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信任危机——当代西方社会学研究的探索与局限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信息化、网络化和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人类社会特别是西方社会进入了变化速度持续加快的新历史阶段，社会生活呈现出日益明显的不确定性状态。直面社会变迁的当代西方社会学在对这些不确定性问题的考察与探索中，发现了一个普遍存在且难以化解的社会问题：社会信任出现了严重危机。虽然当代西方社会学对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信任危机做出了大量探索，也提出了很多化解这一严重社会问题的对策，但新形势下的社会信任危机不仅没有出现缓解，相反呈现更加严重的态势。因此，应当反思当代西方社会学关于不确定性和信任危机研究的局限，进一步深化对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学术研究。
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的探索
西方社会学自发生之日起就面临大量社会不确定性问题的困扰。然而，孔德、斯宾塞、涂尔干、韦伯以及帕森斯和霍曼斯等现代社会学家，并没有因为纷繁复杂的社会分化、阶级斗争和社会冲突等不确定性而退缩，相反持之以恒地深入分析和积极探索如何化解不确定性，力图建立和支持社会发展变迁的确定性。孔德把社会形成稳定秩序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基本追求，斯宾塞关于社会有机体的论述，涂尔干把社会学归结为关于制度的科学，韦伯对科层制的崇尚，帕森斯关于社会结构功能的论述，霍曼斯对群体交换利益原则的肯定，等等。这些思想理论都表达了对确定性的追求和对不确定性的否定。
在从19世纪中期开始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现代西方社会学看来，社会不确定性是由社会生活的偶发因素或未能及时化解的社会矛盾所导致的社会非正常状态；而社会确定性则是植根社会本质联系、符合社会发展必然趋势的稳定的正常状态。孔德认为，社会历史像天体运行一样，具有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铁的必然性。涂尔干认为，社会现象千变万化，但规定着社会发展变化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是稳定的，它们作为社会制度具有对社会生活的客观性、普遍性和强制性，亦即不能任意改变的确定性。
现代西方社会学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正处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虽然这期间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大量不确定性作为灭顶之灾向人类袭来，但在工业社会的最基本过程中，机器生产的程序、标准、组织、纪律和制度，精确地要求和有力地支持着工业社会运行规则与制度体系的确定性。因此，无论这个时期社会学遭遇了多少影响社会发展进程的不确定性，但作为工业社会物质生产基础的确定性是不可改变的，现代社会学家们正是基于机器运转确定性不可动摇这个基本事实，坚定地肯定社会生活的确定性而努力地排斥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
当工业社会依靠机器运转的规律性和制度体系的确定性而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人们为工业化进程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而信心十足之时，一个预想不到的重大变化发生了，即工业社会或机器生产的确定性遭遇了信息生产不确定性的严峻挑战，并且这个挑战从生产领域不可阻挡地跃向了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乃至日常生活领域。福山说：“正当西方社会的经济从工业化时代向信息化时代过渡之时，却出现了这样一些负面的社会趋势：这些趋势表明，西方社会中使人们团结在一起的那种社会联系和普遍价值观念正在变弱。”
福山把西方世界遭遇的变化概括为“大分裂”。这确实是西方社会学建立以来经历的一场空前深刻的西方社会大分裂，并且是从生产活动、经济运行到政治关系、文化价值和日常生活的全面分裂。这个判断似乎有些骇人听闻，但的确是符合实际的。这种分裂是相对于工业社会的集中生产、组织化管理、规则化行为、制度化控制和标准化模式等一系列确定性而言的。也就是说，随着信息化、网络化时代的到来，工业社会的确定性遭遇了全面的挑战和冲击，原来相对稳定的确定性体系从根基上发生了动摇，甚至出现了裂变与瓦解，汹涌而至的不确定性给追求确定性的社会学提出了难以厘清的社会问题。
较早提出不确定性问题并开展深入论述的西方社会学家有吉登斯、贝克、鲍曼、卢曼和卡斯特等人，他们对席卷西方社会的不确定性问题有如下共识：不确定性已不是偶然性、突发性和非常态性的社会问题，而是具有普遍性、必然性和常态性的社会变迁趋势；信息化、网络化和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加剧了不确定性的严重程度和蔓延态势；不确定性已经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种领域广泛存在；不确定性滋生了大量难以用传统社会治理方法解决的社会问题。
聚焦不确定性滋生的信任危机
