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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下方文字内容，作者：律烨琳，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通讯邮箱：lyuyelin@163.com
JunxueJia, XuanLiang, GuangrongMa, Political hierarchy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a spatial discontinuity in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ume 194, February 2021, 104352.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effect of political hierarchy o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using evidence from Chongqing’s promotion to the level of a province in China. In 1997, the prefecture-level Chongqing city was elevated to a province-level municipality, splitting off from Sichuan province, and it consequently gained a substantial increase in decision-making power for administrative, personnel, and fiscal affairs. The border areas between Chongqing and Sichuan had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prior to treatment, allowing us to adopt a spatial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approach. Examining growth in town-level light intensity from 1992–2013, we find that economic activities of Chongqing towns are parallel with Sichuan towns before treatment, but activities increase sharply immediately following Chongqing’s pro-motion, implying an increase of 1.8 percentage-points in the annual GDP growth rate. Furthermore, we find that government officials of Chongqing have higher accountability and enact more pro-growth policies than officials of Sichuan. The results provide new evidence that empowering local governments through increased political hierarchy promotes regional development.
政治等级与区域经济发展：来自中国的空间断点证据
本研究以重庆市为例，探讨了政治等级制度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1997年，重庆市由地级市提升为省级直辖市，从四川省分离出来，行政、人事、财政等方面的决策权大幅增加。重庆和四川的边界地区在此前具有相似的特征，因此可以采用空间断点回归法。通过对1992-2013年镇级光强变化的分析，我们发现政策处理前重庆镇级经济活动与四川镇级经济活动基本持平；但在重庆提升为直辖市后，经济活动迅速增加，年GDP增长率提高了1.8%。此外，我们还发现重庆的政府官员比四川的官员有更高的问责性，且制定了更多促进增长的政策。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增加政治等级赋予地方政府权力能够促进区域发展。已有研究表明，政治制度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但对于如何影响存在争论：
本研究利用1997年重庆晋升为中国省级直辖市这一事件，研究城市在政治体制中的地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我们主要利用空间断点回归的方法进行因果识别，通过Henderson等(2012)的方法用夜间光强评估城市经济增长情况，并进行了安慰剂检验。需要注意的是，重庆政治地位的提高可能对四川产生溢出效应：首先，企业和工人可能因此将经济活动场所从四川迁移至重庆，所以我们将最靠近边境的城镇排除在外，因为它们最有可能受到经济活动迁移的影响；其次，重庆的独立可以缓解四川省政府的管理压力从而可能对四川的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因此我们对四川及其邻近省份同样应用空间断点回归，证明了四川的光强增长与其邻近省份不存在显著差异。我们还采用了合成控制法，再次验证了重庆晋升为直辖市对自身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作用，但对四川的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影响。通过政府问责指标，我们进一步提供了政策层面的证据。指标表明，重庆市政府的问责性高于四川省政府，公共产品的供给更多，营商环境也更好，吸引了更多企业进入。
