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作家的卖血式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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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不要求成为一个多么有影响力的人，我只需要跟人始终保持关系。我对人，生命，有一种渴求。”

在目光之外

有段时间，袁凌的桌上一直放着一张遗照：死者躺在冰柜里，耳朵和紧闭的眼睑旁边有凝结的血块，浑身显出紫疳色。有时洗漱之后，他还提醒自己看一眼照片再入睡。

后来，室友觉得太吓人了，将照片撕掉扔进了垃圾堆。袁凌为此差点跟他打了一架。

死者的父亲曾是袁凌的线人，给做记者的他反映过很多腐败案件。儿子在一处煤矿中意外死亡，他怀疑是谋杀，希望袁凌能帮忙报道一下。但“报社说，死个人，又不是北京的，社会新闻做不了，深度新闻不够做，算了”，他就没法做。在愧疚中，袁凌将死者的照片摆在了桌上。

矿难死者、留守儿童、被忽视的盲女、望京病房里的货郎……这些没有流量，远离话语系统的边缘人，是袁凌笔下最常出现的主人公。作家野夫评论说，袁凌始终直面底层社会的冷与无奈，尽其体温以图敷热那些悲寒之生命。

对袁凌自己来说，这出于一种老派的，甚至有些过时的道德感：我只是希望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人，与其他普通人产生联络，有一种彼此平等的关切和交流，我不愿意去做那种功利性特别强的采访。我想普通人和普通人相互看见、相互交流，这样我们大家互相理解，我们的社会可能会少一些障碍和隔膜，多一些宽容和理解。

1999年进入新闻行业，袁凌对功利性的新闻报道常常产生怀疑，一个事情发生了，去跑一下现场，回来发一篇稿子，这件事就算结束了。但是否真的深入理解了当事人，是否呈现了整个事件的复杂性？

这种不安推动他转向更深入的调查报道，直到写出《北京SARS后患者骨坏死不完全调查》《吕日周再调查》《汶川：重建的隐忧》等一系列轰动一时的作品。

但不够，还要更深入一些，还要看到更多的普通人命运。2005年，他选择辞掉媒体工作。

当时的他已经是新浪网新闻中心的副总监，处在职业生涯最光明的时刻，有高薪，以及去美国的机会。这个从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八仙镇走出来青年即将完成阶层跃迁，但他却决定返乡。原因是这个僻远的家乡在城镇化过程中正快速消失，“再不写就来不及了”。

大多人都主动向流量系统靠近，争取更多资源，而袁凌选择“自我流放”。这在他身上发生并不太让人吃惊。还在1999年，刚从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时，面对《重庆晚报》的招聘，袁凌就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你们那是不是有很多农村？”对方答：“我们这里是大城市，大农村。”袁凌立马去了那里，一呆四年。

从北京到西安，坐火车穿过世界上最长的秦岭终南山隧道，到汉江边的安康，再顺着支流岚河上行两百多里，进入大巴山深处的河流源头，袁凌终于回到了老家八仙镇。

图 | 陕南农村丰收，青壮年都已出门打工

他呆了一年多，“开始住在一个算命先生废弃的粮管所里，后来住在一个路边小店”，能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他写了20多篇，呈现城镇化运动中断裂状态下的乡土农民，但直到十多年后才有机会发表。这些人都离主流叙事太远了。

疲惫的行走者

2015年，袁凌开始系统调查留守儿童的生存境遇。辗转北京、上海、陕西、河南、贵州等十来个省。沙漠中，雪山下，大海边，一家家走访。

那几年，原本消瘦的他体重下降，血压升到180多，生过两次病。一次在贵州，跟一个孩子和他爸去几百公里外的精神病院探望他妈妈，雪天里在摩托车上吹了五六个小时。另一次在甘肃，也是上吐下泻。2018下半年，身体症状集体爆发了一段时间，没多久胃也出问题。

