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山与雅趣——宋元笔山研究 / 四六文摘

《猛虎 · 文物考古》2020年第3期

远山与雅趣——宋元笔山研究

欧阳小红

笔架又称笔格、笔搁，是一种传统的文房用具，用于书写或作画间隙暂时搁置湿笔。笔架形制多样，其中别名“笔山”的山形笔架更是别具一格，以其峰峦起伏的山势促成了实用性与观赏性的和谐统一。

山形笔架在宋代开始流行于文人墨客的案头，其产生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宋代，随着文人阶层的兴起，文房用具在日常生活器具中的地位也不断提升，成为文人审美雅趣与精神追求的重要载体。问道升仙的梦想、隐逸山林的志向与仁者乐山的胸怀，凝聚成山形笔架所承载的精神内核，文房用具的专门化发展和传统造山艺术的渊源则为山形笔架的产生提供了物质与技术条件。因此，对山形笔架源流进行梳理，能够透物而见人，剖析宋代以降文人群体的精神世界。

一、笔架的出现与发展

1954年在长沙左家公山战国楚墓中出土一支兔毫毛笔，发现时置于竹管内，与小竹筒、竹片、竹削等一同放在一件竹笥内，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毛笔。从出土文具组合来看，竹管所起到的是闲时收纳毛笔的功能，而用于临时搁笔的专门用具似乎尚未产生。

图1-1 1954年长沙左家公山战国楚墓出土的兔毫毛笔

而洛阳杏园六号魏晋墓出土的陶俑是较为典型的置笔用具实物。该陶俑为胡人形象，双手捧盂，左肩上有一插孔，有学者推测为笔插和水盂的组合用具。而这类置笔用具的出现，为实际书写、作画时临时搁笔提供了便利。

图1-2 陶俑，洛阳杏园六号魏晋墓出土

成书于宋代的《致虚杂俎》记载，“王羲之有巧石笔架，名扈班”，据此推测笔架在魏晋时期已经产生。而最早有关笔架的文献记载当为南朝梁吴筠所作的《笔格赋》，其文道：“幽山之桂树……根纵横而盘互……剪其匡条，为此笔格。下跌则岩岩方爽，似华山之孤生，上管则圆圆俊逸，若九疑之争出。长对坐而衔烟，永临窗而储笔。”可见笔格不仅用于临时搁笔，同样也起到长期“储笔”的作用。

唐代以降，有关笔架的文献记载较前期大量出现，如《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学士苏颋有一花石，以此镂做笔架，尝置于砚席间”[1]。陆龟蒙作《石笔架子赋》以自况，而一般的诗句中也多有“笔架”、“笔格”出现，如陆龟蒙《和袭美江南道中怀茅山广文南阳博士三首次韵》有“自拂烟霞安笔格”一句，杜甫《题柏大兄弟山居屋壁二首》有“笔架沾窗雨，书签映隙曛”之联。

北宋米芾的《珊瑚帖》，又名《珊瑚笔架图》，帖中绘有珊瑚笔架，并赋诗四句：“三枝朱草出金沙，来自天支节相家。当日蒙恩预名表，愧无五色笔头花”。

图1-3 北宋米芾行书《珊瑚帖》页

纵26.6、横47.1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从出土实物来看，战国时期早期置笔用具已出现。从历代文献记载中看，笔架一词最早出现于南朝的《笔格赋》中，而且早期笔架造型多样，又多因材制宜，或剪桂根，或镂花石，或以珊瑚为之。

事实上，真正意义上的笔山在宋代才出现。笔山既有作为文房用具的本质属性，又有着象山造型的外在特征。在笔山造型出现之前，在传统景观艺术中，山是重要的内容和题材，具有“仿造真山”和“象山造型”两种表现方式。汉代宫苑中人工筑山十分普遍，据《西京杂记》记载：“梁孝王好营宫室园囿之乐。作曜华之宫，筑兔园。园中有百灵山，山有肤寸石、落猿岩、栖龙岫”[2]。而流行于汉晋的博山炉是将室外园林、造山艺术移入室内，成为生活用具的典型案例（图2-1）。“博山”即传说中与“蓬莱”、“瀛洲”并称的海上三座仙山之一，博山炉盖高而尖，镂刻出重叠山形和飞禽走兽，以象仙山。

