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一生有三段工作经历，1969年至1981年末在延安地区宜川县知青办的十余年是他自己记忆最深刻，也是最为自豪的一段工作经历，我至今还记得那时许多人都把父亲叫“梁安办”，这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1970年，在我出生前一个多月时，那影响他一生的1小时47分......
文：梁书印
诵读：梁轩诚
随着最后一张日历的飘落，时光不知不觉中进入到了2020年，我也开始了人生的第84个年头。每当岁月交替之时，都会不由得想起生命中一些难忘的片段，这一次，躺在延安大学咸阳医院的病床上，我又想起了1970年3月27日，那永生难忘的1小时47分。1970年，我从宜川中学调到县知青办工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时的工作重点主要是安置北京来的几千名知识青年，3月初，接到通知，国务院近日将在北京召开“延安地区知识青年工作座谈会”，县上决定由我陪同一位革委会副主任赴京参会。3月8日，在省知青办主任张明礼和延安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刘舒昌同志带领下，我们一行28人乘火车前往北京参加会议。同行的人中除省知青办一名领导和工作人员外，其余的都是延安地区和下辖各县的同志。第二天下午，我们乘坐的列车到达北京站时，国务院值班室主任吴庆彤和一位年轻同志，已将一辆大轿子车停靠在我们乘坐的车厢旁等候着了，车子将大家直接拉到了这次会议的召开地北京饭店。
会议从我们到达的次日开始，期间国院副总理谢富治、纪登奎等中央领导同志先后主持了会议，这些平时只在文件和报纸上见过的领导同志都很和善。第一次开会时谢富治亲自一一点了名，还和每个到会的延安同志都寒暄了几句。关于这次会议，就如纪登奎所讲：请同志们来就商量一件事：由于主席的指示一下来、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但北京市的基础工作并没有做好，就给延安安排了几万名知识青年，这给延安地区各级政府和广大贫下中农添了麻烦；知青回京过春节时也反映了一些情况，主要责任还是在北京方面。总理很忧心，指示召开这个会议，要求请延安的同志来，和北京方面一块商量一下，看看怎么做好这项工作。会议陆陆续续开了十多天，形成了三个会议文件：《延安地区插队知识青年工作会议纪要》、会议给毛主席的《致敬信》、《北京市支援延安地区发展五小工业的决定》。我自己觉得会议应该结束了，结果又安排了一周的参观。我们先后参观了北京针织总厂、北京齿轮厂、北京市塑料四厂、昌平县农业机械厂、门头沟雁翅大队等。我当时和很多人一样，觉得除了少数几个参观点外，大部分的参观内容都是临时安排的，并无整体的计划。每天晚上回到驻地也不通知，第二天早饭后要我们上车时才说今天参观什么地方。就这样又整整活动了一周，时间来到了三月二十七日。
这一天吃完早饭，国务院值班室的同志通知我们除了带上毛主席语录外，其余的东西都放在房间，然后上车。有人问可以带上笔和本吗？回答可以，大家又都回房间取了笔和本子。汽车启动后，负责接待的国务院值班室同志说：“告诉大家个好消息，今天总理接见大家，我们现在坐车去中南海。”听到这个消息，兴奋地情绪瞬间充满了整个车厢，大家心潮起伏、激动异常。中南海，那里住着毛主席，住着我们党中央核心机关，到了中南海，我们就来到了毛主席的身边啊，并且马上就会见到敬爱的周总理……车开过北海桥，就在老北京图书馆对面不远处停下来。下车后我们在值班室同志的带领下，列队进了大门。进门后一位解放军同志拿着一个文件夹，指挥着我们站好队、逐一点名，然后列队步行到了会场。会议安排在一个叫小礼堂的大厅里，大厅中央南北纵向摆放着一个长长的、宽约一米多的会议桌，会议桌两边各有几排座椅，北边是几把扶手椅，扶手椅前的桌面上放着一叠文件，文件最上面是一个放大镜，旁边放着削得非常规整、尚未使用过的铅笔。
吴庆彤主任招呼大家就坐，北京市的同志在会议桌西边松散的坐下来，延安来的则到会议桌东边比较密集的坐在一起，一个个都是紧着会场的最后几排坐着。吴主任看到后说：“大家往前坐一些，今天总理接见的只有咱们，没有其他人了。”于是延安来的同志们就拘谨的朝前移动了一两排，吴主任见状就笑着说：“总理工作非常忙，今天是专门挤出时间安排接见咱们延安来的同志，大家也要热情一些嘛。”他这么一说，于是大家就全部坐到了第一排。我那时比较年轻，一下子就冲到了紧挨着会议桌北头东侧的第一个座位上。坐下后我才发现，紧北边地面上铺着一条塑料布（那时还不知道有个东西叫地板革），直通到最东边一个房门。我想，这恐怕是中央领导要走过来的通道，到时他们要问我什么，我可怎么回答？我就朝左边又挪了一个位子，坐到了第二个椅子上，于是延川县革委会主任申易同志就坐到了第一把椅子上。大家坐定没一会，北京的同志突然都站起来、热烈的鼓起掌来，他们的目光热切地投向了我们身后那个房间门的方向，我也不由得站起来回头张望，刹那间我眼前一亮，看见周总理正举着毛主席语录朝我们走来，他身后还有两位中央领导，我下意识的抬眼看了一下墙上的钟表。
