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收藏古蜀文化祭祀玉版画

朱文灿 朱 帆

一，开头的话

距今四五千年的古蜀国，地处中国西南的边陲。关于蜀的历史，除甲骨文和《尚书·牧誓》外，晚至春秋与战国之交，蜀和中原的交往才见于文献记载。而关于蜀国春秋战国时期文化的面貌，则是晚至20 世纪 30 年代才为学者所认识。至于夏商时期的文化情况，学术界则是一无所知。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使人们对古蜀文明认识向前推进了 1 000 多年，填补了研究古蜀文化和古蜀国历史的空白。独特的文化造就了文明和艺术高峰。近期在四川民间发现的四五千年前制作的古蜀文化玉版画，给我们提供了一幅气势宏大的古蜀人祭祀画卷，翔实地展现古蜀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图（1）古蜀文化玉版画长 4.2 米，高6.3 至 70 厘米，由七块厚 2 厘米的龙溪玉玉版组成。

这幅古蜀文化玉版画长 4.2 米，高6.3 至 70 厘米，有七块厚 2 厘米的龙溪玉玉版组成。玉版顶端有8 个圆雕飞鸟，镂雕兽面 6 个。玉版稳稳当当地插在 8 个凿在凹槽的神兽、牛、虎、龙背上。正面深浮雕2 株神树，2 个玉尊，一个神坛； 两面各站10 个，共计 20 个身着长衣，或手握活体神龙，或举鹰头法器，或头上顶尊的巫师，面对三层高台上的神坛，庄严祭祀的场面。古蜀文化玉版画图案 构图严谨、线条流畅、极富美感，是古代蜀人丰富的想像力、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和精湛的工艺水平的完美结合。背后阴刻 240 多个核桃般大小，至今没有解读的古蜀文字。

图（2）民间收藏古蜀文化玉版画局部拓片

据史书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大概古蜀人与殷人有同样的见解，天神、地祇、人鬼（祖先）是永存的。这些神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活人的一切，均由这些神支配，所有的事情，都应向神请示，要给神灵奉献各种祭品，包括人在内。所以，他们才举全部族之力，祭祀祖先、山水、神灵，祈求风调雨顺，苍生平安。古蜀文化玉版画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之后沉睡四五千年，一醒惊动天下。

二、玉版画传达了古蜀社会具有森严的等级制度

1，从玉版画镌刻人像的服饰及装扮上，可以鲜明地看出，那时已经有了贫富分化和等级贵贱。我们知道，在先秦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大型祭祀活动是团结、凝聚古蜀国各部族各阶层的重要仪式，其核心则是高度融合的神权和王权统治的展示。

图（3）民间收藏古蜀文化玉版画局部拓片

这种体制和观念，体现在各式精美的礼器上。礼器代表“祀”，象征着对宗教礼仪的占有和控制。它们是古蜀国统治阶层的象征，既代表着神权，同时又是王权的化身。在文明的早期阶段，神权和王权通常融合一起，统治者往往通过宗教神权来加强和体现其王权，而行使宗教神权者，也总是执掌王权的统治阶层。古蜀三星堆时代的宗教祭祀活动，具有强化神权和王权统治的重要作用。例如，高大的立人像，头戴冠冕，身穿华服，形态尊贵，可能象征着至高无上的蜀王与大巫师。而其他众多的人头像和人面像，个个气概英武，可能代表着古蜀国各个部落的首领，以及由他们组成的古蜀国统治阶层。显而易见，古蜀文化玉版画人物雕像群，显示的是类似于神的面容，体现的是人的精神。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高 262 厘米,重逾 180 千克,是现存最高、最完整的青铜立人像。就全世界范围来看,三星堆青铜大立人也是同时期体量最大的青铜人物雕像。学术界一种意见认为,青铜大立人是一代蜀王形象,既是政治君王同时又是群巫之长。另一种意见认为是古蜀神权政治领袖形象。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其形象酷似汉语古文字中“尸”字的字形,应将其解读为“立尸”。这种观点所提到的“尸”，大体来说,具有主持祭神仪式的主祭者和作为神灵象征的受祭者的双重身份。