在对不确定性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关注中，最引起西方社会学家重视的是广泛爆发的信任危机。在吉登斯等人看来，在信息化、网络化和全球化浪潮推动下，人类社会的时间过程和空间状态都已经发生了空前深刻的变化。从时间上看，工业社会持续向前发展的历史过程以及人们对这个不断前进过程的一维性时间体验，变成了后工业社会充满风险的复杂变迁，人们的时间体验不再是持续向前的一维性，而是处于高度警觉状态的思前想后、旁顾左右的三维性。
尤其严重的问题是，时间过程和空间状态都出现了广泛的抽离化或脱域化。在工业社会，时间是地方空间事物的变化过程，空间是地方空间事物的存在状态，亦即时空与实际存在不可分。但凭借互联网、移动通信等信息技术，人们可以便捷地超越具体存在或地方空间的边界限制，自由地进入互联网展开的广阔空间，开展穿越社区、城镇、国界而展开全球范围的信息交流和观念沟通。这是一个脱域空间，原来在地方空间中的规则、制度和价值信念都在脱域空间中发生了抽离，并由此而生成摆脱了地方限制的脱域群体或脱域社区。
在时空脱域和快速流动中，人们的信任关系遭遇冲击甚至颠覆。在网络化快速推进中，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的确定性越来越广泛地被快速流动的脱域的不确定性所覆盖，信任逐渐失去了实际存在的稳定支撑，在对漂浮不定的流动性的焦虑中变得脆弱甚至极易崩溃。
网络化已经汇成了一条流速不断加快的时代洪流，大部分社会成员已经不同程度地进入了这条洪流。《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20》显示，2020年，全球互联网用户数约为45.4亿，普及率达59%，美国互联网普及率则达81.3%。然而，尽管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达到了较高程度，特别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互联网普及率已达到70%—80%的水平，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互联网发展是极为不平衡的。2020年全球仍有30多亿人口没有进入互联网，而且已经成为网民的40多亿人互联网的进入程度和利用方式也是大不相同的。进入与不进入互联网，以及进入互联网的深浅程度和利用方式，都直接影响了人们的社会信任。
那些积极参与互联网活动的网民对网络化的社会现实充满了信心，也会因此形成基于互联网经验的积极的社会信任。不过，在数量庞大的网民队伍中，有很多人并非把互联网作为进取和发展途径，而是从娱乐游戏和日常交流的角度参与互联网活动，这些人不仅在网络活动中感受到喜悦、便捷和开放，而且他们也会形成与网络社会相适应的新型社会信任。而那些没有进入互联网的社会成员，不仅会对同工业社会乃至农业社会大不相同的网络社会感到陌生、奇怪、难以理解，而且其中很多人会对网络社会中的崭新事物产生怀疑、反感甚至拒斥。虽然没有入网的社会成员不占多数，但在全球也有30多亿，即使在互联网普及率已达80%以上的美国也有6000多万。这些处于网络社会之外的人们，往往还是用传统社会的眼光和原则去观察、认识和评价网络社会带来的复杂变化，网络社会快速流动的不确定性，不仅冲击了他们以确定性为根据的社会信任，而且还会对这个快速变化的网络社会产生严重的不信任。
最复杂的情况是，那些固守工业社会甚至农业社会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人们，他们虽然认识到网络化发展和不确定性变化已是大势所趋，应当积极进入网络社会。但他们不是立足网络化变迁的现实去认识和评价已经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各种领域发生的崭新变化，而是根据工业社会甚至农业社会的确定性去抵制网络社会的不确定性。
应当承认，当代西方社会学已经分别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各种形式的社会信任危机，并且很多论述是有深刻见地和启发性的。诸如贝克关于科技革命和制度改革引发社会不确定性和社会风险爆发，并引起信任危机的论述；鲍曼关于附着于“固态的”确定性之上的社会信任，在“液态的”社会变动中已经找不到停留的“避风港”的论述；吉登斯关于在高度不确定性的旋涡中，社会信任变得如此脆弱，已经无法为人类抵抗持续增强的社会风险提供本体支撑的论述。这些关于信任危机的论述，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社会在网络化条件下的深刻变迁，是当代西方社会学的理论贡献。
理论局限与超越信任危机的途径
西方社会的信任危机是广泛而深刻的，西方社会学为了超越这种危机做出了很多探索。在纷纭复杂的学术探索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把信任危机放到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展开的研究。在很多西方社会学家看来，信任危机像其他社会矛盾或社会问题一样，最重要的存在根据和制约机制应当到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去揭示。因为无论在工业社会还是网络社会，国家都掌握着对社会的资源配置和权力控制，而社会则是国家运行和权力作用实现的基础，所以社会矛盾与信任危机也一定会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生成和展开。