他本来就不像一个身强体壮的人。过于后退的发际线，瘦小甚至干巴的身板，像是家乡小镇贫瘠土地上长出来的一根庄稼。或是那个骑着老马，持着长枪与风车搏斗的人。

这次调查持续四年多，孩子们的生存环境大多恶劣。采访时，袁凌跟着一起住在楼上的草堆里。早上，一大家子人合吃一个火烧的鸡蛋，一人一口往下传。但落到笔下时，袁凌尽量克制自己的表达，只细致地呈现这些微末命运的真实质地。

2017年，新京报将年度青年作家奖颁给袁凌，致敬词这样写到：

我们致敬青年作家袁凌，致敬这位苦行僧一般的写作者，他对贫穷、疾病、冤屈、苦难、死亡的持久凝视与追问。他并不轻易显露情感，更不想贩卖苦难和感动，他总是收敛而克制。

袁凌自己说，我们可能被诸多宏大的理念还有娱乐至死的氛围所包围了，这些东西剥夺了你的注意力，使得一些有价值的群体或者事件多少被忽视了。为卑微的生命做见证，使沉默的发声，这是袁凌给自己立下的使命，他自称“被选中的罪人”。

他写一个被嫌弃一生的本家叔叔，犯事坐了几年牢，出来后精神时好时坏，后来跟乡亲一起坐火车去新疆摘棉花。几个月后，家里婶婶接到甘肃的一个火车站打来的电话，说人死了，让去领取尸体，婶婶没去。

一个人的一生就这么寥寥几笔，不足200字。袁凌没有流露任何情感，只在后面又补了这样一句：多年以后，我听一个同行回来的老婆子说，当时他中途非要下车买东西，旁边人劝不住，下去就没上来。从下车到被发现死亡，中间隔了半个月，他应该一直留在车站，没有人注意。

他当初执意下车时候是不是精神出了问题？下车后怎么死的？没有交代，因为很可能“没有人注意”。

还写到一个因为收养众多弃婴出名的女人——袁厉害。后来房子着火，大多孩子死了，袁凌去看她。没有渲染孩子的惨死，没有声嘶力竭的问责，只写袁厉害躺在床上，太阳穴上贴着膏药，间歇性地念叨“我的娇儿啊”。袁凌补了这么一句：这个当地方言中的词句，跟现实的间距似乎太远，这里没有什么是娇弱的，贵重的。

这是独属于袁凌的写作方式，以巨大的自我消耗为代价。如同一个沉默的雕塑家在寂静的角落一点一滴地敲打，去掉话题的、流量的、情绪的，只剩下个体生命在凌冽现实中的具体处境。就像深秋时节，水位下降，露出坚硬扎实的河床与岩石。

去掉情绪尤其艰难，需要作者本身先咀嚼消化掉这些愤怒的、悲伤的、无奈的波涛涌动，最后只写上那么“云淡风轻”的一笔。有媒体将袁凌的书写称之为“卖血式写作”，熬尽心血，方使文字澄澈。

作家梁鸿评价说，袁凌的语言和叙事，因对大地生活的凝神关注而绵密细致，如清泉缓流，点滴注入，持久涤荡。人物因此充满情感并富于层次，乡村也因此重又恢复它的丰盈、灵性和坚韧的生命力。

刘瑜甚至说袁凌的文笔有一种毛茸茸，轻颤颤的诗意。

非虚构写作，这是袁凌的表达方式，没有新闻的时效性要求，他可以去持久地关注那些没有话题性的普通人群体，寻找微末生命“一世为人”的证据。

图 | 家乡石板屋内，烤地炉子的老人

在非虚构这个概念于国内流行起来之前，袁凌的写作总是被拒绝于出版市场之外，没有话题性、戏剧性，只是一些普通人甚至边缘人命运的白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袁凌是国内非虚构写作的先行者。随着非虚构写作在国内兴起，欧美特稿式的表达，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追逐与喜爱。

