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

1986年的夏天，我终于如愿以偿从柴湾调回了如城。我妻子此前曾经发誓，假如我不能调进城里，那么，就不要孩子。她这样做的意思我是理解的，那就是给我父母施加压力，让他们想方设法将我调进城里。

我新的工作单位是如城职中，我父亲退休前任教的学校。我是在他提前几个月退休的情况下，照顾进如城职中的。当然，这仅仅是理由之一，更重要的，也是拿不上台面的原因则是人际关系：此时教育局负责人事的副局长，是我父亲的学生——他原来在如皋广播站工作，一番努力和奋斗，让他终于到达了今天的位置。我父母找过他，他愿意帮忙，但提出了一个条件，需要县委书记的一个电话或者一张二指宽的便条，这样在其他局领导面前他才好说话。这一点，后来我母亲做到了：她将我从南通带回的某位领导的亲笔信通过县委机要科科长，送到了书记的手中，书记则因此予以了关心与帮助。

调进如城职中的第一学期，我教一个初二班、一个高三幼师班的语文。这个高三幼师班的前任语文老师，恰恰是我刚刚退休的父亲。

初二班的学生中有六七位留级生，身量较大，暑假过后的某个星期天，我请他们中的几个帮助我搬家：从原来位于东郊的如城税务所与小城镇政府合盖的宿舍楼，搬到了小城五中前如城税务所和如皋税务局合盖的另一幢宿舍楼。在这里，我母亲分得了一小套房，为一室一厅一卫一厨，大约40来平米。这样的单元房，在那个年代，已经是很难得的了。让人不太满意的是，因为这幢楼房紧挨着马路，所以，过往车辆较多，震动和噪音等对居住环境有不小的负面影响。比如说，室内灰尘极大，一旦有拖拉机从门前马路经过，室内必定会感到一定程度的颤动。

我哥哥也在家中院内东南侧，在掘了一棵枇杷树后盖了一间厨房。后来也就是在这里，他又重新盖了两下一上三间房。

与我同期来到如城职中的还有李成等人。

当时，担任如城职中校长的是工农干部张枢。张枢文化水平有限，但朴实、耿直，没有多少花花肠子。学校组织大扫除，他会拿起扫把扫地。而他家，就在与秀水港隔着一条马路的巷子里，与我岳母家所在的前凤凰池也就几十米远，他们彼此都认识。副校长则王亚梅完全属于另一个类型的人，他是部队文化干部出身，有相当的古文功底。其“既定事实”的故事广为人知——他在部队时与女战士恋爱，其上级欲夺其爱，他与女友“既成事实”以对抗，最后被处分。对于自己的穿着打扮或者说个人形象十分在意，是他的一大特色。记得他不只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而且还搽发乳，弄得挺有型的。在学校大会上，作为副校长的他一旦逮住机会，会滔滔不绝地东扯西扯，与三言两语了事的张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的妻子顾兰芳，也是教语文的，跟我同办公室，与她老公恰恰相反，这是一个非常朴实的人。而她在接近退休年龄方才入党，也是让学校里不少老师非常羡慕的，比如说，教物理的李老师或许是受她的影响，同样也是在50多岁提出的类似申请，并在临近退休的年龄加入组织的。不过，李老师在退休之后也说了不少落后话，比如说，作为组织之人，一个月还要交几十元的组织费之类，让一些同行窃笑。

张枢和王亚梅这两个校长似乎都不上课。前者是文化水平问题，后者则是认识问题：以王亚梅的水平假如愿意，上两堂政治课之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他对上课没兴趣。这样的现实决定了当时学校的日常工作，更多的是靠校长下面的几个主任负责。比如说教导主任、实训主任、总务主任等。学校的教导主任是与我同年从乡村中学调进的张春发，实训主任是老资格的曹林芳——此人据说属于学校元老之一，所以，在几个主任中说话分量更重一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政教主任是华国强。华国强是我父亲在城南中学任教时的学生，喜欢篮球，50开外的年龄时，还与很多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一起活跃在篮球场上。而他的父亲据说是烈士，他本人则与当时省里的某位领导是大学同学；因为这层关系，他的女儿最终从工厂调进了我们学校。

那时的如城职中严格说来是一个综合性质的学校，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职业中学。学校分高中部和初中部两块，高中部为职业班，初中部则属于普通教育。初中部的老师分为文科组和理科组进行管理。在我们初中文科组中，有曹石泉、顾兰芳，奚群先等同仁。这其中，奚群先是苏南人，据说和她丈夫原来都在地质勘察队工作，是从地质队改行从教的。根据她所讲述的发生在文革期间的地质队里的一个故事，我写下了小说《蓦然回首》，发表在1988年的某一期《中国迷报》上——这是我以含谜小说的形式写的一篇小说，大约有4000字左右，占据了整整一个版面。这也是我最早发表的小说之一。让人十分遗憾的是，这篇对我来说有特殊意义的样报，几经搬家遗失了。

教高中的语文教师有李成，陈中锋等。

这一年，我们买了家中第一台电冰箱，万宝牌的。这个冰箱我用了近10年，直到1995年搬家高楠新村之后。此后还一度被我岳母拿回去继续使用。其实际使用年限应该在20年左右。

同年，我哥哥担任罐头厂制冷车间副主任，当干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