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之谜，洛川会议上“张”姓委员是张浩还是张国焘？
1937年的8月22日至25日，一场会议在洛川以北有二十余里的冯家村秘密召开。
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会议，它在日军全面进攻中国之际，确定了动员全国军民开展民族抗日战争、实行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
与此同时，它还统一了中国共产党内一直纷争不断的立场问题，进一步确定了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及各项政策。
会议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也对后来的局势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这场会议正是大名鼎鼎的“洛川会议”，由于会议记录不甚详细，一个谜一样的问题一直存在。
全面抗战的开始——洛川会议
“七七事变”爆发的首月，日军采取了“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意图效仿德国进攻波兰一般，用“闪电战”攻下中国。
尽管在此时，已经有不少国民党的爱国军官和士兵对来势汹汹的日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蒋介石政府依旧采取了“单纯政府及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在防御上也始终贯彻的是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日军的进攻脚步迅猛，卢沟桥的炮火只是侵略华北的开始。自7月7日以来，日军一边在城内与中方交涉，以拖延中方的救援时间，一边在城外以武力恐吓当地住民和驻扎军队。
7月11日起，卢沟桥的日军再次使用大炮轰击宛平城及附近一带地区，同时，别处的日本驻军趁机转进丰台地区。在几处日军的里应外合之下，中国守军败走长辛店，撤往河北，北平就此沦陷。
“七七事变”的炮火打散的不止是国民党守军，更是打在了每一个爱国救亡者的心上。共产党人意识到，全民抗战已迫在眉睫，不能再等。
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文件中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中共中央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国民党方面，自7月9日起，蒋介石开始向河北石家庄及保定区域集中调兵。7月10日，蒋介石向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发出电报，称对方“应抱决死决战之决心”。
同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大救亡运动给各地党部的指示》一文中提到：“对国民党每一抗战的步骤，应采取欢迎与赞助的态度，坚决反对挑拨离间的阴谋。”
7月23日，毛主席发表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指出目前有两种方针和两套办法对付日本人的进攻，相应的，也会获得两种前途。
要么坚决抗战，“实行人民军队和全国的总动员以及革新政治等一整套办法”，最终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
要么妥协退让，不再动员军队和人民，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结果必定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中国人民再无出头之日。此文一经发表，立刻引起了党内党外人员的一致认可。
共产党自始至终都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坚决维护贯彻这项方针的决心。为尽快达成与国民党联合抗日，周总理、秦邦宪、林伯渠等人赶赴庐州，与蒋介石进行谈判，商量国共合作的有关事宜。
此外，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等七人极其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们积极拥护国共合作。
中华民族革命同盟领导李济深、陈铭枢等人也积极响应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不再反蒋，而是拥蒋抗日。
同时，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等政党也表示拥护国共合作抗战。
社会各界迫切希望国共两党达成合作抗日的协定，并强烈希望共产党给出对于目前局势的判断和组织抗战的方针。
8月8日，毛主席敏锐地觉察到，党内人员对某些问题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因此有必要在红军内部，针对平津失守后的国内和国际形势以及共产党的任务进行一次全盘讨论，以统一党内思想。
8月20 日，毛主席等人由延安前往洛川，于22日在洛川以北的冯家村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
