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华：跨越、关联、互动——全球史在国内的传播及影响

本文第一作者杨华副教授

摘要

近几十年来，全球史蓬勃发展成为学界热点，国内学界也与全球史研究紧密联结。全球史在早期并未引发国内学界关注，进入21世纪以后，相关学术活动的不断开展，国外著作的翻译出版，学术期刊上的集中讨论，以及全球史理论专著和论文集的出版，推动了全球史在国内的传播和热议。国内学界对全球史的理论认识主要围绕全球化与全球史、跨文化互动、中心论与全球史、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全球史这四个方面来展开。除了理论探讨外，国内学界也进行了全球史实践，虽数量较少，但也出现了一些有质量的全球史论著。无论对全球史赞同还是批评，全球化时代世界史的书写都应该关注全球的关联和互动，并思考中国在其中的位置。

关键词

全球史；世界史；全球化；跨文化互动；欧洲中心论；去中心化

方兴未艾的“全球史”在西方正呈蓬勃发展之势，给历史研究提供了宽广的研究视角、多元的价值取向和丰富的研究课题。巴勒克拉夫于1955年在其论文集《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中率先提出了全球史观。而作为学术实践意义上的全球史奠基之作当属威廉·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一书，提出了用“世界体系”代替国别史和民族体系的理论，引发很大反响。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和杰里·本特利的《新全球史》也是全球史的重要代表作。

全球化的加深推动了全球史的研究，而主张“去中心化”的后现代史学也促进了全球史的勃兴，全球史的研究和讨论成为学界热点。2015年8月，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山东济南成功举办，本次大会的第一个主题便是“全球视野下的中国”，由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担任本场主题报告的评议人。此次大会还吸纳了“国际大历史协会”的积极参与，并专门组织了主题为“大历史——我们共同的多样性”的小组会议。无论是作为学术传播的地域还是研究的对象，中国都已经与全球史紧密关联。

彭慕兰

一、全球史在国内学界的传播

全球史不但在西方成为“显学”，无远弗届的全球史已经成了全球的全球史，在国内史学界也不再是新鲜话题。越来越多的相关文章在刊物上发表，越来越多的史家也把目光投射到这个领域，思考全球史观下的史学理念、研究方法和历史编纂模式的转变。因此有必要对全球史在国内的传播过程和具体影响进行梳理，辨明源流，理清脉络。

学术活动是理论传播的重要介质，在全球史的传入过程中，学术交流作为理论流布的载体，其作用不可忽视。中美建交后，国内学者赴美交流访问变得方便和频繁。罗荣渠在20世纪80年代初赴美交流期间，获悉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一书享誉西方学术界，归国后便组织翻译，并与沃勒斯坦通过信件密切往来。在罗荣渠的力邀下，沃勒斯坦于1987年来北京大学讲学，促进了“世界体系理论”在国内的传播。国内学者早期对西方全球史的接触虽是指尖的轻微碰触，却也泛起了层层涟漪。进入21世纪，这种涟漪产生了巨大回响。国内全球史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纷纷露出“尖尖角”。2004年，首都师范大学成立“全球史研究中心”，中心成立以来已举办7届全球史学术论坛，并组织了包括承办“世界史学会年会”在内的多次国际交流合作活动。值得一提的是，中心还邀请知名全球史学家杰里·本特利作为特聘教授进行授课，促进了国内的全球史研究与国际接轨。2014年，华东师范大学成立“跨区域文明研究中心”；同年，北京外国语大学成立“全球史研究院”。2016年，山东大学成立“全球史与跨国史研究院”，并于2017年9月特邀“世界历史研究中心”创办者帕特里克·曼宁教授开设一共六讲的“全球史概论”系列讲座。

沃勒斯坦

随着全球史在国内的传播，大量的西方全球史著作被翻译出版，这也顺应了学界研究的需要。早在1987年，上海译文出版社便推出了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98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这一时期全球史研究正处于酝酿期，所以译著寥寥。“加州学派”著作的传入拉开了大规模全球史著作翻译出版的序幕。作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一部分，江苏人民出版社于1998年和2003年分别出版了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和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作为全球史系列丛书推出的还有商务印书馆的“文明与世界译丛”、中信出版集团的“全球史译丛”、浙江大学出版社的“史学前沿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培文·历史：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史系列”等。