图（4）民间收藏古蜀文化玉版画上的文字拓片

古蜀文化玉版画中的巫师高居于群像之上，头戴花状五齿高冠，衣襟前后均饰异形龙纹，双手前伸围抱，左手握活体神龙状，仿佛要把古蜀国的所有物质成果，连同蕴涵在其中的精神成果，统统都据为己有，毫不松手。三星堆考古发现的青铜大立人，身着华服，头戴花冠，赤足立于高台之上。华服，被专家誉为“中国最早的龙袍”：衣服窄袖、左衽，纹饰繁复精丽。纹饰以龙纹为主，兼有兽面纹、鸟纹、虫纹、回纹等。如果转到大立人的身后，还可以看出他的衣服后端呈燕尾状。这样一位身着华服、立于高台之上的人物，究竟拥有何等不凡的身份？专家们认为，他既可能是一位蜀王的形象，也有可能是一位拥有至高权力的巫师。

古蜀国是一个神权社会。青铜立人像所佩戴的方格纹带饰，是象征权威的“法带”，衣服上的龙纹装饰，则有与神灵交感互渗的意义，因此他所穿的衣服可能是巫师的法衣。而他所站立的高台，可理解为巫师作法的道场——神坛或者神山。然而，神权社会的古蜀时代，也许在古蜀先民心目中，神、王、巫并没有明确界限。他们完全可能把巫当成神，当作他们的王。因此，王和巫完全可能合二为一。这尊立人像，可能就是化身为神的蜀王或大巫师。他既有王者之风，又居主神之位，

可以确定是群像之长，即古蜀王国的最高政治领袖，同时又是主持宗教礼仪活动的神权领袖。其余各式人头雕像 , 则是各族首领、次级群巫。不论群巫之长还是群巫，在当时都被各地百姓奉若神明，他们是各地、各部落大大小小的神灵。

图（5）民间收藏古蜀文化玉版画局部

他们之间，也存在着服饰、冠式和发式上的若干区别。史书记载，腰带之制始于商周，其系束方式是由后绕前，于腰前打结，束紧腰后自然下垂。垂下来的部分有个学名叫“绅”，《礼记》说它的长度是“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腰带的材质、颜色、宽度乃至垂下来的长度，在古蜀代都是象征着政治地位的。

服式上，有左衽长袍、对襟长袍、右衽长袖短衣等，各不相同。冠式上，有花状齿形高冠、平顶冠、双角盔形冠等区别。发式上，有椎结、辫发、光头等区别。不论从人类学还是从中国古代文献对古代民族的识别标准来看，衣、冠、发式都是区分等级、身份的最重要标志。从玉版画人像的服饰及装扮上，可以鲜明地看出，那时已经有了贫富分化和等级的高低、贵贱。

2，神坛矗立在三层高台上，也许是神权统治者高人一等的重要证据。分为五层的神坛，矗立在三层素面的梯形基座高台上：底部是一头神兽；第二层为平台上站立 3 人，2 人手握鸟头权杖，剩下一人呈双手抚胸状；第三层为平台上有呈花蕾状物，两旁各一个人头；第四层是一方型容器，两旁各一人头，方框正中搁置纵目人头；第五层站立双鸟，顶端系一太阳轮。

值得一提的是，方型容器中纵目人头看起来似人非人，似兽非兽，角尺形的大耳高耸，长长的眼球向外凸出，其面容十分狰狞、怪诞。他有可能与蜀之先王蚕丛，人皇始祖烛龙的神话传说有关。

图（6）民间收藏古蜀文化玉版画上的文字拓片

《华阳国志·蜀志》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的记载；《山海经·大荒北经》有“西北海之外……神……直目正乘……是烛九阴，是谓烛龙”的记载；《山海经·海内北经》又云：“其为物人身黑首纵目”，人皇、蜀之先王、人鬼均“纵目”。 我们可以想象，兀立在成都平原一望无垠的原野川泽上的古蜀三星堆祭祀高台，是古蜀神权无比强大的象征，它以无法抗拒的物质形式的力量来威慑万民的心灵，从而达到巩固神权统治的目的。

再说神奇的纵目人面像，既有人的特点，又有神与鬼的夸张，显示出了浓郁的图腾、神灵意味，象征的可能是古代蜀人的崇拜偶像。也就是说，在玉版画人物雕像群中，并非全都是祭祀者的象征，其中也有被祭祀者视为神灵偶像的形象。在古代各民族心目中，崇拜的祖先神灵具有无上的法力，往往被神化并表现为具有人兽合一特征的偶像。古蜀文化纵目人面像，既有兽的某些特征，又有人的五官脸部造型，还有神灵的想像，显示了象征含义上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它所代表的不是人的表情，而是神秘世界中某种神灵的表情，所要产生的也不是亲切感，而是恐惧感和震撼心灵的效果，从而控制人们对这些神灵偶像发自内心的顶礼膜拜，心灵震撼和恐惧。