洛川会议不但讨论了动员全国军民开展民族解放战争的方案和实行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还确定了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及各项政策，对后来的抗日局势和党的发展起到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由于洛川会议是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辐射的人员要扩大到部分红军将领，因此毛主席等人把开会地址选为洛川。
在当时，党中央已经进驻延安。红军的主要将领们基本驻扎在在三原、富平、泾阳等关中一带，为开赴抗日前线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由于那时候的交通条件并不便利，如果选择延安，恐怕会耽误时间，更糟糕的话会节外生枝。因此，洛川这个地方就成了中央领导和前方的红军将领们来参会的最佳地点。
洛川会议的具体地点在洛川县的冯家村，会议地址十分隐秘。解放后，人们不能确定会议的详细位置，还要依靠开国将领对开会地址的特征进行描述，才能敲定。
会议是在一处窑洞里举行的，窑洞的主人叫冯建军，是当地私塾的老师。他听说共产党想借用他的私塾开会，二话不说就暂停了学堂，将窑洞和整个院子收拾干净，借给了共产党使用。
时至今日，洛川会议的旧址已经被政府保护起来，留给后人参观瞻仰。当地政府还修建了洛川会议纪念馆，保留了当年开会时开国将领们使用过的器具，比如八仙桌和凳子，还有毛主席用过的条案和太师椅。
历史之谜——“张”姓委员究竟是谁
根据洛川会议上的记录，在8月22日那天，一共有23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名单提供了他们的名字：
洛(甫)、毛(泽东)、恩(来)、博(古)、国(焘)、凯(丰)、彭(德怀)、朱(德)、任(弼时)、关(向应)、贺(龙)、刘(伯承)、张浩、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张文彬、肖劲光、周建屏、(林)伯渠、徐向前、傅钟。
可以看出，会议记录名字都是简记，这就为之后人们对“张”姓委员的身份猜测众说纷纭，埋下了伏笔。
在会议上，由毛主席提名，11位参会者组成了新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于记录不详，只有朱、彭、任、林、贺、刘、张、徐、毛、叶、周11人的姓氏被提及，而无其完整名字。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中，洛川会议提到的“张”姓中央军委委员是“张闻天”；但《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称是这位“张”姓委员是“张浩”，文后更是备注说“一说张闻天，一说张国焘”。
似乎从洛川会议结束后，人们对这位神秘的“张”姓委员的真实身份的猜想就未有停止。
洛川会议距今已有80余年，当年参加了会议的将领们，现在也鲜有人在世。虽然缺少人证，但我们依旧可以从姓名的排序中找出一些线索。
首先，“张”姓委员绝不可能是张闻天。根据党史文献记载，张闻天是在1934年2月才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们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
他的中央革命军军委委员身份，同样是在此之后才被增补。《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中推测“张”姓委员是张闻天，说他“从苏区到长征党中央常委都兼军委委员”，这显然是不准确的。第二，在当时，张闻天担任主持党中央书记处日常的工作，他和毛主席有过好几次合作。
但凡有他和毛主席署名的电报，上面总是写着“洛甫、毛主席”。而在这份名单中，张闻天的排位没有在毛主席前后，却是被排进刘伯承之后、徐向前之前，这不符合常理。
有文献中说，“张”姓委员是张国焘，这种说法也站不住脚。张国焘早在同年3月，因分裂党和红军的行径，在延安会议上受到了严肃批评。
在参加洛川会议时，张国焘早已离开军委总部，转入陕甘宁特区政府担任副主席。如果此人真的是张国焘，那他的排名不会在刘伯承和徐向前之中，应该位于周总理之前或之后。
同时期，原属红四方面军的四军和三十一军中正在清算张国焘严重错误的思想教育，张国焘之前的思想教育，对军队发展有着极大的负面作用。在这个情况下，张国焘已经不再适合继续参加中央军委的工作了。
在洛川会议后，中央军委人员的人数，与之前相比是有减少的。而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徐向前和中央援西司令员刘伯承已经加入了中央军委。
此时，如果张国焘再加入，势必造成职务上和事务上的重叠，浪费党内资源。再者说，除开洛川会议记录外，其他党史资料中均未提及张国焘担任新的中央军委一事，更没有说过他曾出席抗战初期的中央军委会议，或者参与过新的中央军委工作。
有人会说，也许这份名单的顺序并不重要。如果毛主席在记录这份名单时，并不是按照要去前线的和留守后方的将领顺序来排的，而是仅仅按照党内职位高低来排的呢？
这样的思路更是无稽之谈，并且根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毛主席、叶剑英和周总理会被排在最后，而刘伯承会排在贺龙之后。
按照党内职位来看，张国焘在原来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是副主席，在工农红军中的最后职务是总政治委员，他的位置应放在朱德的之前或之后。
如果说，张国焘是以原四方面军领导人的资格进入新的中央军委的，那么徐向前就会失去进入新的中央军委的机会。因为在原第一、第二方面军的领导人中，都只有1位进入了新的中央军委。