近年来的翻译著作大致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历史哲学取向的全球史理论著作，包括柯娇燕的《什么是全球史》、帕特里克·曼宁的《世界史导航：全球视角的构建》等。第二类是通史类全球史著作，包括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和《全球史纲》，麦克尼尔父子合著的《麦克尼尔全球史：从史前到21世纪的人类网络》，本特利和齐格勒合著的《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的《世界：一部历史》、大卫·克里斯蒂安的《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等。第三类是区域性或者区时性的全球史著作。区域性全球史，主要是将一个或几个区域作为研究对象，在全球视野下进行考量，找出其中的互动关系，这类作品有卜正民所著的《哈佛中国史》第5卷《挣扎的帝国：元与明》、杉山正明的《蒙古颠覆世界史》、埃里克·沃尔夫的《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包乐史的《看得见的城市：东亚三商港的盛衰浮沉录》等。区时类全球史，主要是在一个时间区间内或者一个时间点上寻找全球视野下的互动与联系，时间上的限定便于缩小研究范围，这类作品相对来说比较多，例如小约翰·威尔斯的《1688年的全球史：一个非凡年代里的中国和世界》、基斯·杰弗里的《1916全球史》、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的《生态扩张主义：欧洲900—1900年的生态扩张》等。第四类是全球视野下的专题研究，包括疾病、医药、物种、商品、技术发明、知识观念等，例如乔吉奥·列略的《棉的全球史》、西敏司的《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罗斯的《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等。

萨拉·罗斯著《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

在西方全球史专著被翻译、出版的同时，国内学术期刊上也发表了一些学者关于全球史的文章。目前可见最早与全球史相关的文章是梁紫虹翻译的杰里·本特利的《美国的世界史研究与研究生教育》。梁紫虹在“译者前言”提到，美国大学“世界史”课程不是“简单地在内容上包揽全球性历史”，而“更多地侧重于寻找及应用新的、从全球角度来观察问题的宏观研究方法来解释历史现象，或者是选择那些具有国际性影响、反映了世界各地区历史发展的相互依存性的历史现象或运动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本特利在文中认为，“世界史”“不是从民族国家，而是从全球体系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历史分析方法”，他总结了当前“世界史”发展的两个方向，其一“涉及世界所有地区，或至少是几个主要地区的历史过程的比较研究”；其二，“研究不同文明传统或文化地区的各个民族之间的接触所产生的后果”。可惜这篇文章并未引起学界关注。

1993年《世界历史》杂志100期之际，召开了“在新形势下如何推动世界史学科发展”的笔谈，学者们讨论的主要还是“世界史”研究要摆脱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和教条化倾向，跳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框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接轨等问题，对“全球观念”涉及不多。1998年，张广智在《历史教学问题》上发表《世界史重构的新潮流》一文，着重讨论了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导论》，是国内较早系统介绍“全球史观”的文章。这一时期的国内学界已经有了不少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但钱乘旦指出，“不少人对‘全球化’表示怀疑，认为它是帝国主义的又一个阴谋，因此‘全球史’问题的提出也一定会引起许多人义愤填膺地反对”，可见当时国内学者已经对全球史有了一定的了解，只是对全球史仍持不确信的怀疑态度，甚至有“阴谋论”的臆测。

《全球史评论》

2000年，第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举行，本次大会的三大主题之一是“全球史的前景：概念和方法论”，国内史学界也有代表团参加此次盛会。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全球化越来越被人们所熟悉和了解，全球史的研究也日益引起学界的重视，期刊上全球史主题的文章不断增多。2005年，《学术研究》和《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均在第1期刊登了多位学者关于“全球史”的系列笔谈文章，国内的全球史讨论迎来了一个高潮。《历史研究》也在2013年第1期进行了“当代史学思潮与流派系列反思·全球史”的讨论。值得一提的是，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主办的《全球史评论》创刊于2008年，迄今已出版16辑，是国内第一份专门刊登全球史研究文章的学刊，有力地推动了学界全球史研究的进程。大量关于未译全球史专著的书评文章在《全球史评论》上发表，既弥补了国内全球史译著数量的不足，也推动了西方全球史研究在国内的传播。

