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形状：库布勒的马赛克拼图与布克哈特的辐射状截面

Clocks cannot tell our time of day

For what event to pray

Because we have no time, because

We have no time until

We know what time we fill,

Why time is other than time was.

——Wystan Hugh Auden

时间的形状：库布勒的马赛克拼图与布克哈特的辐射状截面

撰文/徐波

西方历史观念把历史看作是内在的、连续的编年的世俗过程，这一观念形成于现代，圣经的历史线性观只是其源流。这种历史观念认为编年时间是一种同质的媒介，涵盖可以想象到的所有事件，每一个事件在时间轴上都有其明确的位置。它对现代历史研究方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在将历史看作编年过程时，人们默认关于事件在时间之流中发生的时间的知识有助于我们解释事件的发生。事件发生的时间是一个有价值的事实。历史学家通常在一系列事件之间建立有意义的关系，无论是因果关系还是其他关系，并按时间顺序追溯后发事件到之前的事件。

其次，在编年时间的同质性和方向不可逆的魔力下，人们通常关注连续的事件系列，于是有许多按编年顺序讲述一个民族，一种制度的故事的普遍叙事，它们都着眼于人类各个领域的当代活动。这样的叙事时常是为了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或者说我们向何处去？如果不是因为相信时间的同质性，这个问题是很难提得出来的。

第三，对编年顺序时间的形式特征的体验激发了将形式转化成内容的欲望，也就是说，把历史过程看作一个整体，并把某些性质归于这一整体：它可以被想象成一种潜能的展开，一种发展，或者实际上是朝着更美好未来的一种进步。这种欲望是不可抗拒的，黑格尔和马克思等思想家都醉心于描绘历史整体进程。哲学家从上面强加的东西，历史学家试图从下面来实现。他们也被普世历史的幻象所困扰，甚至亨利·皮雷纳和马克·布洛赫把“普世史”称为一切历史追求的目标。这样，编年年表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同质的编年时间与多样的历史时间显然是不同的，并非所有历史家都一味强调编年时间，而忽略对历史时间的深入思考。实际上，布罗代尔曾在他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一书中尝试了三种不同的历史时间的分析方法。到1958年，即该书出版将近10年之后，他在《长时段：历史和社会科学》这篇论文中明确提出“三时段”理论，从而把时间问题引入历史研究。1962年，乔治·库布勒在艺术史研究领域提出了“时间的形状”论理，应该说是对历史时间问题的另一种思考。乔治·库布勒（George Kubler, 1912-1996）是耶鲁大学艺术史教授，他在1962年出版的《时间的形状：造物史论》（The Shape of Time: Remarks on The History of Things）一书中，作为杰出的艺术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抨击了这一领域的学者对编年顺序和风格的过分关注。他认为，历史学家最好致力于“发现时间的多种形状”，而不是强调年代学的问题。库布勒所谓时间的形状是什么呢？他认为，艺术作品，或者通常所说的构成艺术品的元素都可以以序列的方式排列，各个序列都是由一系列联系在一起的现象组成的，因为它们代表着源自某种需要并触发整个系列的问题的连续“解决方案”。这些相互关联的解决方案一个接一个地引出了最初问题的各个方面以及其中固有的可能性。因此，对于一件特定艺术品的解释来说，它的产生的年代日期似乎没有它所处“阶段”重要，“阶段”意味着它在其所属序列中的位置。所述各个连续解决方案通常在时间顺序上是分离的，不同步的，这一事实进一步表明，每个序列都根据自己的演变时间表。各个序列的时间有其独特的形状。这反过来意味着，不同序列描绘的时间曲线是彼此不同。因此，在编年时间顺序上同时出现的艺术品应该说在各自序列的时间曲线上却占据不同的位置，一个可能出现在系列的早期，另一个则可能远离它的开端。这就是说它们同时出现，但处于各自序列不同阶段。（They fall into the same period but differ in age.）

库布勒的观点非常明确，那就是他反对在艺术史中过分强调编年时间顺序。他在艺术史领域对时间的思考可否挪用于一般历史领域呢？著名学者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认为，如果稍微修改一下，这个观点也适用于一般历史。时间之流涉及到不同领域或维度的事件，而艺术史只是其中的一个，其他领域包括政治事务、社会运动、哲学教条等。同一维度的连续事件明显比分散在多个领域的事件更有可能成为有意义的相互关联的序列。简而言之，可以假设每一个领域内的事件都按照一种内在的逻辑相互跟随，形成了一个可理解的序列。经验表明，每一个这样的序列都在其特定的时间展开，这样不同序列的时间就具有不同的形状。克拉考尔还举出西格蒙德·戴蒙德在哈佛所做的一个巧妙的小实验加以说明。戴蒙德要求他的学生调查美国历史的不同领域，并根据他们各自的发现确定事件发展的阶段性。有的学生主修政治史，有的学生主修文学史，等等。最后他们走到一起，交换了意见。结果，他们分别设计的事件发展阶段是不一致的。