说到现在，几乎可以确定“张”姓委员就是张浩。张浩原名林育英，是中央候补委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代表。
张浩在建党初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他就已经开始领导工人进行斗争，是著名的工人领袖。张浩长期从事着白区的地下斗争，不管是在人民中，还是在党内，他的声望都特别高。
1933年，张浩奉命前往莫斯科，时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从长征伊始，党中央就和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
在后来的一年时间里，党中央一直未能获得共产国际的帮助。1935年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会议精神，起草了著名的《八一宣言》。
为了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同时建立与中共中央的联络, 共产国际决定派张浩回国。
因为害怕暴露党的秘密，张浩用了半个月时间，将共产国际七大的会议精神、《八一宣言》的内容和相关的密码内容都熟记于心。
1935 年 9 月, 张浩从莫斯科出发，他先是来到外蒙古, 再从外蒙古出发，一路步行回到国内。这一路上，张浩风餐露宿、忍饥挨饿，穿越了茫茫沙漠, 最终进入了中国。
11月，张浩到达定边县时，张闻天几乎认不住这位战友。他只穿着一件光板皮，身形干枯黝黑。张浩这一行，再次为党中央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消息。
1935年10月，张国焘在四川卓木碉另立“中央”，他自封为“中央主席”，已经公然与党中央分庭抗争。
党中央得知后，决定让张浩以共产国际的名义说服张国焘，让他放弃搞分裂的念头。
彼时，共产国际并未赋予张浩解决张国焘问题的权力，但是张浩作为忠诚的共产党员，坚决反对任何党内分裂。他勇敢承担起这份责任，与张国焘进行了有效交流。
次年1 月，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给张国焘发去电报。
在电文中，张浩称自己受共产国际委派，回国解决红军内部的分歧事宜。自己携带着共产国际七大对中国问题的若干条意见和密码本，是党中央与共产国际交流的桥梁。
张国焘收到电报后，知道自己的企图已经被张浩识破，但他依然心存侥幸，以“党中央” 的名义回复张浩，还倒打毛主席、张闻天、周恩来等人一耙，说他们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 “逃跑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 等。
张浩再次致电与张国焘：“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的政治路线，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1936 年 6 月，由于红四方面军南下后陷入困境，同时共产国际方面和中共中央又对自己不断施加压力，张国焘被迫取消第二 “中央”。
共产国际在得知了这件事情的始末后，不但没有责怪张浩滥用权职，还对他“先斩后奏” 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
张浩的“先斩后奏”，对当时身陷囫囵的党中央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张浩在向张国焘处发送电报时，分明知道自己插手这场纷争中，可能会被共产主义方问责。
他依然义无反顾，做出了最正确的决定。张浩宁愿承担个人的政治风险，也要化解党中央面对的棘手危机。也许在他的心中，个人安危已不算什么，当今之世，舍他其谁。
也正是因为如此，张浩在党内获得了各位将领的一致认可和赞许，他在党内的声望也相当高。
1937年2月，党中央组建了援西军，刘伯承任司令员，张浩任政委，前往救援陷入困境的西部军。
张浩在主持清算了张国焘严重错误的思想教育后，担任了原四方面军的政治首长。在洛川会议开始之前，党中央和军委就决定，将援西军总部改编为第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部。
同时，将第四军与第三十一军整编进该师，分别命名为第三八五旅和第三八六旅。
党中央委任刘伯承为师长，张浩为政委。原第四方面军部队先前受张国焘错误教育，和红一、红二方面军部队的情况很不一样，党中央急需加强对他们的领导已经进行相关的政治工作。此时让张浩加入新的中央军委，显然是当前急切的工作需要。
由于原第四方面军曾受张国焘的影响，为了团结军队中全体指战员，方便和第一、第二方面军一起，更好地听命于党中央，洛川会议提名张浩任新的中央军委委员，而不是张国焘。
此时，第 129 师的 3 位领导人都进入了新的中央军委，而其他两个师分别就只有1位领导人加入，这也是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一大巧思。
洛川会议结束后，朱德和彭德怀分别向全体国民发布了就任八路军总指挥和副总指挥的就职通电，他们慷慨激昂地宣誓说：“日寇进攻，民族危急，敝军请缨杀敌，义无反顾。兹幸国共两党重趋团结，坚决抗战，众志成城”，“愿追随全国友军之后，效命疆场，誓驱日寇，收复失地，为中国之独立、自由、幸福而奋斗到底！”
洛川会议的历史之谜，也在洛川会议后的政治安排下揭晓了答案。张浩作为中共中央的“贵人”，曾经拯救党中央于水火之中，他绝对有能力也有资格担任中央军委委员。
文/南宫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