袁凌借鉴了非虚构写作的规则与框架，但内在审美趣味上却是东方的、中国的，深入中国人的肌肤与骨髓。为中国的非虚构写作开拓了一种全新的可能。有人将袁凌称之为“非虚构写作中的是枝裕和”，西方的框架，东方的细节和触感。

借助非虚构的东风，袁凌的写作迎来爆发，他先后出版了《我的九十九次死亡》《青苔不会消失》《寂静的孩子》等非虚构作品，2015年，获得腾讯书院文学奖“年度非虚构作家”荣誉，2017年，获得新京报年度青年作家奖，2019年，获得单向街书店文学奖。

在别处

疫情期间，袁凌和妻子待在西安。结束了十几年的漂泊后，他终于稍稍安顿下来。写作的心境，被疫情信息扰动，他“开始感到虚弱，身体上没有发病，心理上却像被感染了，十分受挫”。

正如他自己曾说，“我对别人的心灵或者说他生活的一种状态，可能有比较强的共情能力”。直到后来受媒体托付，写了两篇关于疫区老百姓生活的稿子，心里才终于安静下来。对他来说，可能真的唯有写作，才是最后的安身立命之所。

2021年新年伊始，袁凌自传性质的故事集《在别处》终于面世。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疫情的延误，与出版审阅的反复，让这本书迟到了。在这本书中，原先为公共议题写作的袁凌退向幕后，《在别处》所呈现的，是一个非虚构作家的私人世界，是作家的自我观察之书。

袁凌在世俗成就上可能是个没有太大野心的人，但绝对不包括写作。他曾有宏愿：希望把整个时代和社会的生存做一个总体的呈现。《在别处》是朝着这个方向的努力，以他自己的“小历史”，去勾勒庞杂命运的脉络，人类生活的肌理。

图 | 袁凌自传散文集

稍微翻几页，就会被他惊人的坦诚打动，异乡漂泊的孤苦，个体与坚硬现实碰撞的狼狈，那些隐秘的，甚至私密的点滴，都被细致收录。

“我感到自己需要一个充气娃娃。这是从一个朋友分享的文章引发的，文章的作者是他的中学老师，老师北漂了三年，用一个充气娃娃陪伴自己，临走时才恋恋不舍地将“她”扔进了垃圾堆。”

刚进入北京，住在北郊燕丹村，袁凌从淘宝上买了一个充气娃娃，试用后有些后悔，因为“她只是一坨塑料，不管如何设计得像人的样子。”

即使写自己，袁凌也保持着一如既往的客观，甚至更加严苛。“不敢面对真实的自己，也就没法面对真实的世界”。在一个坚硬的现实中，人并不一定要足够体面才能活下去，沾点泥巴，活得狼狈，其实都没什么。还在很小时候，袁凌就触摸到了这个真相。

幼时与母亲养兔子。怕刚出生的仔兔被老鼠咬了，“母亲用棉花包裹，盛在西药纸盒子里，晚上放在炉火边不远处，听到一点动静就赶快呵斥。”但第二天醒来，仔兔的一只腿还是被咬残了。受冻加上病痛，终究死了。“那个冬天我家致富的希望，就此断绝。妈妈哭泣了不知多少回，我们咒了老鼠不知多少言语，却毫无办法。”

长大后成家、立业，依旧走不出生活的引力。与妻子第一次住宾馆，标准间八十，简直“太贵了”。“我们选了一个不带卫生间的三人间，包下来三张床，价格低二十块。赵玲说，只要床被干净就行。房间里整整齐齐地摆着三张床，蒙着同种颜色的床罩，显得我们似乎非常富有。”后来妻子的同学过来，戳破了这份脆弱的自我安慰，问“你们怎么要了三人间”。多年之后，与妻子离婚，再结婚，再离婚，终究缘聚缘散。

生活的不堪，甚至狼狈，都在他命运中徐徐展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别处》通向了袁凌的精神深处，读懂了这本书，也就能理解袁凌对主流叙事的抗拒，对青苔一般微末生命的持久地凝视和守望。