总理快步走到了会议桌旁边，他没有立即就坐，而是扫视了一下会场后问：今天有没有知青来？站在我座位旁的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德回答说：没有知青来，和他们座谈完以后，就动员他们回农村去了。总理当即批评到：你们老是忘记青年!总理边说边就坐：你们不让青年来，我是有意见的。这时，走在总理身后的两位领导同志也就坐了，这时我才看清，坐在总理右边的是李先念同志，左边的是纪登奎同志，再挨着就是申易和我，吴德同志就坐到了我旁边，他的对面坐着独臂将军余秋里同志。整个会场坐定后，总理注视着北京的同志们问：丁国钰同志来了吗？会场后排有人站起来答道：来了，总理。总理就招呼他坐到前排来。这时我非常庆幸自己坐在第一排这个座位上，它不仅使我清清楚楚的看到会场上发生的一切，也让我近距离的看清了面前的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尤其是在一米左右的距离内，看到了全国人民都非常崇敬的周恩来总理，近距离的聆听总理讲话，想到这些，我有些激动得不能自已了，感觉到我的灵魂似乎都飞舞了起来。
总理的讲话是从引导大家学习毛主席给延安人民的“复电”开始的，他深情地回忆了中央红军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后到达陕北、建立起中央根据地的艰苦历程，肯定了延安人民、以及陕甘宁边区人民对中国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他讲到刘志丹同志是群众领袖，对刘志丹同志在东征中的牺牲表示了极大地惋惜。总理非常关心延安的建设，讲话中不时的点名询问延安的情况，他先后点到徐效民、刘舒昌、申易、陈士甫等同志，问他们建设和发展延安有什么打算、有什么困难等等。总理看到了名册上延安知青办惠先凯的名字，就问他：惠先凯同志，你管不管知识青年。老惠突然被总理提问，紧张的吱吱呜呜没有回答上总理的问话，实际上，来参会的大都是知青办的人，基本全都是管知青、做知青工作的，就有人替老惠回应了总理，大声说了一个字：管。总理就接说了一句：那我就拜托你了，拜托延安的同志们了。总理特别关心延安人民的生活情况，当他知道了延安人民生活的困难后，总理心情非常沉痛的说：解放二十年了，全国发展很快，北京建设得这么好，延安人民生活还那样苦，我是国务院总理，首先是我的责任，我们对不起延安人民啊！总理对人民群众的疾苦、困难表现出真挚、深切的情感，深深的撞击着我的心灵，使我受到了极大的震撼。我不由得想到了自己在工作中种种的情绪波动，想到日常工作中的患得患失，想到文革初期自己受到冲击而背负起沉重的思想包袱，想到自己甚至多次想要和组织谈退职回家做个本本分分的农民……在总理散发出伟大人格力量的感召下，使自己深深地自惭形秽。
我坐在总理身边一米开外的地方，认真地聆听着总理那谆谆的教诲，他是那样的亲切，那样的有吸引力，有那么一段时间，我甚至忘记了身在何处，忘记了身边的人，觉得就是总理和我两个人在一起，他如父兄般的话语缓缓地流进我的心间。大约一个小时左右，就不时地有工作人员上前来催促总理，是呀，一定还有许多更重要的工作等着他去料理，但总理一次次的拒绝了，继续和延安的客人交谈着……恍惚中，忽然大家都站起来、鼓起掌来，原来总理终于要走了，我又抬眼看了一钟表，心里默算了一下，从总理走进会场到离开，共是1小时47分。
后来才知道，从我们来到北京，总理就通知会议负责人要见见大家，但那时他真的太忙了，原定会议结束后他接见大家，恰巧又发生了柬埔寨军事政变，西哈努克访华的突发事件，于是才有了之前的一周参观。据国务院驻会的同志说，总理接见大家的时间原定是四十分钟，但他和延安人民的感情太深了，就整整延长了一个多小时，后来由于时间太紧张，就没再安排总理和同志们合影。
在回北京饭店的路上，我想无论如何都要记住这幸福的一天，就自己去了离饭店很近的中国照相馆。我知道这里是中国最好的照相馆，包括总理在内的中央领导人的标准像也都是他们照的，在这里拍照，就好像觉得自己还在总理身边一般，于是我拍下了一张自己平生最喜爱的照片。
1970年3月27日，和周恩来总理在一起，度过了我人生中最难忘的1小时47分。现在是2020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已经整整44年了，但他却一直活在人民的心中，在我有生之年，我也永远会记得我人生中最重要、最幸福的那1小时47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