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昊：从李氏看元杂剧《金凤钗》的美学意蕴
元代是异族入主中原的时代，落后民族的统治导致伦理纲常的一度废弛，然以扶持伦理纲常为己任的文人在创作时却特别注重高台教化的作用，因而元杂剧中普遍存在着“妻贤”模式，或正面讴歌温良恭顺的贤妻，或反面鞭挞悍妒淫荡的恶妇，以至于妻子角色几乎沦为纲常的图解。
《金凤钗》
然而，《金凤钗》打破了这种传统的思路和写法，塑造了李氏这么一个说不得贤愚、论不得美丑的活生生的形象，从而独出机杼地揭示了人物内心的丰富和性格的复杂，展现出真实而平凡的家庭生活图景。
在“妻贤”模式的元杂剧中，人物多是从伦理观念出发塑造的，妻子们的贤良与顽强固然让人钦敬，但人物也因而缺乏血肉与可信度。
姑以《破窑记》和《举案齐眉》为例，在《破窑记》中，刘月娥出场即示人以不以富贵易心、只重白衣卿相的品性，抛绣球择偶时有意选中吕蒙正，执意与之完婚。
成婚前，刘月娥被父亲剥去衣服头面逐出家门，仍无怨无悔，表示要“守着才郎，恭俭温良”。婚后恪守妇道，在父亲送衣食接济时，坚持先夫后己。
吕蒙正应举之年未归，她坚决拒绝丈夫派来试谈心意的媒婆，矢志死也不坏风俗。丈夫衣衫褴褛归来，她没有任何抱怨，反而巧言安慰。
连环画《破窑记》
在《举案齐眉》里，孟光与梁鸿指腹为婚，梁父母早亡，家庭一贫如洗。孟光排除阻挠一心要嫁梁鸿，而且趁父母外出时探望他，把锦衣换成布袄以示真心。被赶出家门后仍三餐举案齐眉，抵挡住富贵人的戏辱，鼓励丈夫上京应试。
两作中的女主人公皆表现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崇高精神和苦志守节、感情执著的可敬品格。
这种人品虽然具有道义上的崇高感，但统观全剧，她们对多次冲突与困境，始终坚持着“夫唱妇随”的伦理规范，之死靡他，困厄也好，诱惑也罢，激不起她们心中的一丝波澜。她们的性格是定型化的，没有任何发展变化的轨迹。
在这里，剧作者让主要角色作为封建伦理道德思想的负载者和代言人，因此也使思想窒息，仅仅依照统治阶级的意志，苍白无力地把主要人物捏合成高台教化的传声筒。
主要人物的行为、动机从某种意义上说已丧失了作为“真人”的个体人格精神和自由意志，从而成为被统治者意志异化了的“非人”，成为被注入封建礼教思想的傀儡。
杂剧《举案齐眉》
李渔曾说：“欲劝人为孝，则举一孝子出名，但有一行可纪，则不必尽有其事，凡属孝亲所应有者，悉取而加之……其余表忠表节，与种种劝人为善之剧，率同与此”。（《闲情偶寄》卷一“词曲部”上“审虚实”）明确道出了剧作者的创作动机和创作方法。
随着伦理化的加强，类型化人物的出现也就不可避免，从而造就了元杂剧中有生形而无生气，如泥人木马似的贤妻形象。
然而，《金凤钗》的作者打破了这种局面，塑造出了完整、复杂的妻子形象。李氏作为妻子，其性格中有泼辣、无情、不贤的一面。
作者在剧本的前半部分通过对她三要休书事件的描绘，把这一印象深深楔入读者的脑海。赵鄂携妻挈子进京应试，考前家中即欠债断粮，此时李氏吵着要休书，赵被逼无奈，只有表明中举的信心，用对将来之憧憬暂缓家庭内的矛盾。
这样，开篇即先声夺人地定下了李氏为妻不贤的性格基调。接着，作者进一步强化这一印象。赵鄂在状元及第又因朝仪失简而遭废黜后，心里异常苦闷颓丧，沉重的打击使他不禁悲叹人生无常。
《郑廷玉集》
按传统的伦理要求，李氏应当婉言解劝落寞失望的丈夫，不能有任何怨尤。但情形恰恰相反，李氏先前听说丈夫状元及第，想着以后衣食无虞，自己做夫人县君，带着儿子上街来迎接凯旋的赵鄂，不由得春风满面、喜上眉梢。
谁料迎来的却是夫人梦的幻灭，于是，她大发雷霆，无视丈夫悲伤凄凉的心境，直言讥刺他：“你这等模样，还不与我休书。快将休书来！”
因为极度失望和家中困窘，她竟丧失理智地对丈夫进行人身攻击，而且语气斩截有力，毫无商量的余地，其强悍、泼辣、无情更甚于前。妻子的泼悍使赵鄂忍不住发出“我且不问嫌夫窘桑新妇，我则打这恨爹穷忤逆贼”的无奈之辞。气极愤极的丈夫尚不敢撄其锋，李氏平日的强硬于此可见。
经过对二要休书的渲染，作者在李氏“不贤”的底色上又抹上一层浓重的油彩。在妻子的步步紧逼下，赵鄂节节败退，只得卖诗糊口。
他的第一次笔酬用于救人危困，李氏知道后当街便破口大骂，毫无顾忌。骂丈夫是穷弟子孩儿，是叫花子——讥刺发展到谩骂，人身攻击升级到人格侮辱。