继续往下翻，那些他在八仙、北京、重庆、上海、西安等中国大地辗转时看见的人，住在瓦屋的三舅娘，安康车站乞讨的无臂女人，河南的煤矿工人，内蒙的留守儿童……都一一出现。他们曾零星散落在袁凌的其他作品中，如今逐一聚拢，回到他的生命之中。这种书写方式本身就传达出一个明确的信息，我们的人生因为看见其他人而丰盈。

图 | 袁凌出生的石板屋屋顶，斑驳青深

“我也不要求成为一个多么有影响力的人，我只需要跟人始终保持关系。我对人，生命，有一种渴求。”

在别人都关注一线城市的房价、某互联网大厂的市值达到多少万亿，或者某某明星与人撞衫的时候，唯有袁凌还在絮絮叨叨地关心小姑在公婆葬礼上的哭泣，三舅与二舅的争吵，曹家三妹院子里的一株桂花树，甚至是一汪干涸的水潭。水要枯了，里面的鱼怎么办呢？

他写一个车站的妇人：一个农妇带着两只老母鸡，鸡站在一方铺地的编织袋上，面对汹涌人流显得不安。老妇不时轻抚它的头，也掩饰自己内心的某种不安。似乎在对自己手底下长大的母鸡说争气，场子要撑过去。

在与本书中的人物一一相遇时，脑子里总会跳出一个问题，我们有多久没有注意到身边的其他人了？我们都忙于在快速流动的世界里找到一个支点，一个稳定的工作，一份亮眼的KPI，一个中产的身份，以此接住自己，安顿焦虑。我们注意不到身边的人，学者项飚称之为“附近的消失”。

算法也在不断强化这一点。系统预测我们的喜好，针对性地推荐信息，这个过程不断重复，最后结出一个单一维度的信息茧房，圈出我们的视野。但袁凌的写作，很大程度上能帮助我们跳出系统设定的这个圈，看到更大的世界，更真实的人与活法。

“我不把普通人作为一个麻木的、化石式的群体来关注。我觉得他们虽然很普通，甚至是底层的人，边缘人，但每个人其实都在努力地生活，而且承担住了他生存的艰难和他人性的重量。”

对于他们，人生的意义都落在绵密的烟火日常上。其中包括尘肺病、残疾、贫穷、死别等碾压，也有一日三餐，年节时的久别重逢，瓦屋上的青苔，菜园子里的葱姜蒜。点点滴滴，如切如磋。在天长日久的摩挲中，那些尖锐的疼痛会被按下去，抚平，只留下一些褶皱。然后把艰难的日子继续过下去。这种细密扎实的生活观滋养了袁凌，拯救他免于虚无主义。

《南方人物周刊》在采访袁凌的时候，曾提及那张桌子上的照片，问“像这种对受访者的亏欠后来是否还有出现”，袁凌回答说：“一直都有。”

他想了想又说，自己认这个命。“人的生命有限，能做的也有限。”“在一个如此复杂的世界，我无法判断自己所写这些东西的价值，但我眼前能看到的，手边能够抓到的，我就把握住，我就做这么一点事情。在能够做的手边的事物当中，找到一点不成安慰的安慰，不成依靠的依靠。人可能就是这样的。”

在破碎的现实中，一砖一瓦，一桥一木地搭建意义，这是袁凌给自己找到的出路。

艰难的一年已经过去，在2021年的第一个月，真故出版了袁凌的《在别处》，这是我们“经典非虚构”系列的第一本书。在出版的过程中，我们经常想起袁凌写过的一个白血病少年张浩。他抱着吉他弹唱《当你老了》时，少年的奶奶说，“好听，有点伤心，又像得到了宽心”。阅读《在别处》也是这种感觉，看到袁凌在本书中彻底摊开的内心世界，有点感伤，却又得到宽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