3，玉版画上站拜神树的人有高有低。神树座落在二层台阶上，主杆两边各三层、6 个枝条，枝上左右 4 只立鸟栖息，枝端共有 7 颗似桃状花果勾垂，树杆旁有双 龙援树而下。树下为圆环形底盘，用三叉支架交汇成为一个山形树座，座上绘满云气纹。一根粗壮的主干，直立通顶，顶端一花蒂状座，上面立有一大鸟。树枝均弯曲下垂，错落有序，似在随风飘摆，树干侧面有一条飞龙攀援而下。龙为方首，前昂，身似旋扭的长绳，虬曲盘旋。加之云饰缠绕，十分气派。树座旁十个有高、有低站拜的人像，面向树干，神情虔诚而庄重，更加突出了神树的神圣气场。十分生动、神秘的图案，,将有关古代扶桑神话形象、具体地反映在观众面前。

资料显示，神树的原型很可能是古蜀时代的“社”树。后世把“社”等同于土地，作为国家的象征。古蜀时代的“社”，是一个沟通天人的神圣场所。“社”建立在坛上或者山丘之上。“社”的中心往往是一棵树或者一片丛林。作为社的标志的树，往往硕大无比，下部悬着一条龙，头朝下，尾在上，矫健多姿。另外，将龙与“社树”连接在一起，赋予“指时”特征，“通天”功用，具有保护庄稼丰收、邦国安全，掌控雨水甚至动植物生殖繁育等多重神性功能。

图（7）民间收藏古蜀文化玉版画上的文字拓片

有学者介绍，在古埃及、古西亚、古爱琴海、古印度文明中，黄金神树并不鲜见。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乌尔王陵出土过黄金神树，上有带翅的山羊。安那托比亚也出土公元前 22 世纪的神树，上面也有各种人物和动物雕像。它们的时代都比古蜀三星堆文化早。它们除了神权与神祀的意义外，也兼着王权与礼祀的意义。就这点来看，古蜀三星堆文明与外域文化可能有一定的关系。

三，记录了神权与王权的强大和尊严，象征统治者的强大支配能力。

1、祭祀巫师手握鸟头仪杖。十多年前，考古学家在对齐家文化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权杖头。权杖多是昭示身份、象征权威的特殊物品，主要集中出现于埃及、近东、爱琴海、黑海以及里海周边地区。我国江浙良渚文化出土过仪仗玉质附件，作者古方在其《天地之灵》一书中指出，在史前良渚文化的大墓中，有仪杖玉质附件出土。包括玉戚、玉冒、玉墩等。它们如果以“珌”相连，即成一件长 68 厘米，有柄首饰和柄尾的完整玉器。作者说：“这些特殊的 玉器是墓主人生前用以显示自己地位的权杖。”杖，既是一种生活用具，也是一种装饰品。《山海经·海外北经》，就有“夸父追日，弃其杖，化为邓林 之说。《汉书·孔光传》说：“赐太师灵寿杖。”我国历代王朝，都有赐杖与老臣的惯例。《礼记·曲礼》：“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谋于长者，必操几杖以从之。”而不同身份的人，手杖的装饰和长度都各不相同。可见文献记载中国人用杖，来由已久。因而，古蜀国时期祭祀用杖，也不奇怪。

图（8）民间收藏古蜀文化玉版画上的文字拓片

玉版画上出现的鸟头仪杖，其形态与近东、中亚等地发现的同类权杖极为相同。有学者认为，权杖文化具有外来文化特质。古蜀文化权杖文化主要集中于西北地区，因为其他地区出土的“权杖”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权杖，反而更像一种礼器。对于古蜀文化权杖是本土产生还是外来引进，学术界历来有着不同看法，一些专家认为古蜀国与众多西方文化与华夏文明交汇，当地出土的权杖又与近东、中亚发现的同类物相似，因此可以认定玉版画上的鸟头仪杖，代表的应该不是华夏文明固有的文化特质，而是西方文化。