自元朝以来，重庆一直是四川省的辖区。1997年重庆与临近的福林、万县和黔江合并为直辖市。合并后的重庆有43个县，933个镇和3000万人口；四川剩余20个地级市，188个县，4155个镇和8500万人口。
②新成立的重庆政府能更好协调三峡库区居民安置工作。
效益是否大于成本，以及因果关系的识别，需要进行实证分析。
（1）
其中
，有些城市因为过于暗淡无法被卫星捕捉亮度被记为0，所以在取对数时加上了0.01；
是一个二值变量，当城镇位于重庆时取1，当位于四川时取0；
是控制地理位置的RD多项式，我们遵循Dell（2010）的方法使用控制城镇中心经度和纬度的二维多项式。在县级层面上对标准误进行聚类。
我们使用非参数局部线性方法对(1)式进行估计，由于缺乏公认的最优带宽，我们将样本限定在边界30公里以内的城镇，共有746个，在地图上如图1所示。
为确保四川一侧的城市是重庆一侧城市的恰当反事实，首先要进行平衡性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Panel A显示，边界两侧的光强、海拔、坡度、与市区的距离和民族构成都没有显著跳跃，与图2的结果一致；Plan B比较了1996年县级层面的人均GDP、人均工业产值、人均财政收入和城镇化率等社会经济变量，结果表明这些预处理变量也是平衡的。图3揭示了川渝边界的光强在重庆晋升为直辖市之前呈现平行的增长趋势，但在之后发生了明显分化。
根据(1)式分别使用局部线性方法、局部二次方法和全局多项式方法进行估计，得到的结果如表3所示。三种方法的估计结果较为稳定且都达到显著性水平，30公里带宽和50公里带宽得到的系数是相似的，重庆的光强增长明显高于四川。局部线性方法下采用30公里带宽时估计结果为1.038，这意味着1996-2013年重庆每年光强度平均比四川同期增加6.3%。结合Henderson等（2012）估计的光强相对于收入的弹性，重庆的晋升使GDP增长率提高了1.8%。图3还说明，十几年来重庆晋升带来的积极影响不仅没有衰退，反而随着时间发展。这一现象从两方面进一步证实了结论：①样本期间，重庆和四川都更换过党委书记，说明特定的领导人虽然会影响经济增长（Jones和Olken，2005）但不会逆转这种效应；②重庆市委书记和四川省委书记都属于中共中央委员，但在2007年重庆市委书记晋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一领导人政治地位的提升赋予重庆政府更高的决策权，2007年后重庆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四川。
以上结果主要在城镇层面，我们还将卫星图像划分为0.1×0.1的单元格（实际大约9.6km×9.6km）并在这一层面进行估计，影响仍然是正向且高度显著的。不过这种分类虽然均匀，但缺乏意义。
人为将川渝边界向东、向西分别移动30公里，进行安慰剂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结果表明估计系数很小且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可以认为在伪造的边界两侧不存在明显差异。我们进一步按照Oto-Peralías和Romero-Ávila（2017）以及Mattingly（2017）的方法绘制随机安慰剂边界，并重复1000次得到估计系数的累积分布函数。“真实”系数1.038高于95%的安慰剂系数，确保了我们的结论不是偶然的。
本研究的一个担忧在于，重庆的晋升可能也会影响四川。如果四川的企业和工人因此迁移至重庆，可能会对四川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对此我们遵循Ehrlich和Seidel（2018）的方法，假设迁移效应随着与边界距离的增加而减小，剔除了在边界10公里内的城镇。新选取的样本范围如图5所示，蓝色和黄色分别代表对照组和处理组。重新估计的结果见表5第二列。与第一列的基线结果相比，系数略有提高，但沃尔德检验表明二者在统计上没有显著区别。剔除边界5公里以内的城镇或使用50公里带宽时也都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可以认为不存在显著的迁移效应。进一步地，本文还使用中国人口普查数据比较了两地2000年和2005年的居住点，发现重庆和四川之间的人口迁移水平较低，迁移效应不太可能推动本文结论的产生。
另一个担忧在于，重庆的晋升可能会缓解四川政府的管理压力，从而对四川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为检验这种效应是否存在，本文将相同的方法用于四川及其相邻省份（甘肃、贵州、青海、陕西和云南）之间的边界。
表6的平衡性检验结果表明，除川滇边界线外，四川与周边大部分省份的边界都基本平衡。图6绘制了30km带宽下光强的动态变化，结果表明1997年之后四川与周边省份增长模式没有显著差异。因此可以认为重庆的晋升没有影响四川的经济增长，这可能是因为四川的人口和面积与重庆相比过大。我们还遵循Abadie等（2010）的思路，使用合成控制法作为替代方法。结果仍然表明，1997年前后四川的增长模式与综合对照组差别不大，但重庆表现出积极影响。
