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义德《知识分子论》读记
本书英文原名《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这书名本身就不好译。有两个核心概念的联结，其一Intellectual，其二Representation。首先，将intellectual译为“知识分子”当然没有错。但要知道，作为西方社会文化语境中一个特指的群体，intellectual既不同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士”，也不同于现代受过高等教育和专门学科训练的技术知识阶层（knowledge worker）。其次，若译为“论知识分子”或“知识分子论”对应的英文则是On the Intellectual，那样书名中Representation的意思就无法准确传达。而Intellectual和Representation这两个概念本身以及两个概念的联结方式恰构成萨义德本书的主旨。
The Intellectual（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各有各的理解，各时代有各时代的涵义。广义上读过书有个学位或职称什么的都算作知识分子了，但其实用“知识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来称谓可能更准确，以在概念上区别于这里所讲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
有知识不等于有思想，两者相关联但毕竟不同。不少“知识工作者”有知识却没有思想，也缺乏公共意识，眼界狭小往往只局限于自己的“专业”领地。即便大学和研究机构里的学者，也有不少只会咀嚼别人思想的冷饭，陶醉于空洞的理论和虚幻的名词术语，满足于圈子里的自我吹捧和相互吹捧，把持着学术资源，胸无大志却又自鸣得意。
在萨义德看来，知识分子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者传统的说法或作法。”（p.25）知识分子的职责应是保持独立的思考和行动，“时时维持着警觉，永远不让似是而非的事物或约定俗成的观念带着走”（p.26），“从事批评和维持批判的立场是知识分子生命的重大方面。”（《世界·文本·批评家》）所以，这里所谓的知识分子，应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应具备清醒的公共意识和面向公共领域的言说-行动的担当和勇气。
然而，一个持存的问题在于：独立自主、不依赖因而不受制于他或她所附属机构的知识分子是否存在？是否可能存在？环顾周遭，这种可能性似乎正变得越来越小。随着信息爆炸和知识扩张，各学科领域正朝专门化（specialization）方向发展，相应的知识权力机构也随官僚制度而普遍蔓延——“20世纪愈来愈多的人士属于所谓知识分子或知识阶层的团体（经理、教授、新闻从业人员、电脑或政府专家、游说者、权威人士、多家报刊同时刊载的专栏作家、以提供意见受薪的顾问），不由得使人怀疑作为独立声音的个体知识分子根本不能存在。”（p.61）
“专业”一词听似非常高光鲜亮，但若仔细辨析起来至少有四重不同的意思：
其一，“专业”作为一种在现代社会被广泛接受的治学方法，对应于“科学的”真理观。在这一层理解上的“专业精神”和“专业方法”，我们必须予以最充分的尊重。浅尝辄止、不求甚解在任何严肃的思考中都应被摒弃。
其二，“专业”作为一种表现为融合在学术规范里的权力运作机制，对应于学术体制。在这一理解上，我们也应给予“专业”必要的理解的尊重，但也需要有勇气在必要时打破权威、坚持真理。
其三，“专业”作为一种近代学科划分的方法——总体趋势是越分越细、越分越狭小、越分越精深。对于这一重工具理性意义上的专业化（将人和社会作碎片化理解），我们需要有足够的自觉和清醒的批判意识。——需要了解现有“科学”方法（亦即数学定量化加经验化实验）的局限，需要有“非专业”的精神以求真的精神敢于打破现有学术体制背后的权力话语。专业只是一杆标尺，不应成为思想的垄断。