据上述，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我们面临着许多事件，由于它们位于不同的地区，属于不同领域，它们只是在形式上同时发生。因此，除非我们考虑到每一个事件在其特定序列中所占据的位置，否则我们就不能正确地定义每一个事件的性质。不同领域、不同地区的呈现各种形状的时间遮蔽了统一的时间之流。因此，任何所谓的历史时期都可以被想象成在各自时间的不同时刻出现的各种事件的混合体。

其结果是，我们没有理由将历史过程看作为同质的编年时间过程。事实上，历史是由事件组成的，关于这些事件之间的关系和意义，它们的编年顺序能告诉我们的很少。因为同时发生的事件往往在本质上是不同步的，所以将历史过程视为同质时间过程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说到历史，人们应该言及复数的时间进程，而不是大写的单一的时间过程。编年时间并不表现为进程，它是一个空的容器。尽管这一概念对科学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它不适用于人类事务。库布勒说：“时间像精神一样，严格说来是不可知的。我们只是间接地通过时间里所发生的事件而认识它。”一个纯粹编年时间是从未有人真正经历过的时间。克拉考尔认为，这再次突出了它的形式特征，它是空的。正如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指出的那样，人类进步的观点之所以站不住脚，主要是因为它与作为一个有意义的编年顺序时间概念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因此，历史主义的一般历史叙述细究起来是有问题的。无论是关于现代化、工业化、民主化等等总体叙事，虽然都不会局限于用编年的方式来汇编这些事件，而是倾向于相信这些事件是相互依存的，从而在一种普遍的叙述中把一个领域的现象追溯到另一个领域的影响，或者假设并行发生的事件之间的亲和性。然而，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这些叙事可能会赋予编年顺序过分重要的意义。不可避免的是，他们会沉迷于虚假的过渡，屈从于布局的要求，在不连贯的事实之间的虚假联系中忽视可理解的事件序列。克拉考尔认为，从兰克到现在，这样的例子在一些著名历史著作中比比皆是。以兰克本人为例：每当他从政治史的视角，去审视艺术、哲学、科学等周边领域时，他坚持从他所叙述的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的总体情况来解释其中的事件。换句话说，他设法把那个时期的文化事件融入到一个权宜方案中，于是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即这些文化事件是遵循事物的一般趋势的。由于他急于把这些事件放在一个随时间推移的整体的公分母之上，这妨碍了他探究它们的本质，它们真正的历史定位。结果，他就歪曲了那些事件，违背了他自己的历史要“如实直书”的主张。

库布勒对呈现为不同形状的时间的思考显然是反编年叙事的，他既反对把不同领域的事件置于一个同质的时间之流中，也反对以特定序列的时间曲线来替代或涵盖别的序列的时间曲线。库布勒对历史家过分强调编年时间的批评是合理的，但合理的批评中显然有过分之处，因为他几乎排除了不同区域、不同领域序列汇合的可能性。库布勒认为：“从特定地点历史时期的完整面貌截取而得的瞬间截面，类似于一幅由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时代的马赛克拼图，而不是赋予其意义于各部分的辐射状图形。”他坚持认为，构成一个时期的“文化束”在很大程度上是“偶然地并置在一起的”。克拉考尔认为，这似乎不适用于文艺复兴和其他许多时代，并且没有自己的面貌的时期确实相当古怪。同时期的人以各种方式互相交流，他们之间的交流很可能导致了当前的各种成就和事务之间的交互关联。因此，即使同时发生的事件通常发生于不同的时间形状中，而且在自身序列中“阶段”上也不同，它们仍然有相当的机会显示出共同的特征。同时性可以造成一种交往，随机的巧合可能会形成一致的样式。无论如何，不断发生的渗透过程总是容易产生一段时期或一种局面，其所受精神影响波及所有领域，因而呈现出整体的特征。克拉考尔指出，既然这样的历史时期必然是整个历史过程的组成部分，它们的出现就含蓄地确立了同质的时间作为一种孕育着意义的媒介。

实际上，同为艺术史家的布克哈特早了一个世纪，他没有提出过明确的历史时间理论，但在其历史研究中却表现比库布勒更加灵活，更加辩证的处理历史时间的具体操作。在其文化史、艺术史和世界历史的研究中，布克哈特对编年叙事的态度是模糊的，很大程度上否定的。他有时也会叙述一系列包罗万象的历史事件，但他拒绝编年叙事方法的束缚。在其的主要作品中都表现出，他很不愿意把同质编年时间看作是一种重要方法。在他的《世界历史沉思录》中,他从时间之流中退出，进入一个永恒的领域，以此来检视文化与宗教和国家这两种制度性权力之间具有或可能具有的各种关系。他从世界历史的各个方面挑选了许多例子来验证他的观察，而没有考虑它们的编年时间顺序。《君士坦丁时代》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都表现出对历史动态进程的漠视。在这两部著作中，布克哈特使时间停顿下来，遏制住时间之流，沉思静止的历史横截面，以便各种现象能呈现出来供人们仔细观察。他对它们的解释是一种形态学的描述，而不是按时间顺序的叙述，仅涵盖一个单个历史时期。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布克哈特以分析文化的关键时刻，而不是动态发展而闻名。他研究特定历史时期就象研究艺术品一样，试图揭示各个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不是它们与外部的联系。对他来说，历史研究与艺术史研究并非截然不同。因此，作为艺术史家他强调“风格”，强调个别艺术家和艺术流派的典型的形式特征，而不是强调黑格尔主义的批评家所发现的体现于其中的历史的或哲学的意义。然而，与此同时，他反对形式主义，因为它意味着艺术实践与传统的经典艺术表现题材之间的分离。在布克哈特的艺术史写作中，艺术的自主化只是部分的：艺术品仍然要传达意义，仍然与整个文化相关。不过，他在其艺术史写作中排除了黑格尔派的历史动态发展。每一种文化都是独立的，都应该被独立地、根据其自身的情况来评价，而不是作为历史成功故事中的一个阶段。