近几年，国内学界出版了有关全球史的理论专著，进一步加深了有关全球史的理论认识，主要有张一平的《全球史导论》和刘文明的《全球史理论与文明互动研究》。《全球史导论》是一本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探讨全球史的著作，作者考察了全球史的理论渊源、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同时讨论了全球史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和学科构建。《全球史理论与文明互动研究》是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世界历史进程中多元文明与互动研究丛书”中的一本，该书由“全球史理论”“文明互动和‘文明’观念”以及“全球和互动视角的疾病传播”三个部分组成。

21世纪以来，国内还出版了一些有关全球史的论文集。夏继果和杰里·本特利共同选编的《全球史读本》，收录了“全球史的概念”“全球史的分期”“全球史的主题”“全球史上的中国”四个方面的全球史研究文章，包括全球史家麦克尼尔父子、杰里·本特利、彭慕兰等学者的17篇文章，是一本含金量较高的译著。于沛主编的《全球化和全球史》是关于“全球化与全球史”研究的论文集，收录了2007年以前国内全球史研究的40篇重要论文，是对国内早期全球史研究的回顾。此外，书末所附《近年“全球化和全球史”论文要目索引》共259篇论文，全面覆盖了国内学界既有的全球史研究论文，展示了国内全球史研究的整体面貌。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主编的《全球史、区域史与国别史：复旦、东大、普林斯顿三校合作论文集》，涉及“全球史、区域史与国别史之关系”“作为区域：何为东亚与中国”“在全球史与区域史视野中：观念、哲学与文学”“交错与关联：东亚诸国的历史研究”“全球史研究与大学国际化”五个方面的主题，从理论和方法上探讨了全球史诸多方面的问题。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主办的《全球史与中国》辑刊于2017年末出版，主编李雪涛在发刊词中表示，要“从广阔的视野和互动的视角来考察全球史与中国的各个方面，并将研究对象置于广阔的相互关系情境中来理解”。

夏继果、杰里·本特利主编《全球史读本》

二、国内学者对全球史的理论认识

全球史在西方兴盛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学界虽然起初反应不够迅速，但近十几年来在全球史理论上不断探得骊珠，有关全球史的探讨，真知灼见不断涌现，讨论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

（一）全球化与全球史

全球化和全球史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全球史主要的研究时段即是地理大发现以来全球化的进程，联系日益密切的世界使得全球史在人口迁移、疾病传播、疆域扩张、物种交流、技术转移、思想观念和宗教信仰的传播以及生态环境变迁等问题上“大显身手”。全球化是全球史研究出现的重要背景，“全球史主张从全球视角考察和分析世界历史的进程，专注跨民族、国家和跨地区的文化或文明交往和联系，其实质是史学界对于日益深化的全球化的学术反思与回应”。

钱茂伟著《史学通论》

在全球史的传播过程中，国内学界对全球化和全球史的认识产生了分化，形成了不同的“全球史观”。李世安总结归纳了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就是人类生活的一体化过程，是超越地区、尤其是民族国家主权的一种全球整体性发展”，相对应的全球史观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一个整体，是‘从分散走向整体’的历史”；第二种观点认为，“所谓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化，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新形式或新的发展阶段”，相对应的全球史观为“近代历史是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而且现代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这种全球史观的核心，是‘欧美中心论’”；第三种观点认为，“全球化就是西方化或美国化”，相对应的全球史观为“全球化就是美国化，其核心是‘美国中心论’”。后两种观点主要见于全球史刚刚传入不久的一些早期研究文章里，这些文章中对全球化的误解导致了对全球史的误解，否定全球化的同时也否定了全球史。李世安直接指出，“全球化并不等于资本主义化和美国化”，因此认为全球史观以“欧洲中心论”和“美国中心论”为核心的认识是错误的。

国内学者最初在认识全球化和接受全球史的过程中，存在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认为，全球史摒弃“欧洲中心论”的西方意识形态，对于历史研究大有裨益，能有力推动史学的进步；另一方面却又认为，要警惕“全球化意识形态”，“若把‘全球史观’当作一种‘全球化’的历史观念,那就难免陷入西方意识形态——全球化意识形态的陷阱中去”。实际上，全球史的兴盛，既有全球化的外部背景，也有其自身的内在学术理路。20世纪上半叶，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提出的“文明形态史观”，以“文明”为单位，跨越了民族国家的研究单位，突破了“欧洲中心论”，“这种文明间的比较研究后来在某种程度上被后来的全球史学者所继承”。麦克尼尔等全球史学家，便是立足于“文明形态史观”的理论基础，在全球视野下进行跨文化互动研究。此外，后现代史学瓦解“宏大叙事”，反对线性史观和“欧洲中心论，突破了既定的史学研究范式；而在后殖民主义的视角下，大量非西方历史的书写也使得世界史研究重新被审视。这些都成为推动全球史发展的学术背景。

