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明朝重臣于谦之死
历史上的今天：明朝名臣、民族英雄于谦诞生
永乐十九年（1421年），于谦登进士第。宣德元年（1426年），以御史职随明宣宗平定汉王朱高煦之乱，因严词斥责朱高煦而受宣宗赏识，升为巡按江西，颂声满道。宣德五年（1430年），以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等地。明英宗时因入京觐见时不向权臣王振送礼，遭诬陷下狱，因两省百姓、官吏乃至藩王力请而复任。土木之变后，英宗兵败被俘，他力排南迁之议，坚请固守，升任兵部尚书。明代宗即位，整饬兵备，部署要害，亲自督战，率师二十二万，列阵北京九门外，抵御瓦剌大军。瓦剌太师也先挟英宗逼和，他以“社稷为重，君为轻”，不许。也先无隙可乘，被迫释放英宗。和议后，于谦仍积极备战，挑选京军精锐分十团营操练，又遣兵出关屯守，边境得以安宁。当时朝务繁杂，于谦独运征调，合乎机宜。其号令明审，令行政达。他忧国忘身，口不言功，平素俭约，居所仅能遮蔽风雨。但因个性刚直，招致众人忌恨。
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复辟，大将石亨等诬陷于谦谋立襄王之子，致使其含冤遇害。明宪宗时，于谦被复官赐祭，弘治二年（1489年），追谥“肃愍”。明神宗时，改谥“忠肃”。有《于忠肃集》传世。《明史》称赞其“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他与岳飞、张煌言并称“西湖三杰”。
那么，为什么在后世看来是大忠臣的于谦，在经历夺门之变后，明英宗归位后，不但没有得到奖赏，反而被降罪处死呢？我们细细说来。
1457年，明朝的忠臣于谦在夺门之变后被清洗。虽然后世对其的评价很高，但那仅是从儒家士人的角度来看对于谦忠良的一种肯定，后人的惋惜也无济于事。
但是，如果你从明朝的内部政治结构和权利纷争来看整个事件，有一点很清楚：于谦必死！
北京保卫战被认为是由 于谦一己之力的力挽狂澜 的。
但往往是人生的巅峰，也意味着低谷或者谷底的到来以及不可翻身。
在于谦历史上的高光时刻，他主持了土木堡失败后的大局。一方面，北京的战斗给了人们一个可以扭转局面的英雄的形象；另一方面，英宗皇帝的囚犯并不是禁忌，而景泰皇帝则作为新君被支持并继续抵抗，这给世人留下了大丈夫深思熟虑、运筹帷幄的印象。
但就明英宗来说，于谦的行为对他个人而言并不是件好事。此外，于谦已被明朝的另外两股力量盯上。当这皇权与这两股力量结合在一起时，将决定于谦的死亡。
瓦剌军队的南下引起了明朝的动荡
在明白于谦的真正死因之前，我们有必要对明代政治生态系统进行分析。
在明朝初期的一系列政治动荡之后，由于朱棣的一些政策，朱元璋时期的宗藩势力变得软弱无力。朱元璋最初希望宗室王族能够在明朝控制全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不会给其他利益集团一个地方。但现在，由于从朱棣的打压和削藩政策，宗藩势力影响力大不如前。
毫无疑问，这给明朝的政治生态系统留下了很多空白。很多人自然会填补它，皇帝自己必须赋予它新的力量，否则国家机器将无法正常工作。结果，在藩王势力消退后，武将集团，文人集团和太监的三股势力间发生了对峙。
囿于宋朝以来对武将的防范，武将和军队是当时最低的政治力量。
从朱元璋时代开始，文人集团的势力就不可小觑。在朱棣时代，通过对内阁三杨的扶持，文人集团的影响力和地位不断膨胀。
此外，太监也受到限制。尽管他们在朱棣的统治下开始复苏，但他们仍未从朱元璋的迫害中真正恢复过来。千夫所指的太监王振似乎有很多权力，但远远没有像魏忠贤这样的运气和时间。前人基于种种客观条件的分析，王振更像是为明英宗背锅的存在。
至于武将集团，本身就一种高危职业，也一直被压制。历朝历代都有对有功将领的杀戒，朱元璋和朱棣同样不例外。更多的时候，武将集团是一种观望态势，很少出现单独主动的行动
此外，虽然明英宗为后代留下了一个弱小的形象，但他并不是一个没有野心和进取的人。他连续使用了数十万军队并继续镇压四川西南的土司。此外没有他的坚持，土木堡之战也绝对不可能发生。
土木堡之变后，武将集团和太监集团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明军的全军覆没，一方面证明其战斗力并不可靠，另一方面，明朝损失大量中层将官，造成武将集团人才输送很长时间的断层。而太监集团更是成为战争失败的背锅侠，深受千夫所指，一时间很难再恢复其地位和影响力，也很难再对皇帝的决策产生重要的影响。
而文人集团则是影响力和地位的飞跃发展，首先是土木堡战前的反战主张，相当于押宝胜利；其次，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文人集团的代表，皇权的忠良典范于谦，领导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中流砥柱。一时间，到皇帝的存废问题，文人集团似乎都有较重的话语权，这是之前所不敢想象，前所未有的。
土木堡之战后，明军几乎全军覆没，精锐荡然无存，明英宗本人也被俘。但明英宗并没有在蒙古死去，瓦剌不是白痴，他们深知将明英宗放回来的好处远比把它留在自己手中要好得多，毕竟在此之前作为要挟，瓦剌已经拿到不少好处。
明英宗经过多次周转，回到京城，发现形势和情况对自己非常不利：在过去，老实谨慎的文人集团变得过于膨胀，几乎形成威胁帝国皇权的政治力量。更让明英宗感到恐惧和厌恶的原因是这些文人集团除了占据道德制高点的评判，没有任何实际上的对策。客观的说，文人集团并非真心忠诚于皇帝本人，更像是见风使舵，极端精致的利己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代表。这一点，在文人集团力主另立其弟上体现的淋漓尽致。而在明英宗以及其他两股势力看来，于谦是这些伟大罪行的罪魁祸首。
明英宗根本无法接受他的兄弟分享帝国的权力。
因此，明英宗自然与太监和武将集团搭手。在这三方的合作下，可以说文人集团是不成气候。夺门之变的两个阴谋者是宦官代表曹吉祥和老将石亨。他们都需要为自己和自己的利益集团而战，恰好明英宗的参与是最好的旗帜和武器，而于谦是必须被斩首的文人集团的中心。
因此，随后的变化将是理所当然的。文官集团在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被皇权和军事力量组合杀害。尽管于谦在后世留下了一个好名字，但他基本上受益于嘉靖时期的政治和宣传活动。当时，夺门之变成功后，基本宣布明朝第一次文人集团抢班夺权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