图2-1 西汉博山炉，盱眙大云山江都王刘非墓出土

另外，唐代逐渐出现了象山造型艺术于文房用具中的应用，如故宫博物院所藏十二峰陶砚和大唐西市遗址出土的山峦形陶砚（图2-2、图2-3），同时期山子摆件也成为书房常见装饰物（图2-4）。扬之水认为，笔山造型便是从砚山而来，因此笔架又有笔山之名[3]。首先在造型上，笔山与砚山十分相似，都为山峰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米芾《研山铭》（图2-5），第二部分的手绘研山图是一块山形砚台，在砚山奇石图的各部位用隶书标明：“华盖峰”、“月岩”、“方坛”、“翠岚”、“玉笋”、“上洞口”、“下洞三折通上洞予尝神游于其间”、“龙池遇天欲雨则津润”、“滴水小许在池内经旬不竭”，另外其姊妹篇，藏于重庆三峡博物馆的《合作研山图》，相传都为南唐后主李煜的旧物（图2-6）。其次在功能上，笔山与研山有通用之处，明代文人文震亨在《长物志》指出：“笔格虽为古制，然既用砚山，如灵璧、英石，峰峦起伏，不露斧凿者为之，此式可废。”认为砚山既可以用作笔架，也可以作为砚台使用，可见笔架也为山形。

图2-2 唐十二峰陶砚，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2-3 唐代山峦形灰陶砚，西安大唐西市遗址出土

图2-4 唐代山形玉摆件，长17.7、高9.3厘米

北京市丰台区王佐乡唐史思明墓出土，现藏于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北宋米芾《研山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清罗聘等合作《合作研山图卷》

1951年王缵绪捐献，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

北宋鲁应龙的《闲窗括异志》中有“远峰列如笔架”之言，可见时人已在远山和笔架之间产生自然的联想。有唐五代砚山珠玉在前，加之赏玩案几供石蔚然成风，因此这一时期山形笔架的出现实属自然之理。南宋赵希鹄《洞天清录·笔格辨》中就已认为玉质、石质笔格为山形者最佳：“玉笔格，惟黑白琅玕三种玉可用，须镌刻山峰耸秀而不俗方可……石笔格，灵璧、英石，自然成山形者可用，与石下作小漆朱座，高半寸许，奇雅可爱。”[4]

此外，山水画的构图与笔法也为笔山的造型和布局也提供了借鉴，山峰造型写意且规整，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等掩映其间，布局严谨、巧妙，就如同在纸张上作画。元代刘因《远山笔架》云：“何物能支笔万钧，案头依约远山痕。掌上山峰看太华，人间一发是中原。”与山水画一样，山形笔架将山峰浓缩于一室之内，赏玩之时更添几分纵观胜景的豪气与须弥芥子的哲思。

二、宋代笔山

宋代笔山形态多样，有石、铜、水晶等多种质地，造型与纹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造型方面，宋代笔山因材质和工艺的不同，风格显得较为多样。总体而言，山峰数量较多，可达十余座，山峰布局高低错落，山势层叠绵延，富有立体感和层次感。纹饰方面，既有饰以人物、山水、亭台楼阁的情景式，也有素面无纹、仅以山形呈现的简约式。

1、石质笔山

宋代石质笔山数量最多，造型也最为精致，大多仿照山水画的构图和布局，山峰形态各异，自然天成。此外，大多还在山体之上雕刻有其他装饰形象，如山林之景、云海盘螭、人物屋舍等。

无锡博物院藏有一件宋代山形石笔架（图2-1），从正面看，层峦叠嶂之中，茂盛的树木掩映着亭台楼阁，山下江水涌流，一艘船正从山中驶出，宛如一幅山水画卷。由于此笔架与具有元代特征的砚台一同出土，在无法判断笔架年代的情况下，专家将其定为元代，但不少学者认为从笔架的纹饰上看，其年代可能在宋末元初。

