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鬼神·卜筮（四）
秦朝原是周朝的一个诸侯国，其先人曾为周孝王养马，凭着他的本事，马繁殖得很快。周孝王于是把秦谷（今甘肃天水市）一带分封给他，这就是“秦”的起源。
秦结束了自春秋起五百年来诸侯分裂割据的局面，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华夏族为主体、多民族共融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秦首创了皇帝制度、以三公九卿为代表的中央官制，以及郡县制，彻底打破自西周以来的世卿世禄制度，强力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奠定中国大一统王朝的政治基础，故有说法“百代犹得秦政法”。
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夕，秦国相邦吕不韦集合门下的三千“游士”编纂了一部《吕氏春秋》。吕不韦虽然是商人出身，但却有着远超一般人的政治目光。他的理想可不是当作家，而是效法周公，融合诸子百家学说于一炉，打造天下归一后统一意识形态的工具。
奇货可居，志在谋国
相较而言，秦始皇就有些简单粗暴，为我所用者留，不为我所用者杀，通过焚书坑儒（并非单指儒家）、严法苛政的办法消除异端，统一思想。简单粗暴的高压政策自然不能令人信人心服口服，也就不能长久，所以秦始皇死后没有多久，天下就又重新陷入纷争的局面。
首先揭竿而起的是陈胜吴广的起义。就陈胜吴广所在的贫民阶层而言，按说是没有造“神”的主观意识的，但“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能从陈胜口中说出，可见此人平素绝非“牛二”之类的盲流。况且，陈吴二人起事之前，求卜于一位算卦的高人，高人明白他们的来意后，就说事情能成功，并暗示他们可以借助鬼神的力量。
可惜的是，这个高人只猜中了开头，没有猜中结尾，一句话送陈吴二人走上了不归路。阿伟哥一直疑心高人是一位通晓造“神”秘密的反秦人士，否则就不会怂恿陈吴，并且教给他们造“神”的办法。
陈吴二人也是人精，一点就透，借助鬼神的力量来增加起义的号召性，搞出“鱼肚丹书”和“祠火狐鸣”的把戏。这些把戏现在看起来很低级，但是在那个时代十分有效。这也为后世的造反者做了榜样，引得纷纷效仿，只不过名目各异，其实都是换汤不换药的一路货色。
吴广以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陈胜、吴广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众耳。”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卒皆夜惊恐。旦日，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
——《史记 陈涉世家》
阿伟哥私下认为，陈胜应当请那位算卦的高人当军师才对，这样才有成功的希望，而那位高人也就有可能成为后世“张良”、“徐茂公”、“刘伯温”之类的人物。此事从侧面说明了“笔杆子”和“枪杆子”的重要性，缺一不可。
到了刘邦和项羽争天下的时候，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更显得突出。项羽出身将门，熟读兵法，力能扛鼎，勇冠三军，“枪杆子”硬的很，绝非一个小小的沛县公务员刘邦所比；而项羽自恃武力超人，不重视“笔杆子”，只有一个范增，还不能为其所用；反观刘邦，既非“笔杆子”，也非“枪杆子”，只是善于利用这两方面的人才，反而最终获得了天下。
刘邦开创了由平民而登上九五至尊的历史先河，这是从夏启建立“家天下”之后，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为了能够解释刘邦获得天下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把他“神化”为“真龙天子”，包括《史记》在内的一干史书集体作假。司马迁可能是为了发泄汉武帝切掉自己小鸡鸡的不满，明褒暗贬，给汉武帝的曾曾祖父，刘邦的父亲——刘老爷子戴上一顶大大的绿帽子。
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於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
——《史记 高祖本纪》
不过，对于这顶绿帽子汉武帝还不好说什么，由此可见，刘氏家族为了提升自己血统的高贵性也是蛮拼的。在以后的历史中，类似的从父母身上下手的把戏是屡见不鲜，只是为了照顾颜面，大多改为做梦当中，日月入怀，或者出生之时，霞光万道，异香满室等等。
只是刘邦是能够马上得天下，还没有来得及下马治天下，就一命呜呼，而意识形态的建设大业，到了他的曾孙子——汉武帝刘彻那里才算完成。
经过70年的无为而治，到了汉武帝时期，汉朝已经变成了一个富得流油的大国了。既然有了钱，汉武帝开始思索怎么样才能让自己成为 “万事之统”的绝对权力统治者。于是，在元光元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
董仲舒是儒家人物，汉景帝时曾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对于汉武帝抛出的绣球，董仲舒不失时机地呈上了自己的“新儒学”，并深得汉武帝的赞赏。
“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是董氏儒学的“核心”。在他构筑的体系中，“天”重新回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君”依然是“天”在凡间的代言人。这粗看似与周公版没有太大差别，但是当中却蕴含着巨大的不同——在董版当中，“天”既有至高神的性质，又有着自然的属性。“天”在人的眼中，不再是高高在上，神秘莫测，它的行为举止都是有章可依，有道可循；而天人之间的交流，不用依靠神灵作为媒介，只要通过天人之间的相互感应就可以进行，人的“神”则是感应的工具。
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乍视乍瞑，副昼夜也；乍刚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乐，副阴阳也。
——董仲舒《春秋繁露》
按照董氏理论的理解，人之所以能够和天相互感应，就在于人和天之间存在着相互一 一对应的规律性。全身的三百六十六块骨头与一年的日数对应，十二节肢体与十二月对应，四肢与四时对应……由此推论，人的“神”自然与至高无上的“天”对应，因为它们都是各自的中心和主宰。
如何，有木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这种东西学过中医的都很熟悉，这不就是中医学中的“天人相应”和“取类比象”嘛。这样的理论，绝非来自于孔子，恐怕更多取材于当时最流行的阴阳家、五行家、道家以及各种神仙方士的学说。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科学性，一直到现在还有争议。反正，以它为指导的中医学屹立两千年而不倒，时至今日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而在汉代，这些东西妥妥地算是“时尚科学”。
董仲舒似是而非的新儒学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他的与时俱进。董仲舒以儒家为外壳，装进来大量当时最流行的学说，按照统治者的要求重塑了天的形象和天人之间的关系，构筑了一个合政治、伦理、哲学、神学为一体，涵盖社会方方面面的意识形态体系。
应当说，从西周建立到西汉建立，中间间隔了一千年，从周公制定礼乐制度，到春秋战国的”礼崩乐坏“，再到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代在变，但是“圣人以神道设教"的形式和方法没变。历史车轮滚动了一个周期，又重新回到了原点。
中国历史上很少出现政教合一的政权，或者将神权至于君权之上，原因就在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已经完成了从神权社会到人文社会的转变，到了西汉时期，更是通过独尊儒术，使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彻底全盘儒化，董氏儒学这种改头换面的儒家学说影响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起到了“国家宗教”的作用，这也是算作儒教的真正开端。
几家欢乐几家愁，相较于儒家的得宠，道家则明显有些失意，从汉初的短时间流行之后，由于独尊儒术的原因，受到了刻意的打压，除了那些归隐山林的修道之人以外，只能向下层社会发展，到了东汉后期，逐渐聚合成实体，一些民间原始教团相继成立，并在后世逐渐形成道教。而东汉明帝时期，“汉明感梦，初传其道”，佛教就此传入中国。因为最初被视为与黄老神仙方术同类，仅通行於少数的王公贵族之间，到了汉末三国时代，佛教才逐渐由上层遍及民间。
至此，犹如风云际会，英雄聚首，儒道佛三教同时出现在中国人精神世界的舞台上，争奇斗艳，各展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