2 、玉版画中两个尊神树和神坛中间，搁置两个放于几座上的尊。我们知道，物质文明的大部分成果，是由于组织系统的某种相应需要而产生的。例如，青铜器产生于祭祀或宴享的需要，文字产生于管理或祭祀的需要，城市产生于防御、治水，宗教或展示权力的需要，大型礼仪建筑产生于宗教的需要。 广汉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龙虎尊，残高 43.3 厘米 ，器肩上铸高浮雕的三龙呈蠕动游弋状，龙头由器肩伸出，龙角为高柱状构型，龙眼浑圆，身饰菱形重环纹。尊腹部为三组相同的花纹，主纹均为高浮雕的虎与人。虎颈下铸一人，人头上对虎口，人物曲臂上举，两腿分开下蹲。据民间收藏的古蜀文物得知，古蜀文化玉器中，少见中原地区盛行的酒器觚、爵、斝和食器鼎、簋等，主要盛行的是尊、罍。在一切物质之需中，“食”是第一位的。祭祖活动中，重要仪式是向祖先供奉丰盛的食物。《小雅·楚茨》称：“以酒为食，以享为祀。”《左传》也认为“鬼犹求食”。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青铜人像，头顶青铜尊，双手过顶扶持，双膝下跪，其造型正是古蜀人向祖先神灵行献祭之礼的生动写照。

图（9）民间收藏古蜀文化玉版画上的文字拓片

《礼记·礼运》曾这样描述祭祖时的情景：“玄酒在室，醴盏在户，粢醒在堂，澄酒在下；陈其牺牲，备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钟、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这里有酒有肉，且钟鼓齐鸣，与尘世上的宴会相比，毫不逊色。古蜀国文物主要以造型艺术的手法来表现古蜀先民们的信仰观念，例如，以威严的面具表现主要神祇，包括突目的祖先神，以真人大小的人像表现通神的巫师，以各种动植物造型反映原始的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等，既有丰富的社会内涵，又有传神的艺术效果。尊，作为祭祀礼器，在古蜀文化玉版画中摆于突出位置，可见是重要的祭祀礼器。是用以表示王朝权威与尊严的礼器。当然，也是等级森严的古蜀制度的外在象征。表现出古蜀王室宏大、雄浑的统治气象。 作为礼仪重器的尊造型庄重、纹饰繁缛，具有威严、神秘之感，而以动物和人像为题材的造型，则无疑更加丰富了古蜀文明的内容。

3、玉版画中的的“操蛇之神”，在“持龙求雨”，是古蜀王国的一种权力内涵的表现方式。我们知道，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长身兀立，衣着华丽。此像两上臂平举，有着一双夸张的、作握物状的巨手，双手屈向胸前，一高一低。两拳孔并不正对，显示所握物不成直线。可惜的是，所握之物已不存在。他究竟手握何物？让人煞费猜测。

有专家认为，大立人有可能曾手握权杖。但是，立人像左右手圆环并不在一条直线上，因此这个猜想不太成立。有人推测大立人手拿两个祭地的礼器玉琮。有人说拿的是象牙，刚好象牙两端大小不一且有弯曲的弧度，而三星堆祭祀坑原本就出土过众多象牙。还有人认为手握木蛇，因为操蛇是古代巫觋的象征。有的则认为立人像手中什么也没有拿，这种管环状手势，其实象征的就是立人手握日月，完全有掌管古蜀国命运的能力。还有人认分析道，古书《礼记·月令》记载：“是月也，农乃登谷，天子尝新”。所以，青铜立人像手握稻束、麦束形成了环形，手臂右高左低是一种非常自然的姿势。

翻阅资料，得知《列子汤问》篇中，有“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之句。东晋人张湛在注《列子》时对操蛇之神作注说：“《大荒经》云，山海神皆操蛇”。诚然，《山海经》中不少的部族的祖神都与蛇有关联，或“操蛇”，或“使蛇”，还有“践蛇”、“珥蛇”，以至“啖蛇”。《山海经》中“人面蛇身”或“人首蛇身”之族不少。《海外西经》说轩辕之国“人面蛇身，尾交首上”，表明在古老的传说中，黄帝族实是蛇国图腾族。又如章尾山之神、人面蛇身的烛龙，“共工之臣”相柳九首人面蛇身等。我们知道，图腾是区别氏族的标识。人类始祖女娲伏羲呈人首蛇身尾部交缠在一起的图像，代表了两个蛇图腾氏族。操蛇之神有极大的威灵，能福人、能祸人。