斯宾格勒

（二）全球史核心：跨文化互动

国内学者一般认为，“跨文化互动”是全球史的核心理念。刘新成明确指出：“全球史学者把跨文化互动理解为全球发展的核心。”新兴的全球史提倡在全球视野下进行跨民族、跨国家、跨地区、跨文化的研究，诸如长途贸易、人群迁徙、技术转移、军事扩张、思想观念和信仰的传播、物种交流等均包含互动信息，所以“历史上存在的各种类型的‘交往网络’、‘共生圈’或互动区是全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跨文化互动也是全球史重要的研究视角，董欣洁认为，这种研究视角对世界史研究有三个方面的提升，即“扩展了世界史研究的对象”，“更新了对世界史进程的解释模式”，“努力克服‘欧洲中心论’，追求全球视野的实现”。

“互动”作为全球史的核心观念，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刘新成指出，全球史学家之所以把“互动”作为建构世界历史的基础，是因为“‘互动’是人类社会组织的存在形式”，“互动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他还总结了全球史家表达“互动模式”的十种方式。然而，也有学者指出“互动”的局限性。俞金尧认为，“互动”是有条件的，“它应该指地位独立、平等的双方或多方，共同参与互惠互利的活动，所以，它也只能适用于历史上那些和平、平等，以及互惠于双方的联系和交往，比如贸易、文化、信息、技术、物种等等的交流”，而历史上很多关系是不对等的，甚至是用暴力手段强迫而成的关系，“互动”概念并不适用这些关系。张旭鹏认为，在理解全球史的互动问题时，必须考虑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必须看到其中所包含的冲突与斗争、统治与反抗”。因此，近年来史家更愿意使用“遭遇”（encounter）一词，因为“它比‘互动’更能体现全球进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对于全球史跨文化互动研究存在的不足，国内学者也进行了较深入的讨论。刘新成谈到，全球史学者对社会内部发展即内因关注不够，“因此在分析跨文化互动对各个社会所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影响时就显得缺乏深度”。董欣洁提到，全球史的跨文化互动研究显露出自身的问题，“即如何把握历史叙述内在的平衡，怎样对发生交往的双方或多方主体的历史作用做出准确的界定与判断”。夏继果认为，目前“互动”研究存在的不足有：一是过于集中关注“具有流动性的主题”，满足于对现象的描述，特别是对流动两端的描述，缺乏对流动的大背景和流动机制的分析；二是对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各种“联系”缺乏鉴别。除了“互动”研究，他进一步提出了“比较”和“建构”的研究，建议“全球史学者应当像重视互动研究一样，同等地重视‘比较’和‘建构’的方法，这样可以有效地避免互动研究目前存在的不足，把全球史研究引向深入”。

刘新成

（三）中心论与全球史

全球史提倡要在全球视野下关注多个文明和地区之间的跨文化互动，用一种平等和客观的视角来看待诸文明和诸地区，对中心论尤其是一直以来的“欧洲中心论”秉持批判和超越的态度，于沛就此指出，“全球史观的基本理论特征之一，是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国内外学界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由来已久，但是具体的批判方式却不尽相同，以往学者多采取意识形态的角度，认为它是资本主义扩张的结果。对此，刘新成指出，全球史学者“从学理上分析了‘欧洲中心论’产生的原因及其谬误的根源”，认为世界历史领域造成“欧洲中心论”的原因有两个，即“以国家为单元的思维模式”和“‘依据结果反推原因’的分析方法”，这样就“从学术发生学的角度彻底颠覆了‘欧洲中心论’”。然而，也有学者指出，一些全球史的著作并未完全摆脱中心论的阴影，“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和威廉·麦克尼尔的《世界史》也被认为尚未脱离‘欧洲中心论’的窠臼”。