图2-1 宋代笔山，长21、高8厘米，无锡博物院藏

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曾展出一组山形笔架，雕琢精细，饰有波浪纹、人物、屋舍等多种元素，画面丰富、巧妙（图2-2、图2-3、图2-4）。

图2-2 南宋笔山，高5.1、长14.2厘米，2016年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展出

图2-3 宋代山形笔架

高7、长12.5厘米，2016年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展出

图2-4 南宋人物山形石笔架

高7.8、长12.5、宽2.7厘米，2016年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展出

石质山形笔架山峰数量一般较多，民间私藏也不乏精典之作，如文渊山房、秋水堂两家所藏数例（图2-5、图2-6）。

图2-5 宋山居图及山型石质笔山4例文渊山房藏

图2-6 宋五峰石质笔山秋水堂藏

四川大邑县安仁镇宋代窖藏出土一件南宋初年端石笔山，石黑似漆，细润如玉，山峰多达十余座，错落相间，在峰峦间有四个山洞，笔可置于峰间凹陷与山洞间（图2-7）。

图2-7 南宋初年端石笔山

长22.5、宽12、高5.6厘米，四川大邑县安仁镇宋代窖藏出土

浙江诸暨南宋董康嗣夫妇墓出土一件煤精石雕笔架，雕琢错落重叠的山峰20座，极具立体感，上有“庆元六年十二月八日（1201年1月14日）”的纪年铭文（图2-8），笔架黝黑发亮，无纹路，光泽感极强，十分罕见。

图2-8 南宋煤精笔山，长26.8、宽2.9、高5.9厘米

浙江诸暨留云路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董康嗣墓出土，诸暨市博物馆藏

2、铜质笔山

由于铜的材质及铸铜技术的特点，可以形成较复杂的山峦造型，因此铜质笔山的造型也较为丰富。江西临川县宋庆历四年墓出土一件铜笔山，由十二座山峰组成，群山连绵，峰谷相间，形成十一个搁笔的槽（图2-9）。

图2-9 南宋铜质笔山

高4.5、长29厘米，江西抚州临川宋墓出土

浙江兰溪市南宋墓也出土一件铜笔山，报告中称其为梭形，底部中空，报告中无实物图片，但从其线图可以看出其为山形，且遵循中央主峰高，两侧依次递减的规律。

1980年，浙江诸暨城郊供销社采购商店征集到一件铜笔山，造型古朴（图2-10）。《观宋——中国古代文人用器第一卷》一书中记录的青铜笔山则显得较为质朴和规整（图2-11）。而秋水堂藏一例则造型庞粟森然，意趣高远（图2-12）。

图2-10 宋代铜笔山

长19.8、宽2.5、高6.9厘米，诸暨市博物馆藏

图2-11 宋代铜笔山

谈玉金、魏扬，《观宋——中国古代文人用器第一卷》，P34

图2-12 宋代铜笔山秋水堂藏

3、水晶质地笔山

宋人喜用水晶制作各类饰物，水晶笔山也时有发现，其中浙江地区出土最多。在造型上，水晶笔架一般由整块水晶雕琢而成，多为素面，或饰以简单的纹路以展现山势；山峰数量较少，多为五、七等奇数座，且均为主峰居中，侧峰对称地向左右递减，峰顶较尖锐。这种简约的造型风格可能与水晶原料体积较小，硬度大，雕琢难度高有关。

诸暨桃花岭南宋淳熙八年墓与南宋史绳祖墓出土的水晶笔山形制较为类似（图2-13、图2-14），均为五峰造型，《观宋——中国古代文人用器》一书中所列举的水晶笔架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图2-15）。而浙江龙游县湖镇寺底袁村南宋中后期墓葬出土的水晶笔山为七峰造型，且雕刻出山势纹理，增加了群山连绵起伏的视觉效果，但其质地不甚通透（图2-16）。