现在的重庆市辖区包括原重庆市以及新合并的万县、黔江和福林（如图7），因此边界可以分为北部新边界和南部原边界两段。靠近北界的重庆城镇在政治等级和决策权方面的增长要大于靠近南界的城镇，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也应该更明显。表7报告了将样本分为南北两部分的结果：南部的估计系数比北部的估计系数小，表明光强的增加与政治地位的提升有关。尽管缺乏城镇层面经济指标的时间序列数据，我们可以使用来自年鉴的截面数据进行验证。光强已经通过平衡性检验，说明两地拥有相似的初始发展水平。2013的《中国县域统计年鉴》提供了人均工业产值、城镇化率和非农业就业率等截面数据，证实了晋升后重庆总体上经济发展水平更高。本节提出了重庆晋升促进经济增长的潜在机制并提供了证据。具体而言，我们考察了地方官员的问责性是否增强，以及政府是否采取了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腐败的官员倾向于增加行政支出来获取收入，如扩大政府雇员，增加官僚消费；而旨在促进当地经济增长的官员会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投入更多资金。本文使用1994-2005年的县级政府数据，将因变量替换为t年与1996年之间行政支出所占份额之差（
），采用全局多项式法对(1)式进行估计，结果如图8。处理组和对照组在1997年以前财政支出构成有平行的趋势，但在之后出现明显分化。随着政治等级的晋升，重庆行政支出的比例有所下降，建筑和基础设施投资增加。
由于缺乏1997年之前的审计数据，本文使用四川和重庆所有县的混合截面样本，将因变量替换为滥用公共资金的数量除以财政支出来估计(1)式，结果（见表8）发现重庆滥用的公共资金少于四川省。表8 2003-2009审计机构检测的公款滥用情况
政府要负责提供公路、学校和卫生设施等公共产品，这些社会福利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本文考虑了地方公路长度、国家公路（由中央政府修建）长度、学校数量和医院数量四项指标，表9报告了带宽为30公里时的结果。重庆一侧的城镇有更多的地方道路、学校和医院；国道规模很小，在统计上不显著。
商业环境的改善对吸引私企至关重要，而行政许可是政府对企业进行干预和适当管理的重要手段。因此作者使用2005年世界银行企业调查和2008年经济普查中企业层面数据，通过企业所需的许可证和注册数量衡量商业环境，用与(1)式相同的规范探究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进入的影响，结果报告在表10中。整体来看，重庆企业比四川企业遇到的许可证限制更少，商业环境更加宽松；对民营企业的促进作用比国有企业更显著，表明宽松的营商环境促进了私人投资。
注：SOE(state-owned enterprises)指国有企业。三峡工程于1994年开始建设，由于三峡水库淹没了大量地区，130万人被迫迁出库区。为排除本文的结果是由于三峡项目导致的，作者给出了三个理由：
重庆作为一个大城市，其核心区域的发展可能对周边地区产生溢出效应。在本文选取的带宽范围下，重庆一侧的样本更接近重庆中心，可能造成其增长速度快于四川一侧。首先，作者通过表13论证了重庆中心地区的增长并不快于周边地区。为进一步检验，作者进行了一个证伪测试，使用成都和四川省其它地区之间的边界作为假边界。如果经济增长的加快主要是因为大城市中心的溢出效应，那么四川省会成都的光强增长将明显高于其它地区。表12第三、四列所示结果拒绝了这一假设，跨成都边界的城镇光强增长无显著差异。中央政府会主动进行资金转移，帮助新成立的直辖市发展经济，这种机制会破坏本文的结论。图9比较了四川和重庆从中央政府获得的资金转移：1997-2003年重庆获得的资金转移多于四川，但2004年后四川超过重庆。但前文的结论表明，无论在1997-2003年还是2004年之后，重庆的增长速度都快于四川。因此，中央政府的资金转移不太可能推动两地经济增长的差异。
本研究借助重庆市1997年晋升为省级直辖市这一事件，使用空间断点回归法探讨了政治等级提升带来的权力变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通过研究四川和重庆边界两侧光强增长的变化，可以发现重庆晋升后其城镇经济活动显著增加。具体而言，重庆一侧城镇相对于四川一侧光强增加了6.1%，GDP年增长率提高了1.8%。本文对城市等级变化如何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分析，为已有分权理论提供了有益补充。在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下，重庆晋升为直辖市的过程中涉及经济、行政和财政等全方位决策权的提升。这提供了潜在的机制解释：重庆升级后政府职权增加，责任得到改善，并且在权力的约束下腐败减少。在公共物品供给和商业环境方面，重庆的表现也优于同期的四川省。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只提供了重庆一个案例进行研究。在其它情况下政府层级的提升是否仍然有利，仍需在未来的研究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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