其四，“专业”作为在信仰或人生终极意义上之理解的“志业”（vocation的宗教本意），而非职业（job）。这一重意义上的“专业”即“志业”，其含义远超出于我们日常的职业活动。职业是job，是在市场交换活动中的一种角色定位，是获得经济来源、社会认同的方式。就人生终极意义而言，真实的生命恰开始于“非专业”的这一部分。就根本的人生意义问题而言，我们没有一个是业余的，相反，这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志业。我们平时所从事的职业活动如果不以这样的志业为依据为根本，那就纯粹变成谋生的手段了。
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1935-2003）
“业余主义”（amateurism）作为对抗之道
萨义德说：“今天在教育体系中爬得越高，愈受限于相当狭隘的知识领域。”（p.67）“专门化意味着愈来愈多技术上的形式主义，以及愈来愈少的历史意识”，“专门化意味着昧于艺术或知识的原初努力…..只以冷漠的理论或方法论来看待知识和艺术”，“专门化也戕害了兴奋感和发现感，而这两种感受都是知识分子性格中不可或缺的。”（p.67）
因而，他主张以“业余性（amateurism）来对抗”这种“专门化”（specialization）所带来的分裂。他说“今天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个业余者”，“这类行动的动力来自关切和喜爱，而不是利益和自私、狭隘的专门化”（p.71）——“所谓的业余性就是，不为利益或奖赏所动，只是为了喜爱和不可抹煞的兴趣，而这些喜爱和兴趣在于更远大的景象，越过界限和障碍达成联系，拒绝被某个专长所束缚，不顾一个行业的限制而喜好众多的观念和价值。”（p.67）
萨义德明确界定了他所反对的所谓“专业”态度——
“我所说的’专业’意指把自己身为知识分子的工作当成为稻粱谋，朝九晚五，一眼盯着时钟，一眼留意什么才是适当、专业的行径——不破坏团体，不逾越公认的范式或限制，促销自己，尤其是使自己有市场性，因而是没有争议的、不具政治性的、’客观的’。”（p.65）
“我一向觉得，陷入专门化就是怠惰，到头来照别人的吩咐行事，因为听命于人终究成为你的专长。”（p.67）
“专业”态度的追随者将“无可避免地流向权力和权威，流向权力的要求和特权，流向被权力直接雇用”。（p.69）“专业人根据专业的标准而宣称超然，并假装客观”（p.92）
萨义德对于这种犬儒式的“专业”态度的抨击有其社会背景——即权力和资本对于学术和公共话语领域无孔不入的渗透。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下，要保持独立思考和行动的精神变得越来越艰难。——
“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对于大学的科技研究提供的金钱超过任何单一的捐献者：对于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来说尤其如此，因为这两所大学几十年来从这两个政府部门得到最多的补助。”（p.70）
“美国一些反游击战研究的进行，是为了支持在第三世界——主要在东南亚、拉丁美洲、中东——的政策，这些研究直接应用于秘密行动、阴谋破坏，甚至公开的战争”（p.70）
“美国市民社会（American civil society）的集中化力量，如民主党和共和党；工业或特殊利益的游说集团，如军火、石油和烟草公司所成立或维持的游说团体；大型基金会，如洛克菲勒（Rockefeller）家族、福特（Ford）家族、梅隆（Mellon）家族所建立的基金会——都雇用学院专家进行研究和计划，以推展商业和政治的进程。”（p.70）
其结果则是，“今天的知识分子很可能成为关在小房间里的文学教授，有着安稳的收入，却没有兴趣与课堂外的世界打交道。”“这些人的文笔深奥而又野蛮，主要是为了学术的晋升，而不是促成社会的改变。”（p.63）
萨义德认为，这是在逃避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职责，放弃了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最该指责的就是知识分子的逃避：所谓逃避就是转离明知是正确的、困难的、有原则的立场，而决定不予采取。”（p.84）