图2-13 南宋水晶笔山，长9、宽2.3、高4.7厘米

浙江诸暨陶朱山桃花岭淳熙八年武氏墓出土，诸暨市博物馆藏

图2-14 南宋水晶笔山，长12.5、宽2.1、高6厘米

浙江衢州南宋咸淳十年史绳祖墓出土，衢州博物馆藏

图2-15 水晶五峰笔山

谈金玉、魏扬：《观宋——中国古代文人用器第一卷》，P32

图2-16 南宋笔山，长13.5、宽3、高4.2厘米

浙江省龙游湖镇寺底袁村宋墓出土，龙游县博物馆藏

4、瓷质笔山

目前所见宋代瓷质笔山较少，现藏于河北文物研究所的疑似北宋定窑笔山残件，从其残存的部分看，其山峰数量应为五至六个，但这种高足造型的笔山在宋代时十分少见，可能受到砚山风格的影响（图2-17）。

图2-17 北宋定窑笔山残件

高4、长20厘米，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

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曾展出一件景德镇窑青白釉山形笔架，其山峰部分虽有残损，但青白釉色与柳树、轻舟、波浪等元素相结合，勾勒出一幅山清水秀的春日画卷（图2-18）。此类尤以秋水堂藏一例最为质优秀雅（图2-19）。

图2-18 南宋景德镇窑青白釉笔山

高7.3、长13.2、宽2.7厘米，2016年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展出

图2-19 南宋湖田窑青白釉瑶台泛棹五峰笔山秋水堂藏

5、玉质笔山

宋代玉质山形笔架较少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墨玉笔山，因玉料中含有石墨，故而呈现出深灰至墨黑的颜色。玉工巧妙地运用这些分散的灰、墨黑色，使之如山峰的光的阴影部分，成为一件俏色作品，兼具实用与装饰功能（图2-20）。

另，美国“古董教母”庞耐女士旧藏、秋水堂递藏的一例传世宋代青白玉仿灵璧石山子造型的玉笔山，尤为罕见，通体采用多层次的写实雕刻，并以管钻透镂的手法表现赏石的秀、瘦、透、漏，极具艺术审美价值（图2-21）。

图2-20 南宋-元代玉笔山

高4.4、长16.7、厚1.8厘米，国立故宫博物院藏

图2-21 宋青白玉仿灵璧山子笔山庞耐女士旧藏秋水堂藏

一般的笔架以五峰或七峰为主，但上述的诸暨市博馆藏煤晶笔架通体雕琢错落有致的山峰逾20座，实属罕见。雕刻有错落的山峦，连峰起伏。中段峰峦冲天高耸，边缘逐渐落下，层次清晰。一山接着一山的山形与连绵布局，充满韵律之美。山与山之间凹下的山谷正好可以放置毛笔，设计自然而巧妙。煤精石是一种形成于300万年前的黑色有机宝石，又称褐煤、黑宝石。其特点是质地细密，没有纹路，质轻坚韧，黝黑发亮，光泽极强，因软硬适中，是一种理想的工艺雕刻材料，也是继琥珀之后的又一种难得的珍贵工艺用材。

三、元代笔山

考古出土的元代山形笔架数量不多，但同样可见石、瓷、水晶等多种质地。造型上大体承袭宋代的风格，但山峰数量明显减少，基本上仅为数座。

北京西绦胡同和后桃园的元代居住遗址出土一件墨石笔山，由五峰组成，山峰数量虽少于前代，但仍不失重峦叠嶂的层次感（图3-1）。

图3-1 元代墨石笔山，北京西绦胡同和后桃园元代遗址出土

浙江海宁智标塔元代地宫出土一件水晶笔山，由四座山峰组成，与宋代水晶山形笔架相比，其形状更加随意（图3-2）。

图3-2 元代水晶笔山，浙江海宁智标塔地宫出土

北京元大都遗址出土一件影青瓷笔山，由五峰组成，山峰饰有枝藤攀蔓纹，其间有山洞，山脚下饰波涛纹，波涛中浮游行龙，造型华丽别致[6]（图3-3）。

图3-3 元代影青瓷笔山

高11、宽18厘米，元大都遗址出土

杭州市朝晖路窖藏出土一件元代景德镇窑青花笔山，由四座海礁组成，中央的礁石顶端悬有一轮明月，陆锡山认为这种礁石形制是山形笔架的变化形态[6]。笔山通体施青白釉，用青花描绘云朵、波浪、鱼蛙的双眼及部分海礁，这与元代青花瓷器烧造技术成熟有关。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笔山左部为背部带一小孔的鱼蛙形水盂，这种搁笔用具与水盂的组合在河南洛阳杏园6号魏晋墓出土的陶俑上也有发现，该陶俑为笔插与水盂的组合（图3-4）。

