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夷长技以制夷”，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始末再分析

赵肃侯二十四年（公元前326年），赵肃侯去世，魏、楚、秦、燕、齐等国各派了数万精兵前来吊唁，说是吊唁，其实不如说是在魏惠王发起下图谋赵国的一个阴谋更为合适。就在这种情况下，公元前325年，十二岁的赵雍即位，也就是后来的赵武灵王，怎样摆脱这四战之地各国的威胁，这成为赵武灵王面临的主要问题。

赵武灵王即位之时，正处于战国中后期，列国战争频繁，兼并之势愈演愈烈，民族融合迅速发展，学术思想为极为活跃。各国为了富国强兵，以图立于不败之地，纷纷推陈出新进行改革。

赵国将何去何从？

赵国大势

“三家分晋”后，赵国所处地理位置颇为不佳，在列国兼并战争中，处于四战之地，所以在当时有“中央之国”、“四达之国”的称号，处境十分艰难。

• 北方

北方胡人崛起于大漠南北，在晋悼公时期靠着“魏绛和戎”的历史空档得以休养生息，发展壮大。所以逐渐由“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转变为“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开始对毗邻农业地区的北方国家秦、赵、燕三国构成威胁，尤其以赵国居中，地理上首当其冲。

赵雍即位时，北边的东胡、林胡、楼烦等游牧民族已经侵扰赵国多年，他们与中原诸侯国的目的不同，并非为了抢劫土地，而且抢夺财物和人口，所以赵国不得不在北方边境长期驻守着一支数目庞大的军队来提防游牧民族的侵扰，这就长期消耗了赵国的实力。梁启超曾说“赵不创胡，胡必弱赵”，说的就是当时赵国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的现实问题。

• 西方

西边的秦国是对赵国最具威胁的国家。两国原本不接壤，其间隔着南起华山西至定边一线的狭长走廊的魏国领土，秦国通过连年战争，魏国“西河之地”尽归秦国，这就为秦国越过黄河攻击赵国奠定了基础，其时秦国“商鞅变法”已经完成并大获成功，实力逐渐成为诸侯之最。

在“五国攻秦”失败后，公元前317年为解决西患，三晋再次联手伐秦，结果被秦国在修鱼打得落花流水，赵国损兵折将多达八万之众。公元前316年，秦国轻而易举攻取赵国的中都、西阳二城。公元前313年，秦国大将樗（chū）里疾攻取蔺地，俘虏大将赵庄。面对秦国持续不断地进攻，赵国无力反抗，败绩连连，损兵失地，可谓是惨不忍睹。

• 东方

赵国东方最大的威胁虽然是齐国和中山国。齐国自古就文化昌盛，国力强大，自从“马陵之战”后大破魏军主力，齐国的势力便开始逐渐渗透到三晋之地，虽说齐国对赵国威胁最大，但对赵国造成实质性威胁的却是另一个东方国家——中山国。

中山国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它的国土深入到赵国境内，将赵国分割为两个部分，所以有着“控太行之险，绝河北之腰”的说法。又由于中山国是“白狄”建国，有着游牧民族劫掠的特性，所以虽然领土不大，仅“方五百里”，但其军事实力却不可小觑。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它出身戎狄，有着彪悍善战的优势，所以才有其军队“衣铁甲操铁杖以战，而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的说法。二是中山国虽地狭人少，但其战略地位优越。三是和齐结成联盟，正所谓“中山恃齐魏以轻赵”讲的便是这个道理。

中山国对赵国的侵袭虽然在史书上所载不详，但赵武灵王的一些话语却可见端倪。赵武灵王十九年（前307年）说：“先时中山负齐之强兵，侵略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围鄗（hào），先王愤之，其怨恨未能报也。”所以当时有着“弱赵强中山”之说。

• 南方

赵国南方是一起瓜分晋国的韩、魏两国。魏国国力强大，在战国初期，是首屈一指的大国。就在赵雍即位之前，魏国尽管当时已经衰落，但仍然可以发起对邯郸的进攻，让赵国吃尽了苦头。韩国虽然弱小，但对上党赵地的攻伐也使得赵国经常疲于应付。

但总的来说，虽然韩、魏两国对赵国的战事经常发生，但他们又因为共同分晋的历史渊源，使得他们时而战争、时而合作，成为一种特殊的敌对关系。

很显然，在这种严峻的形势前，如果不进行改革，赵国日渐衰微已成定势。照之前所采用的战略来看，“合纵”抗敌不如强大自身，重新寻求足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出路才是王道，“胡服骑射”被提上日程。

“胡服骑射”之思想基础与文化渊源

1、“胡服骑射”之思想基础

实行“胡服骑射”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赵武灵王作为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本身就是一位典型的法家代表人物。早在即位之初，赵武灵王与重臣肥义谈了一席话，实际上就已经奠定了改革的基调。

今吾欲继襄主之迹，开于胡、翟之乡，而卒世不可见也。为敌弱，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尽百姓之劳，而序往古之勋。