然而，布克哈特在力图协调两个看似对立的方法，即在抛弃编年叙事方法的同时，他非常清楚他是在描绘时间之流中的一个具有共同精神特征的时代，实际上是以迂回的方式又回到了编年历史时间。这一点在他《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得到了最好的说明。在这部无与伦比的杰作中，他一个接一个地探究了文艺复兴时期生活的各种表现，从古典古代的重新发现到作为艺术的国家的自由创造，从个人价值的新观念到社会习俗和日益增长的世俗化。他不是要证明他所援引的事件尽管同时发生，但指向不同的方向，也不是要指出所有同时发生的事件也是相互关联的事件。他的目的是将意大利文艺复兴解释为个人觉醒的时代。这种观点是一种真正的思想成果，而不是一种纯粹的归纳概括。它意味着，一种(世俗的)个人主义的精神表现在构成这一时期的几乎所有的活动、愿望和存在方式中。因此，文艺复兴不能被认为是不相干的事件的并置，而是作为一个具有意义的整体，该意义渗透整体的各部分。克拉考尔指出，这样，布克哈特跳出了编年时间顺序，最终又将自己托付给了时间之流。一旦一个复杂的时期被认为是一个各部分协调的整体，呈现为各种形状的序列时间就自动退回到边缘，年代学与整体历史进程一道重新具有了意义。

因此，布克哈特似乎在告诉我们，面临着两个相互排斥的命题，其中任何一个都不能被忽视。一方面，编年时间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成束的各种形状的时间，在这些时间里，各种各样可理解的事件序列不断演变。另一方面，编年时间证明是不可摧毁的，因为这些成束的时间序列往往会在某些特定时刻汇合，然后这些时刻对所有这些时间序列都有效。正是在协调两种历史时间的过程中，布克哈特的开创了截面的，共时的历史分析方法，以取代传统的叙事的或历时的方法。这种共时的方法是勾勒一幅图景，一幅赋予共有的意义于各部分的辐射状图景，而不是讲述一个故事，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图景”不隐含叙事，正像他非常欣赏的鲁本斯的艺术杰作那样。通过寻找一种文化的所有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布克哈特没有去建立一个事件系列，也没有探究原因，而是以“阅读”艺术作品的方式来“阅读”文化。

库布勒和布克哈特勾勒了不同的历史截面图景，结合他们的观点产生的原语境来看，二者的立场观点都能得到很好地解释。库布勒是福西永的学生，师徒二人在耶鲁大学开创的艺术史研究长期保持着法国式的美学追求，强调艺术作品形式本身的意义。库布勒在20世纪50、60年代所处的学术环境，正如他在《时间的形状》一书的序言中所说：“卡西尔将艺术部分地定义为象征性语言，这一解释主导了20世纪的艺术研究。认定艺术品是象征表现的新文化史由此产生。艺术通过这些方式得以与历史研究的其他领域发生关系。但所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因为在对意义的种种研究受到所有人的关注之时，另一种将艺术解释为各种形式关系的理论因而遇到了冷落。”形式主义的审美的追求与图像学的学术的研究似乎成了对立的双方，库布勒是在这样的论战背景下提出自己的观点，所以难免表现得有些极端。他既要批判20世纪的艺术史理论和方法，又试图提出一种新的方法来弥补其不足，即他反对整体的按编年顺序描述艺术演变的方法，主张勾勒艺术品形式序列“时间的形状”。布克哈特所处的19世纪是历史主义盛行，所谓科学历史方法日臻成熟，历史学科制度化逐渐开展的时期，再加上他留学德国，是科学历史方法的倡导者兰克的学生。考虑到这样的时代语境和学术师承关系，布克哈特主张共时的历史分析方法，同时又承认编年时间的重要意义也在情理之中。

像库布勒等人那种可以一直追溯到布克哈特的学生沃尔夫林的形式主义艺术史学派，在20世纪中、晚期遭受到同样谱系高贵，可追溯到卡西尔、潘诺夫斯基等德国学者的，后来又结合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跨学科艺术史解释方法的重大逆反和挑战，逐渐成为了少数派。按巫鸿的说法，持形式主义观点的人“已为数甚少”。然而，我认为，历史研究，当然包括艺术史研究的一个范式的兴起，另一个范式的衰落，并非是一个消灭另一个，另一个不复存在，而是一个取代另一个中心位置，另一个被相对边缘化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