对于全球史的“去中心化”，国内的学者有不同的认识。杨念群评价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的《世界：一部历史》为一本“去中心化”历史之作，在该书作者眼里，“‘历史’没有重要和不重要之分”。葛兆光对此发问：“历史如果不能在意义上，区分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那么，历史就成为毫无意义的事件堆垛和人物杂烩，这可能吗？”然而，也有学者如林中泽认为，全球史研究不是不谈中心，而是既重视对中心地区的研究，也重视对边缘地区的研究，“力求在中心与边缘之间寻找出某种内在联系，甚至企图在各不同的区域中心之间建立起某种可能的联系”。其实，从客观的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中心是一直存在的，在某些历史阶段的某些区域内，确实存在大大小小的中心，这是历史本身的实际。从认识论上来看，“中心”也是与“边缘”相对而存在的，如余伟民认为，“在结构分析中，‘中心’是必要的范畴，结构与中心的一致性既表现在理论逻辑中，也表现在按这种逻辑阐释的历史运动的实际中”。

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著《世界：一部历史》

（四）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全球史

1949年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国内学界独领风骚，研究成果丰硕。何平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提倡的“世界历史”，在研究方法上体现了一种全球视野，“马克思从欧洲历史演化中抽象出五种生产方式更迭的模式，尽管他没有明确地说明这是一个世界上所有社会演化的模式，但他使用的语言是全球史视野下的语言”。在胡成看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现了社会变迁、自然环境的变化、不同区域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等要素，而“‘全球史’视野之下的中国史研究，虽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当年提倡的“世界历史”有所不同，却在研究视野和胸襟上没有太多不同之处”。然而，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处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阶段，彼时更多的是资本全球扩张的情形，这和今天所讲的全球化进程有一定的区别，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研究也与今天的全球史研究不尽相同。国内学者在探讨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全球史的关系时，更多的是从纯学理角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分析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讨论的多是整体、机制和系统等理论，从理论到理论进行理论互证，而没有结合更多的历史实际来谈。

国内学者在对全球史的解读过程中，有时把全球史理解为一种理论上的“全球史观”，而对其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认识方法的层面有所忽略。从某种意义上看，把全球史当作一种史观没有问题，问题是不能把全球史仅仅看成一种狭隘的史观，而应看到全球史中所蕴含的“一种历史思维、一种历史认识的‘方法’，而非理论基础”。或许把全球史看成一种世界历史的编纂方式，更有利于借鉴全球史的积极方面来弥补国内世界史研究的短板，正如刘新成所指出的：“国内有些学者用全球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做比较,把编纂通史的某种方法和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相提并论，似乎不很妥当。‘世界横向联系’历来是我国世界通史研究的薄弱环节，而全球史正好弥补我们的不足，因此在我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总之，如果把全球史看作一种理论和研究方法，在引入国内学界的时候，也要注意扬弃，不能简单重复西方的概念工具，要有属于我们自己的思考。于沛从民族记忆的角度提出对全球史的态度，提倡“我们要有属于自己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通过全球史的研究，不断充实和发展自己的历史记忆，使我们历史记忆的宝库中有更加丰富的资源，从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做出更加积极有益的贡献”。

何平著《西方历史编纂学史》

三、国内学界的全球史实践

国内学界的全球史实践刚刚起步，相关文章和著作还比较少。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在《全球史是什么》一书中将全球史分为三类：“作为万物历史的全球史；作为联系史的全球史；以整合（integration）概念为基础的历史。”关于第一类的全球史，国内学界尚无像杰里·本特利的《新全球史》、乔吉奥·列略的《棉的全球史》、大卫·克里斯蒂安的《大历史》这样比较有分量的论著。

第二类全球史，强调一种跨区域的交换与联系。在历史文献学研究领域，陈晓华在《十八世纪中西互动：学术交流与传承》一书中，将同一时期的纪昀和法国的狄德罗、“四库全书”和“百科全书”的编纂进行比较，并在研究方法上加强与国内其他学科、与国外各种研究及其理论方法之间的联系，强调以全球史视野研究中国历史文献学。在跨国史研究领域，王立新的《美国传教士对中国文化态度的演变（1830—1930）》探讨了“从1830年开始的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对华宣教运动中，美国传教士是如何看待中国文化和处理跨宗教、跨文化关系的”。在其著作《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与程序追求（1913—1945）》中，分析了美国在20世纪初期，如何改造欧洲主导的国际秩序并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利益建立国际新秩序、崛起为世界强国的过程。在思想史研究领域，近年来出现了思想史的“国际转向”和“全球思想史”，不再把思想史的对象局限在一定的区域和时间内，而是在更广的范围内探讨思想史。葛兆光提出了思想史研究的“世界或亚洲史视野”，即“把日本、朝鲜和中国, 甚至更广阔的思想空间纳入思想史研究的视野”。葛兆光提倡“从周边看中国”，在《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他从思想史的角度探讨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传统，涉及“世界”、“东亚”与“中国”、“区域史”与“国别史”等问题；在《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中，他通过对李朝朝鲜《燕行录》中的朝鲜文人对于中国的观察与想象，体现思想研究的异域视角。

