棉布等物都放上防虫的樟脑。并定期查看盘点。一般每年春季和秋季由二当家的亲自负责带人查库盘点物品。每年春季谷雨节气和秋季秋分节气时，开库晾物。每次晾物时都是按库按号查对，取出风晾，特别是对皮毛、毛呢织物等容易招虫的物品都要认真抖晾，如发现虫蛀物咬进行修补。
当物为了能够当着外行人与本铺伙计或同业人商谈业务，一般他们之间都讲“隐语”（行话）。如他们将十个数目字讲为么（一）、柳（二）、搜（三）、臊（四）、葳（五）、料（六）、俏（七）、笨（八）、缴（九）、勺（十）。
清末武汉的典当业多是由卸任官僚及在武汉的富商官商相维合资开设的。他们筹资建筑房屋，经官方验资和察勘，认为合格即批准开业。那时武昌有刘维真，曾为满清兵部尚书，在得胜桥开设“永济”号；朱星胚曾是满清翰林，在保安门外开设“公济”号；张仲衡是富户，在粮道街开设“谦益”号；吕超伯是官僚后裔，在横街头开设“维新”号；殷友渔是资本家捐官后补道，在水陆街开设“本立”号等，利息均为月息2分，甚或有高至７分的，押期为20个月。
至湖广总督张之洞督鄂时，出于“以便贫民”的考虑，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令武昌典当12家和汉阳典当23家改典押期为20个月，限定取息为2分，这就限制了当铺任意加息的不规范经营。为了弥补当铺的“损失”，张之洞将存于当铺生息的官款的利息，由原定的１分9厘者一律减为5厘，这就让当铺有赚头了。由于“政策引导”，当时武汉典当行业很是活跃，三镇有规模的当铺发展至25家。
历史上，武汉典当业，曾两次遭受整体破产的厄运。一次是辛亥革命期间的战火，典当行损失惨重，仅汉阳、汉口两地17家当铺，损失金额计钱340万串。1913年和1914年间，逐渐有人集资开设当铺，资力已不如前，依靠钱庄周转。1923年《汉口商业一览》刊载典当名录38家，其中开设在租界外的只有4家。开设于租界的典当，其利率和期限均有不同。
还有一次是1927年8、9月间，币值一落千丈，赎当人纷纷涌进当铺，以低值钞票赎取当物，三镇所有当铺物品赎取一空，本来值300多万元的物品，眨眼间变成一堆不值几文的废纸。在此后两年周转中都没有典当。
1930年，典当恢复不到一年，又遭遇1931年大水灾，半数典当都因周转困难而停业。仅存的有王禹卿在黄陂街口开设的“瑞和”；贺瑞庭在花楼街口开设的“裕泰”；吴寿芝在友益街车站路口开设的“济生”；张韵轩在中山大道车站路口开设的“厚余”；邹济之在交通路口开设的“协和”；陈松山在中山大道智民里街面开设的“宏泰”等。
1935年，武汉三镇典当35家，营业额达700多万元。由于经营困难，1935年结账，亏损的占十分之八。抗日战争爆发后，武汉沦陷前只有少数典当存在。
武汉沦陷后，伪汉口中江实业银行也办有典当，但在伪币贬值的情况下，和其他典当一样，陆续停业。抗日战争胜利后，汉口市政府曾议及筹设公典。1947年又曾核准私商设立典当7家，并核定月息12分，栈租、保险费各2分。然而通货膨胀，无利可图，都未实现。1949年武汉解放前，典当业已不存在。旧中国,当铺因巧取豪夺，高利盘剥典押人而声名狼籍，因之，社会上曾有“宁可人饿死，也不进当铺门”的顺口溜。1949年后，中国大陆典当业完全停顿。
1987年12月，"成都市华茂典当服务商行"在成都正式挂牌营业，成为当时中国大陆的第一家典当行。1988年，辽宁、山西、广州、上海等地均陆续出现了典当行，而北京第一家典当行"金宝典当行"到1992年底也开始试营业。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典当行也已经进入连锁经营时代，比较有名的华夏典当行等已经进入连锁经营很长时间。这表明我们国家的典当行业正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据商务部统计，截至 2016 年 1 月，全国共有典当企业 8039 家，全国典当行业总体运行平稳，行业规模和典当总额继续增长，业务结构保持稳定。今天在我国许多城市里，不难见到那独具中国商业文化特色的“当”字招牌。今天的典当业无论在服务目的、经营主体，还是服务对象、典当标的物等方面都和旧式典当有着根本的不同。由于典当业具有融资、方便群众生活等许多方面的作用，这就决定了目前已方兴未艾的这个行业将有很大的发展前景。当铺成了"第二银行"，学会利用当铺已是一种新潮。
编辑：田联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