图（10）民间收藏古蜀文化玉版画局部

汉代画像砖中操蛇之神的形象，或为人物双手挽蛇，作迎敌状，或为一手执斧、一手操蛇，状甚剽悍，更有冲锋陷阵气概。基于以上所述，操蛇之神确实是古蜀先民心目中地位崇高之神，古蜀文化玉版画中的立人，正是双手操蛇的操蛇之神，在“持龙求雨”。

操蛇之神充满神秘气氛。作为王权、神权和财富垄断三位一体的最高权力象征物的活体龙，无疑就适应了代表蜀王统一政权和群巫之长的标志物。只有当组织结构发展到一定水平时，才可能产生相应的物质文化形式。这种大型玉器雕像群，不仅显示了古蜀王室对物质财富的垄断和在精神世界中的巨大威慑力量，并且还活生生地展现出古蜀王国的神权与王权结构，即群巫从属于大巫、诸王从属于蜀王。这个集权的的核心，也许是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者集团。他们拥有并掌握着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大权。由此看来，古蜀文化玉版画人像群所表现的内涵，是一个以古蜀王为核心的、有众多族类拥戴的统治集团的层级权力结构。表明三星堆作为蜀王之都，是最高权力中心之所在 。

四、玉版画上的文字，是研究古蜀历史的重要资料

考古发掘表明，古蜀国的发达和繁荣，其影响力最南可达越南，它的奢华在许多方面为中原所不及。它3000多年前傲视长江及其以南地区的南方文明无可争议的中心。按照国际文博界通行的古代文明国家必备的4个要素，即：城池、青铜器、祭祀、文字。古蜀王国完全具备了形成文字的条件。遗憾的是，目前，考古发掘的古蜀三星堆文物中，尚未发现有说服力的文字资料。

史书《蜀王本纪》认为，古蜀人“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华阳国志》则说，蜀人“多斑彩文章”。古蜀国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将古蜀国的历史推前到5000年前。几十年来对古蜀文明起源的考察，发现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现的上千件文物当中，祭祀用的器物占了绝大部分。当时的统治者经常倾举国之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祭祀仪式，这些都离不开语言文字进行沟通协调。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现的青铜器和金杖上都刻有大量符号，这些符号到底是图案呢？还是文字？专家、学者争论不休。

图（11）民间收藏古蜀文化玉版画上的文字

科学考古没有发现古蜀文字，并不等于民间藏品中没有古蜀文字。这幅玉版画的后面就阴刻240个字。文字是与图案配合的，即一面是文字，一面是画卷。我们知道早期文字，无论是两河、埃及、印度河还是米诺亚的，都是以黏土为刻划载体的。中国发现刻画符号的仰韶、双墩等考古发掘，至今尚未发现文字专用载体。古蜀文化玉版画文字有着某些重要的特点：(1) 它们出现在以四川龙溪玉为专用载体的版画上面 ，而不是随便刻在陶器碎片上面；(2) 排列有序，而不是简单模仿近代文字排列；(3) 符号结体严谨，刻划清晰有力，显得十分成熟；(4) 文字的空间分布疏密得当，而不是孤立出现在一物之上。 它无声地、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文字记载的是这次祭祀的原因、过程、意义，并且以此告诉当时和后来的人们。

过去，我们常说，中国文明是“上下五千年”。但是，真正的文明，只能追溯到夏朝，之前的伏羲、炎黄只是传说而已。玉版画的出现，将古蜀国的辉煌历史，活生生地摆到了世人的面前。玉版画上这些十分成熟的文字具有记录事件的功能。而部分从事祭祀过程记录的巫师，将文字刻画在玉石上，使这幅玉版画和记叙文字得以历经四五千年不朽，重见天日。

四、结束语

古蜀文化精美艺术品的时间穿透力是很强的。在今天看来，玉版画无论是它的设计和寓意，以及构成形式的处理都是很优美很现代的。她能够穿越历史时空，成为人类文明无论走多远都能够听得到的远古知音。如果能解读这些图案和符号，必将极大地促进古蜀文明之谜的破解，呈现出一个活生生的古蜀国文明。

它的解读将对我们了解神秘的古蜀文化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是我们揭开古蜀文化秘密的钥匙，使我们走进古蜀人的心灵，走进他们的生活，走进那个神秘的远古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