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说《渡口编年·贺家》写的是一部平民史诗，不如说是“平民死诗”，是一首挽歌，是死水的哀歌。它跟电影没太大关系，或许可以认为它就是一个视频，一个“在一起”的影像。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下岗潮袭来，中国大约有四五千万产业工人失去工作，涉及的家庭人口数以亿计。进入千禧年后，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失落的乡村开始显现出膨胀的欲望，一切开始变得活力而又陌生。那些曾经是转折时代的失落者，下岗的工人，他们又是否能在新的千年开始新的故事？1998年，导演郭熙志开始跟踪拍摄老家渡口的三个工人家庭，拍摄了二十年，取名《渡口编年》。渡口，安徽铜陵大通古镇长江边上的一个码头城市。百年来，老家人的交往一直依靠着渡船。其中，导演郭熙志老家的清字巷渡口是其中唯一保存至今的古渡。经历了木船时代、铁船时代、机械时代，1998年股份制改制，渡口轮船公司要求职工下岗，要改革成私人性质的承包单位。而后，渡口停渡了。『因为实行股份制改制，下岗职工砸碎了渡船玻璃，掀翻了趸船跳板，这成了停渡的导火索。在停渡的这一刻，我感觉故乡变得特别地陌生。』《渡口编年》预计共有四部，它包括《贺家》《周家》《陶家》，以及《我的渡口》。在前三部拍摄的三个家庭里，一个是导演的同学周朝阳，他和他妻子俩人都下岗了；一个是即将离开渡口的老队长陶礼贵，他是渡口原来的权力的象征；一个是当时即将上任的承包人贺国平。导演试图在这种社会结构之下记录下他们的变化。『长期受禁的社会突然一下子释放出来了，这就是90年代末给我的感受。如果说《小武》体会到的是悲伤，《渡口编年》体会到的则是一种陌生感，同时隐约感觉到社会洋溢着某种热情，且不论这种热情是邪恶的还是纯洁的。』
2019年3月，《渡口编年》系列的第一部影片《渡口编年·贺家》在深圳艺穗影展放映。纪录片的主人公贺国平下岗后，妻子开出租在外挣钱，他成为天天炒菜做饭的“家庭主夫”，二十年后，儿子贺奂也由嬉耍顽皮的孩子长大成人。导演曾说，《贺家》是一个个生命消失的过程，看似日常的呈现，其实关乎的是生命的真相，而这个真相太过平凡了以至于我们熟视无睹。而在迅猛发展的城市里，在崛起中的国家中，这样渺小的个体约等于空白。
贺国平开轮渡
今年年初，第二部《渡口编年·周家》也已完成。周家夫妻都是下岗工人，喝不起“削稀饭”，只好搞条私人小船，但却发生了悲剧，只留下孤儿周鑫一人。在《周家》，作者通过他自身的“在场”，我们能看到在人和土地的空间感之中更加开阔的空间，看到生命“像草一样生长”。凹凸镜线上共阅第七期将与大家一起观看《渡口编年·贺家》和《渡口编年·周家》，其中新片《周家》是今年刚成型后第一次在公共平台上邀请大家观看，机会难得。在这漫长的二十年里，通过个体命运，看到更多的东西。这一期我们有幸请到了《渡口编年》的导演郭熙志作为嘉宾，进行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