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三强：与原子弹同一天生日的人
钱三强在杨振宁办公室（1980年纽约石溪）
从“秉穹”到“三强”
1913年，钱三强出生于浙江绍兴，取名秉穹。其父钱玄同早年留学日本，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是我国近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新文化运动先驱；其母徐琯贞出身书香门第，家中藏书甚富。
中学时，钱三强的同班同学李志中写信给他，信中称他为“三强”，钱玄同看见了，饶有兴致地问他“三强”是谁。
“'三强’是志中同学对我的称呼，因为我排行老三，喜欢运动，身体强壮，故称我'三强’。”秉穹回答。
钱三强（时名秉穹，左二）与山猫篮球队合影
钱玄同当即称赞：“名字本来就是一个符号。我看'三强’这个名字不错，可以解释为立志争取德育、智育、体育都进步。”
从此，“钱秉穹”正式改名为“钱三强”。
钱三强（中）和父母在北平家中
起先，受孙中山启发，钱三强相信“工业救国”，立志考南洋大学的电机工程；但在北京大学预科学习英文以备考南洋大学期间，他接触到在北大兼课的清华大学教授吴有训、萨本栋讲授的近代物理和电磁学，还阅读了英国科学家B.A.W.罗素的《原子新论》中译本，从而对原子物理学产生兴趣。
时值日本侵华，内外部因素结合，于是他改为报考清华大学物理系。
1932年，19岁的钱三强进入清华大学物理系。次年，父亲钱玄同为他题字“从牛到爱”，寓意有二：一是勉励他发扬属牛的那股牛劲；二是勉励他在学习上不断努力，向牛顿和爱因斯坦学习。
这四个字，成了钱三强终生的座右铭。
在北平研究院同玻尔（前排左）合影（二排右二为钱三强）
1936年毕业时，钱三强去了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几个月后，在所长严济慈的支持与鼓励下，他参加了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组织的公费留法考试，考取了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的镭学名额，师从约里奥-居里夫妇。
钱三强在塞纳河畔
然而赴法行期在即，卢沟桥事变爆发，双亲疾病缠身，他有些踌躇。父亲钱玄同劝他：“弹丸之地的日本，敢对偌大中国发起侵略，还不是因为我们国家落后吗！你这次出国深造，是极难得的机会，现在的所学，将来对国家定能有所用。报效国家，造福社会，发奋之路还远得很哩。男儿之志，不能只顾近忧啊！”
于是他明白，要使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必须有先进的思想、先进的科学。
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有祖国
在巴黎工作、生活的11年中，钱三强共发表研究论文近40篇。在这期间，他结识了何泽慧，并与之结为伉俪。二人携手和沙士戴勒（R. Chastel）、微聂隆（L. Vigneron）一起，发现了铀核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1947年，他获得外籍学者在法国极少能获得的高职——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的研究导师。
钱三强、何泽慧结婚照
正当周围的人都认为他们会长期在法国工作下去时，他和何泽慧却向导师提出了回国要求。他们认为，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祖国再穷，是自己的，正因她贫穷落后，更需要自己去努力改变她的面貌。
钱三强和何泽慧在法兰西学院用云雾室设备上做三分裂和四分裂实验
约里奥-居里夫妇舍不得他们离开，但也理解和赞成他们的决定。临别时，伊莱娜夫人赠言：“要为科学服务，科学要为人民服务。”
1948年，钱三强回国前夕，约里奥-居里夫妇在给他的评语中写道：“他对科学事业满腔热忱，并且聪慧有创见。……钱先生还是一位优秀的组织工作者，在精神、科学与技术方面，他具备研究机构的领导者所应有的各种品德。”
钱三强1948年回国前夕同约里奥—居里夫妇在住宅花园合影
同年8月，钱三强回到北平，与何泽慧积极组建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然而，由于美国干涉、北平研究院和清华北大各自为政、国民政府自身危局等原因，筹建计划最终落败。
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筹备中科院期间，钱三强参与起草了《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因为他的参与，中国科学体制和发展模式深深打上了法国模式的烙印。竺可桢评价道：“钱实为科学院最初组织时之灵魂也。”
