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文炎——我的“两地书” 原创.投稿

    我的“两地书”     

 文/危文炎       

说到“两地书”，人们会很自然地想起鲁迅先生与许广平女士的书信合编。不过，在我家的书橱里，也珍藏着一本特别的“两地书”，尽管它只是手工装订而成，更算不得上乘之作，但我却情有独钟，因为那是我在部队服役时，与老伴相互往来的269封书信的汇集。素笺淡墨，字里行间，不仅记录着我们从相识相爱到结婚生子五年多的情感经历，也蕴含着一个普通军人与军嫂应有的家国情怀。

沧海桑田，岁月匆匆。每当翻开这本厚厚的“两地书“，那页页已微微泛黄的信笺，犹如片片逝去的青春时光，又一一闪现在前。

我和老伴原本是家乡一所高中的同学，只不过我比他高一届，在校时我们并不相识。1972年底我高中毕业后入伍当了铁道兵，而她毕业后作为知青下乡到农村接受再教育。1977年8月，经一位同学牵线，我和她初步建立了联系。那时，我正随铁道兵第二指挥部驻扎在天山深处的阿拉沟，她则招工进了武汉一家特大型国有企业，两两山遥水远，天各一方。在那个通讯技术还较为落后的年代，人们相互的交流方式主要靠书信往来，因而鸿雁传书便成为维系我们情感的纽带。由于相距遥远、交通不便，当我给她寄出第一封信后，待收到她的回信，路上辗转了近一个月时间，让我初次尝到了等待来信的急切滋味。随后不久，我被调到《铁道兵》报社，尽管京汉之间的邮信时间大为缩短，快则三四天，晚则一星期，但对于相恋的人而言，仍会觉得太慢。是啊，作为军人的爱情，我们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沒有卿卿我我的缠绵，而只有两地分离的长相思念。因而每当我们静静地读着远方的来信，就仿佛置身于一场甜蜜的“约会”之中，倾听着对方的细语诉说，分享着快乐忧愁，给心灵以莫大的慰藉。那时，由于自己盼信心切，常因此被同事们调侃，甚至闹出“鸡毛信”的笑话。那是一天下午，当我收到她的来信时，只见信封正面盖着“航空”和“加急”印章，信封反面则粘着三根鸡毛，还用红笔写着“鸡毛信”三个大字，一时弄得我莫名其妙，不知所措。原来是报社几个单身战友的恶作剧。当她得知“鸡毛信”的故事后，也哭笑不得。

可以说，“等待来信”是我们特有的一种幸福煎熬，而“及时回信”又是我们彼此的一种无声约定。那时，无论工作多忙，时间再紧，只要有对方的来信，我们都能尽快回复，少有拖延，以致平均每月都有四到五封信的往来。从这些信的落款时间表明，我给她的许多信都是写在夜深人静时或清晨上班前，为的是能赶上收发室早班的投递时间，有的信还写在出差的火车上或下部队釆访的驻地；而她的大多数回信，也都是见缝插针，写在倒班的间隙，即使在遇到特殊情况时，也能尽力而为。其中有一封特殊的“代笔信”，让我至今难忘。那是1978年10月初，我突然接到她家拍来的一封加急电报。原来她因突患急性伤寒，高烧不退，导致肠出血等并发症，医院两次下发了病危通知。她的病情令我焦急万分，立即请假赶往武汉，一连数天陪伴在她病床前，直至她脱离生命危险。返回部队后，我仍对她牵肠挂肚，便去信询问她的病况。这时，她虽有好转，但仍深受病痛折磨，身体十分虚弱，仍静卧在医院，根本无力回信。但为了不让我焦急等待，她便托照护她的同事小李代笔，给我回了这封信，详细介绍了自己的病情，表达了早日康复的信心，让我久悬的心稍有所安。

在那段“见字如面”的日子里，我们鸿雁纷飞，一纸传情，彼此少有矫柔造作的甜言蜜语，更羞于直白坦露的谈情说爱，而是用纯朴和温暖的文字交流互动。在信中，我们畅谈青春理想，探讨人生意义，以致不少英模事迹、名人故事、箴言警句等，都成为我们互赠共勉、励志共进的寄意寄语；在信中，我们关心时事政治，关注社会热点，改革开放、“四化”建设、五讲四美三热爱、女排夺冠等大事喜事，一度成为我们热议的重点，曾令我们激情燃烧；在信中，我们交流学习工作，分享收获体会，互帮互进、互勉互励成为我们比翼双飞的默契；在信中，我们也常常讨论婚恋话题，马克思与燕妮的爱情故事，曾让我们感叹和羡佩，而正确的婚恋观更成为彼此心心相印的情感共鸣。直至今天，从这些烙有时代印痕的书信中，我们仍能感受到那段激情岁月的纯真，更能体会到那份热血青春的活力。