针对这种犬儒式的“专业主义”，萨义德提出了他所谓的“业余者”的态度——
“业余者既不为奖赏也不为实现眼前的职业计划所动，而是献身投入公共空间中的观念与价值。”（p.92）
兴趣爱好如果能变成一生的“志业”，那自然是幸福的最高境界了，但态度上就先要严肃起来，严肃的标志之一就是能感受到某种召唤且不满于流行的肤浅的理解而能将思考引向深入。严肃并不代表刻板，而更多是指真诚，兼有“真实”和“诚挚”二义。真，即去伪存真的“真”，是严肃的本意，既是态度上的真诚也是过程中的不懈深入。诚，即热情诚挚的“诚”，隐含源于信念的执着与激情。求真的过程其实充满乐趣，既是思索也是生存体验，那种肉身化的思索带着全部生存体验的鲜活质感几乎已分不清是思索还是身体的颤栗，一点没有通常意义上（作刻板理解）的“严肃”。
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1935-2003）
“流亡／边缘化／孤独”作为必然之命运
萨义德说：“知识分子基本上关切的是知识和自由。但是，知识和自由之所以具有意义，并不是以抽象的方式，而是以真正的生活体验。”（p.54）萨义德从阿多诺等流亡知识分子身上和自己身上体验到了“流亡”、“边缘化”和“孤独”的意义。他说：“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流离失所意味着从寻常生涯中解放出来”，“流亡意味着将永远成为边缘人”（p.56）
他把“流亡”当作知识分子的一种“命运”，“当成一种自由，一种依自己模式来做事的发现过程，随着吸引你注意的各种兴趣、随着自己决定的特定目标所指引”，并体会出在流亡中的“独一无二的乐趣”，（p.56）在流亡中获得“观看事物的奇异角度”，“其中的乐趣之一就是惊奇、任何事情都不视为理所当然”（p.53）
萨义德拒斥一些“体系化”的东西或任何这样的一种企图。他批评德里达和福柯，认为“他们在维持自己作品的一致性”，“他们成为自己语言的囚犯”（p.123）。他批评福柯“沉浸于权力的运作，而不够关切抗拒的过程”，“似乎一直把自己和权利结盟”（p.127）。萨义德说：“我感兴趣的是没有系统的人。”（p.112）他例举了葛兰西、范农和阿多诺。
萨义德给予阿多诺（Adorno）以高度的评价。萨义德说：“他是彻头彻尾的欧洲人，完全由高等文化中最高等的成分塑造而成，包含了哲学、音乐、社会学、文学、历史、文化分析方面惊人的专业能力。”（p.49-50）他是“具有斯宾格勒式的忧郁和最典型黑格尔式的形而上辨证法的哲学家”，“阿多诺所表现出的悖论、反讽、无情的批判显示他是典型的知识分子”（p.50）
阿多诺曾说过：“对于一个不再有故乡的人来说，写作成为居住之地。”（转引自p.53）这或许是对精神流亡最好的注脚。
以Speech-acts （言说-行动）的社会介入
语言不只是表达的工具，语言关乎“自我意识”，也远大过“意识自我”。语言既是“自我意识”的源泉，也是“个体”与“他者”关系的生发之地。语言是人类的公共领地，是意识自我与更高存在的隐秘联系。语言是存在的家。
在今天，语言的腐坏（the decay of language）已经和思想的腐坏一样深重，两者互为因果。因循敷衍、随波逐流和麻木不仁的态度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于陈词滥调的日常语言之中，也变为日常的无知的麻木。在这种时候，本真的言说自然地担负起一种特殊的社会责任。乔治·斯坦纳曾说过：“语言是人独特的技艺；只有依靠语言，人的身份和历史地位才尤其显明。正是语言，将人从决定性的符号、从不可言说之物、从主宰大部分生命的沉默中解救出来。”（斯坦纳《语言与沉默》，p.5）
然而斯坦纳也深感忧虑：当知识日益分裂成碎片，人们越来越被局限于各自专业领地，而语言越来越被功利化、量化的“技术-资本语言”所辖制时，使“共同话语”成为可能的统一的（integrated）、综合的（holistic）理解将不复存在。