此后，钱三强牺牲了个人在科学上的追求，全身心投入科学管理工作。对此，他坦然地说：“我的科学家生涯到这时候，就不再以论著方式来表达了。”
“要反对原子弹，就要自己有原子弹”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1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对于“会不会使用原子弹”的问题回答道：“要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武力”。1951年4月，美国把能够运载原子弹的B－29轰炸机调到冲绳。这激起了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坚决反对。约里奥先生因此对另一位即将回国的中国学生杨承宗说：“你回去转告毛泽东，你们要保卫和平，要反对原子弹，就要自己有原子弹。”
1955年，中央决定发展本国核力量，钱三强从此投入原子能的全面发展工作。同年4月，钱三强同刘杰、赵忠尧等组成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同苏联方面商谈并签订了和平利用原子能协定。1959年6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专家，使我国的原子能事业陷入困境。
钱三强向石油学院师生讲演原子能和平利用
为了攻克科技难关，中科院调动了三分之一的研究所参与原子弹研制。身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中科院副秘书长和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钱三强，承担起了具体的组织领导和人才培育工作。1959年至1965年，原子能研究所为研制“两弹”输送和培训了4781名科学技术人员。
许多科学家走上“两弹”技术攻关的关键岗位，都得益于钱三强的推荐。邓稼先、朱光亚、彭桓武、程开甲、于敏、胡仁宇、周光召……都经他推荐并亲自一个个谈话，然后将他们送到“两弹”研发的第一线岗位上。
推荐人才并不容易，比如按当时的准则，社会关系复杂的周光召很难实现工作调动。但由于钱三强的大力推荐，周光召最终被调到了核武器研究所，后来在原子弹的理论突破上做了重大贡献。80年代，周光召顺利当选中央委员、中科院院长兼党组书记，也与钱三强的推荐密不可分。
50年代当选的部分学部委员于1978年合影（当时有117名在世）
钱三强的荐人之道以国家利益为重、以事业发展需要为重，看重人才的道德品质和工作能力，把最优秀最合适的人才推荐到最恰当的岗位上去，勇于让年轻人脱颖而出。他曾不止一次说：“要顾全大局……舍得把最好、最顶用的人用到最需要、最关键的地方去，不分是你的还是我的。”
反对“中国原子弹之父”之称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因为他的贡献，钱三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被冠以“中国原子弹之父”之名。
然而，钱三强本人对“中国原子弹之父”之称一直极力反对。他说：“中国原子弹研制成功绝不是哪几个人的功劳，更不是我钱三强一个人的功劳，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外国人往往看重个人的价值，喜欢用'之父’'之冠’这类称谓，中国人还是多讲点集体主义好，多讲点默默无闻好。”
他喜欢以“卵石”“沙粒”自称：“我作为一个老科技工作者，能把自己'化作卵石、化作沙粒，铺垫在千军万马去夺取胜利的征途上’而感到高兴、欣慰!”
钱三强（前排右三）和刘杰（前排左四）、赵忠尧）（前排左三）、彭桓武）（前排右二）出席杜布纳联合研究所成立全权代表会议
钱三强认为，新中国对科技人员的要求必须是又红又专的。他曾用数学中矢量的概念比喻红与专的关系：矢量中的箭头为前进的方向，代表“红”；箭头长度为专业水平，长度越长表示专业水平越高。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必须有爱国、敬业、奉献的精神。
1992年，钱三强逝世。他在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同学、日后同被誉为中国原子弹元勋的彭桓武写道：“科学为人民服务，'核能’促世界和平。忠心遵照党领导，服务竭诚终此生。”
钱三强
（1913.10-1992.6）
核物理学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两弹一星”元勋
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