图3-4 元代景德镇窑青花笔山

高9.3、宽11.8厘米，杭州元代窖藏出土

现存的明清时期笔山多为传世品，其造型与纹饰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材质更加丰富，除前代已有的石、铜、漆、水晶等质地外，还增加了玉、铜鎏金、珐琅等质地，进而在装饰工艺上，由主要采取雕刻、镂空的手法到根据不同材质使用更为多样的彩绘、鎏金、珐琅、剔红等工艺。玉石和瓷质笔山的造型风格由宋元时期的写实性转向抽象化，不再着意营造各异的峰峦形态，在山峰数量上则受元代山形笔架的影响，一般不超过五座，又以三峰笔架最为流行，这可能与崇尚“三山五岳”的思想有关。此外，不同于宋元时期的笔山，明清山形笔架在主体山形的下部多附加有底座，反映出在搁笔的实用功能之外，作为陈设摆件的装饰功能更加凸显。以秋水堂藏明代水晶笔山（图3-5）、清代哥窑瓷质笔山（图3-6）为例。

图3-5 明代水晶笔山秋水堂藏

图3-6 清代哥釉瓷质笔山秋水堂藏

四、笔山与文人雅趣

文人不仅仅视文房用具为实用性工具，更赋予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唐代韩愈在《毛颖传》中给文房四宝题赠姓名字号，彰显其造型和个性，又赐予官衔，表明其司职与功用。南宋林洪效仿前人，在《文房图赞》中称笔架为石架阁，名卓，字汝格，号小山真隐。宋代有执掌档案文书的架阁官，赐予笔架“石架阁”之称，与其功能巧妙相称[7]；所取的名与字喻示着“卓然超群”的品格，号为“真隐”则是隐逸志趣的反映。这种将笔架人格化的做法，不但显示了文人对笔架的亲昵和崇敬之情，更是借笔架来寄托和抒发文人自身的志向和情怀[8]。

笔山寄托了化凡登仙的梦想。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名山往往被视为仙家所在，是世人向往的归宿。宋陈师道《晁无咎张文潜见过》一诗中写道：“功名付公等，归路在蓬莱”，世俗功名如何比得上长生大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故而借一笔山，聊解神往之情。

笔山反映了隐逸山林的志趣。仙踪难觅，但自由可求，远离俗尘，复返自然，便可不受功名利禄所羁绊，不再以物累形，于山林之中求得心中的宁静。对于文人而言，在繁杂的世俗生活中，有一笔山相伴，便能暂脱樊笼，让心灵自由驰骋，晋入“心远地自偏”的精神境界。

笔山象征着对高尚品德的崇敬。《诗经》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辞，《论语》中亦有“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之句，自古以来，高山便是崇高品格的代名词，而将笔山置于案头，既是借以自勉，同时也能够向他人彰显自身的品性。

随着唐代开科取士、宋代奉行“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策，文人的社会地位不断提升，文人阶层不断扩大，文士的情怀进一步形成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风尚。文人既是文房用具的使用者，也是山水艺术的倡导者。寓山形于笔架，不仅是缩景于物，更在于以物寄情，因此笔山的出现，实际上是文人生活雅趣的体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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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五代）王仁裕编：《开元天宝遗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2]（汉）刘歆著；（晋）葛洪辑抄：《西京杂记》，中国书店出版社，2019年。

[3]扬之水：《宋墓出土文房器用与两宋士风》，《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1期。

[4]（宋）赵希鹄著：《洞天清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

[5]张宁：《记元大都出土文物》，《考古》1972年第6期，图版陆：1。

[6]陆锡山：《笔插和远山笔架》，《文博》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