吉登斯指出，在网络化、信息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强，这已经成为当代社会存在与发展的一种常态。权力运行和政府行政本应根据这种变化做出符合实际的调整，可是，一些掌握专家系统和行政权力的人，不是努力认识不确定性产生的根源，而是试图用植根于确定性的知识和权力，去控制和消除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但其结果适得其反，不仅无法消除不断滋生的不确定性，相反却产生了危害更为严重的人为不确定性。人为不确定性并没有实现国家的意志，相反却引发了社会对国家和政府更为严重的怀疑，社会信任由此变得更加难以维持。
卡斯特十分尖锐地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论述了网络化时代信任危机的严重性。在他看来，网络社会的崛起改变了社会的运行方式和权力关系，以工业化为基础的民族国家权力体系及其运行机制，必须顺应网络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做出调整，否则不仅其权力运行机制要遭遇不可回避的挑战，权力作用的效力必将日渐衰退，而且其权力体系存在的合法性（即存在根基与合理性）也将从根本上发生动摇。这种变化反映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就是社会对国家的认同或信任发生裂变甚至崩溃。而社会对国家的认同，则是最重要的社会信任，它的裂变与崩溃必然就是最严重的信任危机。
应当承认，在当代西方社会学关于不确定性引起信任危机的研究成果中，能够发现很多不乏真知灼见的重要观点。包括他们为国家或政府提出的应对不确定风险和信任危机的对策建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方社会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具有比较重要的实践意义。然而，当代西方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并没有引起西方国家的足够重视，在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府行为或社会政策中仍然固守着由工业社会延续而来的传统，常常表现为以工业社会的确定性原则去简单地应对网络社会的不确定性及其引发的信任危机。其结果是，尽管国家对社会控制日渐严厉，但社会不确定性动荡和信任危机都未见趋向缓解。
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既有西方政界对网络化时代到来的深刻变革认识不足，仍然用工业社会的立场和原则去对待大势所趋的网络社会变迁的失误，也有当代西方社会学在学术研究和观点阐述上的理论局限。进一步说，当代西方社会学虽然考察了从工业社会到网络社会的重要变迁及其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但是通常停留于对这些变迁现象的描述与讨论，而缺乏对产生这些现象与问题根源的追问，以致未能从根本上揭示问题的实质。
在当代西方社会学的诸多论述中，具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传统的卡斯特，对网络化引起不确定性加剧和信任危机的论述是比较深入的。卡斯特明确指出，网络社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变迁，而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其结果是诞生了一种新社会形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卡斯特论述的网络社会变迁是从经济领域的变化开始，实质上是论述了信息技术革命引起了生产关系变革，并且，他还论述了在新的市场关系和经济关系基础上，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但是，卡斯特没有明确宣称，他是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网络社会崛起及其引起的一系列复杂而深刻的变化。马克思主义一个基本观点是：以生产工具革新为标志的生产力革命，必将推动生产关系变革，而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亦即经济基础发生变革之后，必将引起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转变，此时一种新社会形态就诞生了。不难理解，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能清楚而深入地分析当代西方社会学所论述的一系列问题的实质。
计算机、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都是与制造物质产品的机器不同的先进的生产工具，它们已经标志着生产力发生了革命。而新的生产力要求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都发生与之相适应的变化。以创造信息和传播信息为主要内容的信息生产，无论就其生产对象还是生产工具，都是以不确定性为本质特征的。信息只有不断更新、广泛传播才能发挥作用和保持生命力，而信息技术也一定要不断创新和持续提速才能竞争获胜，这些都决定了当代人类社会不可逆转的发展变化的不确定性趋势。正确地认识网络社会的不确定性，在不确定性基础上形成新型社会信任，或许是人类社会形成旺盛活力和稳定秩序的重要途径。
（本文系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网络社会的现实基础、本土特色与运行模式研究” （19JJD840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