塞巴斯蒂安·康拉德著《全球史是什么》

第三类全球史，意指一种整合结构中的全球史，即理解社会、现象、事件，需要放在诸多群体和更广区域中。这一类全球史是近年来全球史最热门的路径，也是全球史更为深刻的部分。

经济史研究领域是国内学者进行全球史实践较早也较为成熟的领域。作为“加州学派”的代表学者之一，李伯重是国内学界实践全球史特别是“大分流史观”的领军人物。早在2000年，李伯重的《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一书出版，他把“英国模式”与“江南模式”相比较，认为在工业化发端之前，江南的经济发展与欧洲最发达的地区不相上下。该书继承了他在《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中的观点，继而对江南的农业和早期工业化发展进行了立体的考察，突破了“欧洲中心论”。在2010年出版的《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一书中，李伯重继续采用比较经济史方法，通过对1823年—1829年华娄地区的GDP与1810年代荷兰的GDP进行比较，得出当时江南的经济状况已经脱离传统农业而迈向了工商业的早期经济阶段的结论。在2017年出版的《火枪与账簿》一书中，李伯重则将全球史研究从经济史拓展到军事史和物质文化史，书中总结了15世纪—17世纪中期即早期经济全球化的两个主要特征是“火枪”和“账簿”，在对商业利益疯狂追求的国际贸易和为了实现这种追求而使用的新型暴力的相互交织下，早期经济全球化的画卷徐徐展开。李伯重还指出，全球史在1500年以后才更具研究意义，1500年是西方近代化的开端，在西方近代化的进程中，西方的兴起固然作用显著，被参与地区的反馈也同样功不可没。

李伯重著《火枪与账簿》

樊树志也是较早关注早期经济全球化的国内学者之一，他在2003年出版的《晚明史》中便提出，晚明正处在地理大发现后的经济全球化时代，从全球化视野来看晚明时期的中国，会带来更多的启示。该书不仅关注全球经济与晚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且探讨了晚明社会的出口经济对东部沿海市镇经济发展的影响。同时，该书还将耶稣会士带来的文化全球化作为全球视野下晚明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樊树志近几年又推出了从全球史视野研究晚明史的新作“重写晚明史”系列，进一步推动了全球史视野下的晚明研究。

全球化视角下的贸易研究是国内经济全球史实践的着力点之一。仲伟民于2010年出版了《茶叶与鸦片：19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一书，他把茶叶和鸦片作为当时中国联结全球的关键，并创新性地将茶叶和鸦片贸易结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探讨茶叶和鸦片这两类成瘾性消费品对19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社会的影响，是近年来国内经济全球史研究的力作。同时，国内学者认识到，这种经济全球化也与本土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如郑成林、魏文享、李勇军的《中国近代商会通史》便把商会史与全球史密切结合，认为无论是近代中国商会的产生、商会的组织结构还是中外商会组织之间的交流互动，本土化行为都应被放在全球化整合结构中看待。

另外，在医疗史领域，胡成在其著作《医疗、卫生与世界之中国（1820—1937）》中提出，要“在近代中国发现世界历史”，无论是疾病的传播、中西医疗卫生知识的碰撞还是医疗卫生与殖民主义、民族主义的关系，医疗卫生事物的展开过程已然具有全球史的意涵。医疗传教士、西医东渐、烈性传染病、南京废娼、公共卫生都成为胡成笔下全球医疗史的论说对象。在环境史领域，美国环境史创始人唐纳德·沃斯特的学生侯深在《摩登饮品：啤酒、青岛与全球生态》一文中，考察了青岛啤酒厂最早50年间的环境史，指出啤酒业的不断发展使得青岛在全球化下“眼光向外，着落于大洋及其彼岸的其他大洲、全球市场和资源上，让整个地球都成为其某种程度上的生态腹地”。

