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组长考察罗马尼亚
历史的进程来到1970年，江同志已经坐了几年的“冷板凳”了。
那时他在一机部下属的武汉一家研究所担任所长，运动来临后自然成为被攻击的对象。说来好笑，被攻击的罪名之一是因为江同志注重自己的仪表。之前他曾经被大家开玩笑说“大脑袋小梳子”，他总是大方地回答“爱美是人的天性”。红卫兵来了却指责他“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他则怒斥道：“无稽之谈！我住的是宿舍。我的毯子都被虫子咬破了。你可以去查我的所有财产！”
1970年，江同志终于被调回北京部里，在等待分配正式新工作期间，江同志被挑选担任援助罗马尼亚考察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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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任何有“问题”的人都是不可能出国的，能够出国就意味着被组织信任。而此行的目的，是因为中国要援助罗马尼亚建设一些工业项目，需要就此提前进行考察。
罗马尼亚是东南欧的社会主义国家，面积跟广西差不多大，当时也是以苏联为首的“华约”组织的成员。苏联在二战后给予罗马尼亚大量援助，不过到1970年，两国因为一些事情闹翻了，罗马尼亚便转向中国寻求“友谊”。
那么援罗考察的任务为什么会落到江同志头上呢？
在60年代，江同志就曾带队参加过国际电工委员会在法国的会议，当时印度总理尼赫鲁病逝，会议提议对尼赫鲁默哀，但中国和印度之间处于边境战争的局面。江同志让大家起立，但没有低头。这个做法回国后被主管外事工作的领导表扬，认为应对得体。也就是说，江同志有外事经验。
而这次，一机部受命给罗马尼亚援建的项目中，有几个汽车模具厂，江同志曾经在一汽工作多年。也就是说，他懂技术。
再有，江同志受到重用之前虽然坐了几年的冷板凳，但他没有荒废外语。也就是说，他有语言技能。
所以说机会总会垂青有准备的人，而江同志就是那个准备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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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夏季的一天，江同志和考察组的成员飞抵了罗马尼亚的首都布加勒斯特。考察组乘车穿过市中心时，江同志看见穿越市区的登博维察河和秀丽的风景、十几层的白色楼房，当场感叹道：“我们国家要是这么发达，那该多好啊！”
1970年代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首都街景
当时论发展水平来说，罗马尼亚在“华约”阵营中仅在苏联、捷克、波兰之后。虽然是个农业国，但一直有油井和炼油工业。有出口石油换取工业制品的能力，人民生活水平还算不错。
江同志敏锐地觉察到罗马尼亚是跟中国以往的一些援助国，比如非洲一些国家是不一样的。
果然，罗马尼亚对援助提出了很多特殊要求，比如需要提供跟欧洲同样标准的机械；项目不必成套，某些程序可以由罗方自己完成。
当年，我国援外大多采取“套餐”模式，也就是在项目建设中，中方负责总体设计，而且提供全部设备和建筑材料。这种模式效率高，又有现成的模版，是最简单和有效率的方式。但是，罗马尼亚有多年大规模建设的经验，技术水平和设计能力比较高，对中方提供的工艺设备并非全盘接受，想吃“点菜”。
吃饭的人对做饭的人挑剔起来，这就有些尴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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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的方式恐出现变数，而考察组的队伍内部也存在一些问题。
考察组对援罗首个项目汽车模具厂进行方案讨论时，产生了矛盾：彼此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谁也不服谁，甚至吵架、拍桌子。而罗方工作人员就住在隔壁。得知消息的江组长利用周末赶到考察组居住的小山庄。他跟考察组的成员聊天，散步。晚上吃饭的时候，他和专家们吃烤鱼，有说有笑。后来考察组再也没有出现过吵架。他就这样化解了彼此之间的矛盾，成为公认的“做思想政治工作高手”。
在罗马尼亚考察的一名童姓工程师遭遇车祸，撞掉4颗门牙，被送往医院住院。童不喜西餐，他就每天坚持给童送鸡汤。童不懂罗语，无法与医护人员沟通。江同志为此特别编制了一份常用中罗文词汇表，比如“牛奶”、“茶”、“喝水”、“去卫生间”，解决了童的日常生活需求。
由于完全不熟悉的罗马尼亚语，江同志曾经请布加勒斯特大学的学生过来充当翻译，但他们碰到专业的词汇就卡壳。没办法，江同志就利用在罗考察的时间系统自学了罗语，他利用一切空闲时间背词汇，晚上学习到很晚。“无论吃饭、散步、坐车”，他都随身携带罗语词典。据说他在和罗马尼亚方谈判期间达到了可以不用翻译的程度（偶尔说英语或者俄语）。
总之，江同志不仅自己，也在帮助团队其他人了解熟悉罗马尼亚的环境，从而更好的完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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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了团队，熟悉了环境，最终要解决的问题还是绕不开对罗援助的方式标准问题？是知难而退，放弃这些项目，还是知难而进，冒些风险，勇于创新？
在这两种观点激烈交锋时，江同志对考察组成员说：“既要援罗，就不能让罗马尼亚退步，应该尽量采用先进水平（的技术设备）。”这样一来，援罗项目就存在重新设计的问题。
为了得到领导的批准，江同志回国建言。当年10月的一天，他向一机部副部长周同志做了请示汇报，大胆地提出要求调整援外模式。周同志一听就着急了。江同志淡定地说：“部长，请您先听我把话说完，再发火也不迟啊！”紧接着，他如实反映了援罗考察中遇到的情况和实际困难。周同志听后，要他写一份详细的书面材料上报研究。
从部长办公室里出来，陪同汇报的田同志说：“江同志，我很佩服你，敢坚持原则，不怕丢乌纱帽！”江同志回答道：“乌纱帽算什么！在领导面前，就是要敢于讲真话！”
1972年2月，他写下长达18000字的援罗工作考察汇报，对援罗工作的体会和经历进行总结，并提出问题和建议。其后援罗项目的谈判和实施，他都适时跟进。所有援罗项目从1976年开始逐步投产，大部分项目基本在1984年顺利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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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底，因为援罗考察项目的出色完成，江同志被调到一机部外事局工作。1973年3月，他成为副局长；两年后又升任局长。
日后，成长为最高领导人的他，能够在国际舞台上谈笑风生不怯场、身经百战不弯腰，可以说跟早年间历经诸多外事磨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