正是这种法家思想，使他放弃了之前赵国在中原争霸中一直坚持的合纵战略，而改为向西北游牧山地和草原发展，直至有“胡服骑射”的提出。

在后来与众大臣讨论“胡服骑射”改革时，面对大臣们的反对，赵武灵王更是斥责道：

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随时制法，因事制礼，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礼也不必一道，而便国不必古。

这样的说法，固然有着商鞅理论的影子，但赵武灵王否认一切失去实际价值的传统因袭观念和清规戒律，从实际国情出发，将法家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因而笔者认为，“胡服骑射”的思想基础就是法家的改革之论。

2、“胡服骑射”之文化渊源。

①我国具有悠久的民族融合传统。

在酝酿“胡服骑射”初期，曾遇到朝野的激烈反对和抵制，但赵武灵王并没有气馁，他通过肥义之口向朝臣们说：“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国，非以养欲而乐志也，欲以论德而要功也。”这句话的意思说明自古以来最优秀的领袖皆是摒弃民族成见、汲取异族异域优秀文化和习俗、视民族融合国家发展为己任的典范，赵武灵王也是这样的领袖。他将异族的文化习俗与本身的文化习俗置于同等位置，并大胆学习北方游牧民族文化习俗上的优点。这也充分说明，民族融合的传统也是一种文化，要适度继承，更要适度发展，所以才会有了“胡服骑射”的提出。

②战争文化发展所需。

在中国古代的战争中，局限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步卒是诞生最早，也是数量最多的常规兵种，然而由于其低机动性，注定成不了主导战争的决定性兵种，所以在很早之前，步卒便是作为兵车附庸而出现的。但随着历史的发展，战争规模、场地的变化使得“车阵会战”越来越不合适大规模战争的需要，那么游牧民族骑兵这种具有机动性、又有冲击爆发力的兵种走入赵武灵王的眼中。

赵武灵王在与北方“三胡”的作战过程中，深感“胡服骑射”便事尚功，赵武灵王决定“师夷长技以制夷”，吸取游牧民族军事上的优点，决定举国变胡服，习骑射，并将骑兵提高到军队的主力地位，从此我国由车战时代进入到骑战时代。可以说“胡服骑射”中的“胡服”是手段，“骑射”是目的，这是赵武灵王依托中国的战争历史文化为基础，继承了民族传统，对战争文化发展的一个诠释。

“胡服骑射”既是军事改革，更是国家移风易俗的改革，同时还是民族融合的改革

公元前306年，赵武灵王在摆平各国纠缠以后，取得了难能可贵的发展机会，这一年他亲自率军出征，占领了蒙古草原上的原阳、九原两城。他以原阳为“骑邑”，组建训练骑兵，改重甲为轻甲，变履为靴，穿胡装，戴胡帽，改步为骑，收编胡兵，以原阳为试点开始进行小范围的军事改革。

赵雍反复对赵国大臣们强调：“先王开拓胡地，功业未遂；中山国侵地残民，宿仇未报。”他将改革赋予了继承祖先遗志、强国复仇的政治意义，从而取得了大臣们一致的支持。

由于赵武灵王实施了“胡服骑射”，中国大地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有了独立作战的骑兵部队，从此骑兵作为一个崭新的兵种正式登上军事斗争的历史舞台，而车兵则在此完成了历史使命。

赵武灵王将“胡服骑射”的最终目标概括为：“近可以便上党之形，远可报中山之怨。”但在实际操作上所达成的目标远不仅此。他在改革的同时，用不断取得的军事胜利向人们证明“胡服骑射”的意义，他不断收复边地游牧胡骑为己所用，加速了汉胡融合，改革后的第二年，赵国不但击败宿敌中山国，而且夺取了楼烦、林胡等地，向北拓地千里，并设置了云中、雁门、代郡等行政区，管辖范围达到河套地区。之后的十年内，赵国不断对中山国发动进攻，终于在公元前296年一举灭掉了显赫一时的中山国，尽取河北大片土地，赵国南北彻底连成一片，成为战国时期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

可以说，赵武灵王发动的“胡服骑射”改革，对于中华民族影响深远，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胡服骑射”不仅为赵国赢得了赫赫战功，而且对军队历史发展演化产生重大影响，开创了我国骑兵史的新纪元。第二、改进了古代军队的服装装备和民间的交通形式。第三、弱化了服饰的身份标识功能，强化了实用性。

结语

古来便有“求变图存”之说，也许“胡服骑射”开始的目的只为生存，但在实际操作中起到的效果恐怕是远远超出预期的，小小衣服之改，对胡人而言起到了化敌为友的外交功效，对内则是以一系列的胜利凝聚了民心，促进了赵国民众的向心力、人民的凝聚力。更重要的是，赵武灵王为后世历朝历代开辟了一种与北方游牧民族交流的新手段，奠定了中华民族融合的基础，仅此一项便功盖千秋，所以说“师夷长技以制夷”这种学习态度在任何时代也并不落伍，赵武灵王便是成功的典型例子。

参考资料：《史记》、《竹书纪年》、《战国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