胡成著《医疗、卫生与世界之中国（1820—1937）》

值得一提的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了“澳门系列丛书·全球史与澳门”丛书，该丛书是2008年由澳门基金会资助、澳门科技大学立项的“澳门在全球化和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历史地位、独特作用与现实意义研究”的成果。钱乘旦在“全球史与澳门”丛书总序里谈到，该项目的目标是：“在全球史视野下重新审视澳门史，并以澳门为基点观察全球史”。16世纪以来，澳门作为大航海时代以来海洋上的重要贸易枢纽，在全球化进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几百年间，澳门外引欧洲，内联中国，遂成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枢纽，也是东西方文化相互接触、传播和影响的驿站，直接或间接地对东西方近代历史，乃至于全球史，产生重大影响”。研究全球史进程，澳门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近来新兴的澳门学，其主要任务就是“以全球视野及学科理论，挖掘澳门文化的内涵，探索不同文明在澳门‘互动相生’的形态、特质和效应”。

总体来看，国内全球史研究呈“论多著少”的情况，尽管国内学界对西方的全球史理论进行了充分的探讨，但是在具体的史学实践上略有不足。虽然出现了一些有质量的全球史实践的著作，但相对于理论探讨的文章，全球史实践的文章数量还很不够，质量也有待进一步提高。西方史学理论引入国内学界，如何落地生根并茁壮发展？这是国内学界实践西方史学理论的普遍难题。

郝雨凡等编《 澳门学引论：首届澳门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四、全球史：赞同还是批评

关于全球史在国内的传播和影响，本文有以下几点总结和思考：

第一，全球史的赞赏者们看到了全球史诸多方面的闪光点：一是研究方法上的创新，提出了“长时段观察历史”“动态观察历史”和“相对超脱意识形态化”的史学研究方法，这些方法使历史学家能以一种独特的视角审视人类历史发展整体中的一些普遍性问题。二是在研究价值取向上，全球史基于中立的价值判断，在价值追求上，全球史的一个重要价值取向是“关注人类的共同命运”，全球史的研究不仅关心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还注意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三是在研究内容上的突破和进展，主要包括“否定了‘国家本位’，以‘社会空间’而不是‘国家’作为审视历史的基本单元”，“关注大范围、长时段的整体运动，开拓新的研究领域”，“重估人类活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从学理上破除‘欧洲中心论’”。

第二，国内学者们对全球史展开了一些批评，除了从唯物史观角度对全球史进行批评外，还认为全球史学存在着一些理论缺陷，如“在全球化过程中如何协调民族国家的世界化与文化风格的本土化、世界的趋同化与多元化等矛盾；在史学研究领域越来越细化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关系；以及作为新的世界历史如何既能展示世界的整体性和多元性，又能揭示这种整体性和多元性的互动过程”。

帕特里克· 曼宁著《世界史导航：全球视角的建构》

第三，国内的“世界史”学科长期以来可谓是“外国史”的代称，并在“世界史”内部划分为英国史、法国史、美国史等次级学科。在全球化时代，国家的、世界的历史，在地的、全球的历史，有必要跨越国家和地区，寻找联结全球的跨文化互动方式，包括经济和贸易的展开、生态环境、物质文化交流、情感、全球知识、疾病医疗等。全球化时代世界史的书写，方法论上需要突破以往世界史的桎梏，研究范围上需要不断拓宽边界，探索和发现全球网络的形塑过程。

第四，中国是全球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中国作为东亚文明区的中心，在东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作为全球网络中的一个部分，自早期近代以来就是全球贸易中的重要经济体。国内学者在进行全球史研究的实践时，应自觉将中国的特殊经验融入到全球的关联互动中去，发现中国得以联结全球的关键纽带，并由此出发进行全球史的研究实践。

威廉·麦克尼尔著《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

二十多年来，随着全球史在国内的传播，给国内学者带来很多启示，推动了国内的史学研究。全球史跨越民族国家的藩篱，强调跨文化互动，探寻全球在时空上的关联，这些都令国内学者耳目一新。近十几年来，国内运用全球史方法进行研究的论著开始涌现，冀盼未来全球史将在国内学界呈现更加繁荣的景象。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作者：杨华、陈祖根，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