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鲁迅祖父差点丢了性命的科场舞弊案，是怎么回事？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里写过这样一段话。《呐喊》是小说集，鲁迅这段话却来自于真实生活。他出身的家庭，的确经历过一场从小康坠入困顿的悲剧。

这个悲剧源于一场科场舞弊案。科场舞弊案的主角，正是鲁迅的祖父周介孚。

周介孚，字震生，号梅仙，浙江绍兴人，生于1838年1月22日。周介孚从小勤奋读书，走上了科举考试的道路。1867年，19岁的周介孚参加乡试，考中举人。1871年，周介孚进京参加会试，考中进士。随后，周介孚授翰林院庶吉士。3年后散馆，周介孚外放到江西，担任金溪知县。

1878年，周介孚因为与上司关系没有处理好，遭到弹劾，被免除官职。周介孚不甘心回家种田，在好友李慈铭的指点下，将家里一部分田产卖出后，获得一笔钱款，到户部捐了一份候补官职。由于捐官的人太多，需要轮候。周介孚就一直守在京城里，不肯离去。

10年后的1888年，周介孚这才苦尽甘来，获授内阁中书。

内阁中书负责撰拟﹑记载﹑翻译﹑缮写等工作，经过一定工作年限，要么外放为同知或直隶州知州（正五品），或要么保送充任军机章京，前途十分光明。然而，就在周介孚打算大展才华时，1893年，他母亲病逝，不得不辞掉官职，回到老家为母亲守丧。

就在周介孚回家守丧的期间，出事儿了。

周介孚的长子叫周伯宜（鲁迅父亲），生于1861年，当年33岁。周伯宜的科场之路充满坎坷，屡次参加乡试都名落孙山，到33岁还是一名秀才。周介孚对此非常着急。

周介孚回家守丧这一年8月，朝廷为了庆祝慈禧太后六十大寿，下令全国各地增加一次恩科乡试。周介孚到处打听消息，得知来到浙江主持乡试的正是与自己一起考中进士的同年殷如璋，非常高兴，动了心思，希望殷如璋帮助儿子周伯宜在考场上舞弊，考取功名。

殷如璋，字秋樵，江苏扬州人，1871年考中进士，官至正五品的通政司参议，1893年奉命出任浙江乡试主考官。当年7月，殷如璋离开京城，乘船经过京杭大运河，奔赴杭州。7月27日，殷如璋乘坐的官船抵达苏州阊门码头，稍作整休。苏州知府王仁堪按照官场礼仪，带着几名苏州官员，前来官船上行礼节性拜访。

殷如璋和王仁堪等人在官船上寒暄时，殷如璋的仆人送来一封信，交给殷如璋。这封信正是周介孚派仆人陶阿顺送来的。信里除了周介孚的名片外，还有两张纸。一张写着“宸忠”“茂育”四字，是与主考官约定好的“暗号”。届时周伯宜将“宸忠”“茂育”四字写进考卷里，方便殷如璋进行辨认。一张写着“洋银一万元”字样，是周介孚许诺事成之后的酬劳。周介孚拿出1万洋银来为周伯宜买得一个举人功名，还是下了血本的。

周介孚多年当官，做事持重，吩咐陶阿顺先投上名片，请求拜会殷如璋，再当面递交信函。毕竟，信函是见不得光的。如果殷如璋不方便面见，再将信函送上去。可是，陶阿顺是一个没文化的仆人，没有见过世面，又图省事，竟然将名片和信函放在一起，交给了殷如璋的仆人，随即在船下等待回复。

清朝极为注重防止科场舞弊，规定乡试主考官在赴任途中，不得收取任何人的信函。殷如璋拿到自己仆人送来的信件后，并不清楚是谁写来的。为防止在场的苏州官员说三道四，避免舞弊嫌疑，殷如璋将信件拿给王仁堪，请他代为打开。王仁堪一番客套后，打开信件，立马脸色大变。殷如璋“见事已泄，亦拍案大怒，请将下书者严究，以明心迹”。

这场发生在浙江的科场舞弊案立即爆发。

由于信件里有周介孚的名片，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周介孚无法抵赖，在外逃了几个月后，不得不回到省城杭州归案。

此案惊动了朝廷，朝廷马上将周介孚革除内阁中书职位，命令浙江巡抚嵩骏、杭州知府陈璚等人进行审讯。经过几个月审讯后，嵩骏向朝廷汇报了案情，建议在斩决的基础上，适当从轻发落。光绪皇帝交给刑部判决，刑部赞成嵩骏的建议，拟定“于斩罪上量减一等，拟杖一百，流三千里”的判决意见。

可是，光绪皇帝却打算对周介孚从重处理，颁下谕旨，判处死刑，只是并非“斩立决”，而是“斩监候，秋后处决”。这就意味着，周介孚还有一线生机。果然，到了第二年秋审时，光绪皇帝没有处决周介孚，减刑为“牢固监禁”。

周介孚侥幸保住了性命，被继续关押在杭州监狱。直到1902年，周介孚才被释放出狱。从1894年到1902年，周介孚足足坐了8年牢。

这场科场舞弊案，让周介孚一家备受打击，陷入困顿之中。

周介孚出狱后，染上重病，在1904年7月病逝。长子周伯宜不但没有当上举人，还被革除了秀才功名，郁郁寡欢之下早在1896年就病逝了。那时候，他父亲周介孚还在坐牢，长子周树人（鲁迅）年仅1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