《孤本元明杂剧》
赵鄂实在忍无可忍，一腔怨气喷薄而出，他斥责妻子“动不动拍着手当街里叫”的泼妇相，抱怨她不顾夫妻恩爱情。
至此，“妻不贤极矣”的印象似已无法逆转。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每一次宅乱家反都围绕着一个焦点——衣食无着、栖止无所。
根据美国学者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需求分为：生存的需求、安全的需求、社会的需求、自尊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五个层次。较高级的需求满足须以较低级的需求满足为前提。
李氏恰恰处于衣、食、宿这种最基本的生存需求都无法满足的境地，此时苛责她不自尊、不守礼是否恰当？以“无恒产而有恒心”的士的标准来要求李氏是否合理？须知“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由此看来，李氏为生存问题闹得沸反盈天，也算不得是无理取闹。在封建社会，七尺男儿不能养家实在无法推诿责任，赵鄂对李氏的一忍再忍恐怕也有愧疚的成分。更何况人生于世，孰能无过？
《元曲选》插图
李氏有不通情达理的缺点，惟其如此，她才是真实可信的，较元杂剧中的贤妻形象来得亲切动人，更有人情味。作者独具慧眼，切入元代下层社会惨淡的家庭生活，描摹出“贫贱夫妻百事哀”的原生态，具有超时空的穿透力。
如果作者仅停留于此，只不过增加了“妻贤”模式的反面教材，可贵的是作者还表现了李氏性格的另一面——温柔、深情、贤惠。
李氏为衣食无着而担心，为儿子饥饿而发愁，在夫妻争吵中，说些过激的话伤害了丈夫并非处于本意，不能说明她真的不贤惠。
赵鄂因救人得到十支金凤钗的回报后，李氏为他送饭送水，问寒问暖，关心备至。丈夫“秋后算账”，她诚恳检讨，希望丈夫忘却不愉快的一幕。
李氏对丈夫细致入微的体恤，对他寒暖饥饱的牵挂，让他痛快泄愤而不顶撞，分明又是一个温顺、贤良、深情的模范妻子。
清康熙刻本《闲情偶寄》
生存需求满足后，家庭又恢复了常态，氤氲着融融暖意。李氏前倨后恭并非势利、市侩的表现，两者皆是对丈夫爱意的真实流露。前者是恨铁不成钢，后者是夫妻恩爱的常情。恭顺、温良是爱；撒泼、偏激也是爱。
夫妻世界本来就是如此微妙复杂。李氏对丈夫的一往情深在剧烈的矛盾冲突中更得到了充分体现。
黑格尔说：“人格的伟大和刚强只有借矛盾对立的伟大和刚强方能衡量出来……环境互相冲突愈众多，愈艰巨，矛盾的破坏力愈大，而心灵愈能坚持自己的性格，也就愈显出主体性格的深厚和坚强。”（《美学》第一卷）
面对丈夫蒙受不白之冤将被斩首，李氏发出“男儿也，则被你痛杀我也”这字字血泪的惨号，感受到“你死了我怎生是好”那情感失重的锥心之痛。
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李氏痛不欲生，这正是她对丈夫深挚、热烈的爱情的集中表白，反证出夫妻间吵闹只是爱情生活的插曲。
《天一阁蓝格写本正续录鬼簿》
此前，李氏虽三要休书却终未舍夫而去，依然与之患难相守，这说明相濡以沫、同舟共济仍是他们夫妻生活中的主流。赵鄂此时也颇能体谅妻子的苦楚，由衷地赞叹妻子是贤妇。生离死别的场面、真实炽烈的情感，怎能不让读者感叹、嗟呀？
要之，贤与不贤、泼辣与温柔、深情与无情，种种相反的性格奇妙地集于李氏一身，在不同环境中表现为不同形式，但无论何时何地，真切的夫妻情起着统摄作用。因而，人物性格既具整体性又有复杂性。
对立的性格相反相成统一于李氏一身，因而，李氏是活生生的、真实的人物，通过她，作者揭示了人性的深层面，反映出复杂、繁琐的人生实况。
若按福斯特的说法：“在最纯粹的形式中，他们（扁平人物）依循着一个单纯的理念或性质而被创造出来：假使超过一种因素，我们的弧线即趋向圆形。”（《小说面面观》）
则贤妻们属扁平人物，而李氏显然“超过一种因素”，当属向圆形人物靠拢的形象。
《小说面面观》
综上所述，元杂剧存在着人物模式化、类型化的倾向，而《金凤钗》则打破了这种写法与思路，在人物塑造上，它上承史传刻画复杂人物的笔法，又下开后世戏曲、小说塑造圆形人物的先河，由扁平人物向圆形人物迈出了可喜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