因此，对于语言的捍卫即意味着对于公共思想和公共领地的捍卫，对于真正的“人性化”生存之可能的捍卫。梅洛·庞蒂说，“言语不表达某种既成的思想，而是实现它”，“言语是一种真正的行动（geste ）”。知识分子以言说对于社会公共领域的介入即意味着行动。萨义德认为：“纯属个人的知识分子（a private intellectual）是不存在的，因为一旦形诸文字并且发表，就已经进入了公共世界。”（p.17）言说-行动即意味着与随波逐流和麻木不仁的庸常的决裂，显示着独立思想的意识和勇敢担当的精神勇气。
Representation一词直译为“代表”。在萨义德的理解中the Intellectual（知识分子）应代表什么呢？他说：“知识分子代表着解放和启蒙，但从不是要去服侍抽象的观念或冷酷、遥远的神祗。知识分子的代表……总是关系着穷人、下层社会、没有声音的人、没有代表的人、无权无势的人。”（p.95）
他批评托克维尔“以人道方式抗议美国胡作非为的标准在面对法国的行为时却突告失效”（p.79）。他批评穆勒“对于英国的民主自由发表了许多值得颂扬的观念，但他明白表示这些观念并不使用于印度”。（p.79） 他指出：“'历史的终结’是胡说八道，因为历史继续使我们惊讶”（p.110）他指出隐藏于诸多关于“群体或民族认同的共识”背后的虚幻实质，并尖锐地指出“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显示群体不是自然或天赋的实体，而是被建构出、制造出、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是被捏造出的客体，这个客体的背后是一段奋斗与征服的历史，而时有去代表的必要。”（p.33）
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1935-2003）
现代社会一大共性问题是“官僚政治”，这是马克斯·韦伯所苦苦思考的现代性问题典型症候之一。作为“理性化”过程的产物和现代社会制度的结果，民众埋首于自己狭小的个人的领地，疏离于政治，听命于技术官僚，并期待对于自己有利的“好的”结果自动到来。这是现代政治共有的弊端，早就为韦伯所指出。很多时候，民主制度的失败往往不是因为理念或理论“错”了，恰恰相反，理念很美好，理论高度自洽，但在现实中却“谬之千里”，原因就在于对“真实人性”的理解和理论前设出了大问题。如今，大众消费文化和商业主义的盛行似乎消解了一切意义上的严肃思考，娱乐精神正四处弥散，营造出流光溢彩的光晕来。权力和资本对于学术和公共话语空间无孔不入的渗透也在不断加强。公共思想、公共语言和公共领地正面临极大的被消解、被庸俗化的威胁。在这样的时代氛围里阅读萨义德自有一种特殊的意义。我认为，萨义德所说的以“业余主义（amateurism）”来对抗今天的分裂化的、碎片化的、据山头以自肥的“专业主义”趋势还带有对于公共意识、公共精神和公共批评的呼唤，呼唤知识分裂时代的“整全人格”，呼唤原子化个人时代的“社会介入”和新“他者”关系之建立，呼唤“技术-资本语言”辖制一切的理性化时代的个体的道德意志。
回到对书名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的理解，真正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一词似乎应具有这样一种涵义：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或她应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接受简单的处方和现成的陈腔滥调，不迎合讨好权势或一味地因循传统；
他应时时维持警觉，保持独立思考，维持批判的立场，永不随波逐流，绝不让似是而非的观念牵着走。
他应把精神的“流亡”当作一种天选的“命运”，当成一种自由，一种独立思考和行事的发现过程，永远探索，永远在途，永远保持对世界的好奇，不把任何事物视为理所当然。他
应代表解放和启蒙，但不是从抽象的观念冷酷地去观看，而是始终保持着关切、保留着同情之心。
他是一个业余者，他行动的动力不是来自对于名利的渴望或者对于权势的屈从，而是来自关切和喜爱。
他应无惧于精神的流亡、边缘化和内心的孤独，安守寂寞并始终忠诚于内心，孜孜于思的严肃和追问的虔敬，并以“言说－行动”介入社会向善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