当然，作为两情相悦的恋人，我们也有情的流泻和爱的传递。在二十多万字“两地书”中，虽然大多是一些关于日常锁事的唠叨，衣食冷暖的叮嘱，身心安恙的牵记，以至喜乐忧烦的倾诉，但正是在这些普通平淡之中，饱含着彼此纯真的情和质朴的爱。那时，由于她刚招工进厂不久，远离亲人，独自在汉，时常感到孤单寂寞；加上她“三班四倒”的工作性质，生活很不规律，致使精神压力大，身体吃不消，一度成为我最大的牵挂。尤其是每当轮到她上夜班时，我更是担心，难以安寝。为此，几乎在每封信中，我都给予她热情的关心和体贴，寄予真诚的鼓励和嘱托，并常用“生活有甘苦，人生无坦途”的道理宽慰她。同时反复提醒她注意劳逸结合，保重身体，还常随信寄去奶粉、麦乳精等营养品，让他深感慰藉。而为了让我安心工作，她在来信中总是报喜不报忧，很少谈及自己的困难。1979年5月，在工厂的一次意外电器事故中，强烈的电火灼伤了她的双眼，虽得到及时医治，但一连多日红肿刺痛，畏光流泪，根本睁不开眼，生活也难以自理。但她知道我会担心，便在信中对受伤之事只字未提。后来，还是从她一位回京探亲的同事那里得知了这件事，我既心疼又生气，写信责怪后，她才来信详细讲明了实情。

如果说，我们的“两地书”所表现的只是相互的思念与关爱，那么所折射出的就是彼此的情怀与担当。无论从婚前的相亲相爱，还是婚后的家长里短，都说明了这一点。1980年4月，正当我们准备谈婚论嫁之际，我在江西乐德铁路工地釆访期间，突然出现持续低热症状，回京后被确诊为浸润性肺结核，住进了国防309医院。当时，肺结核已完全能够治愈，且我的病情也较轻，但面对这种传染病，自己一度精神负担很重，心情苦闷矛盾。既担心因病会影响我们的感情，又不忍心拖累她，便写信希望她能重新考虑个人问题，并表示尊重她的选择。收到我的来信后，她伤心地哭了。她为我患病住院而焦虑担忧，更因我对她缺乏信任和理解而深感委屈。于是，她给我写了一封近三千字的回信，真诚地倾诉了对我病体的牵挂之情，鼓励我以乐观向上，积极治疗，争取早日痊愈；同时，深情地回忆了我们相识相恋的幸福经历，表达了爱心不变的决心，尤其是她那句“你好，我更幸福；如你不好，我心甘情愿照顾你”的话，质朴坦诚，情深意长，使我顿感温暖，也愧疚难当。在我出院后近一年的巩固治疗中，她信中的每一份关爱和鼓励，胜过良医良药，更增添了我战胜疾病的信心和勇气。

1981年3月，在历经三年多风风雨雨之后，我们终于走进了婚姻殿堂。成家后，随着彼此思念之情的与日俱增，我们的信中又平添了一份“家”的责任。婚后不久，当她来信告诉我已怀孕的消息时，那种将要当爸爸的幸福感和责任感油然而生。可是，接之而来的是重重的打击。一次，她在洗衣服倒水时，由于用力过猛，导致已两个多月的胎儿流产。为此，她悲痛欲绝，为自己的不慎而深深自责；而我更是难过至极，为没能尽到丈夫的责任而歉疚不安，便在信中流露出转业回家陪伴她的想法。在回信中，她用深情而委婉的文字，打消了我的念头:“作为妻子，每当看到别人出双入对时，我是多么希望你能回到我身边啊！但我深知，嫁给了军人就意味着聚少离多，苦累相伴，这是我的选择，无怨无悔……你还年轻，正是为部队出力的时候，怎好打退堂鼓呢？”正是在她的理解和支持下，我坚持安心部队工作，直到铁道兵撤销时才转业回地，而她却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1982年初，当她再次怀孕后，妊娠反应十分厉害，成天恶心呕吐，食欲不振，腹痛难忍，常常体力不支，加上身边没人照料，吃单身食堂又没营养。在她身心交病之际，不仅来信倾吐了自己的痛苦和无助，还抱怨我“袖手旁观”、“独享清闲”。而当我准备请事假回汉照顾她时，她又婉言相拒，希望我“还是要以事业为重，少受家事的影响”。正是有这种大爱情怀，从她怀孕到儿子出生的困难时期，她用柔弱的肩膀，独自承受生活艰辛，支持丈夫工作，其个中的酸楚，令我久久难以释怀。

两地书，两地情。它见证着我们的纯真爱情，凝聚了我们的青春时光。今天，随着网络信息的发展，虽然书信已悄然淡出了人们的生活，但这本特别的“两地书”却依然深印在我们的心底。每每细细品味，我们就更加怀念过去，就更加珍惜当下。

2020年5月18日

校对李汪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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