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伯陶：何当凌云霄 直上数千尺 —— 王兄英志与我
无论“中年怀抱”，还是“与秋俱老”，十几年前读这些词句还茫茫不以为然，以为不过是无病呻吟而已。然而近些年来再见到类似的文字就有些触目惊心了。古人四五十岁的伤离悲情，我到“从心所欲”左右的年纪才能体味到其间的悲凉，或许是人的平均寿命早已长于古人，或许是自己生性迟钝，就如同阿瞒自叹差了才子杨修三十里的路程。
学术界的一些友好，近些年来相继谢世，或年稍长于我，或年轻于我数岁，唐人“玉楼赴召”的美丽传说，总难以冲淡今天生者的悲哀。研究谢榛卓有建树的李庆立先生2015年遽归道山，探讨清代诗歌成果众多的王小舒先生2017年杪乘鹤，对游民文化有深入研究的著名学者王学泰先生2018年1月中仙逝，研究小说与明代文学家传记成绩斐然的李时人先生2018年3月末辞世，当时在上海开会并专去时人家吊唁且布置灵堂的沈伯俊先生，回成都后不足一个月也遽然往生。伯俊先生是研究《三国演义》硕果累累的学者，其校理本《三国演义》早已享誉海内外。戏曲文献专家李复波先生2020年2月下旬西去。王英志先生去世的噩耗，我是在手机的一个微信群里看到的，似信非信中总希望那是谣传。
英志兄仅年长于我四岁，同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生，然而若论学术辈分，应当算是我的前辈——劫出“红羊”，中断了整整一代人的学术血脉。英志兄1963年进入北大，68年毕业后曾任教于中学，1978年9月以后回到北大进修一年，翌年考入江苏师院（今苏州大学）师从著名学者钱仲联先生攻读硕士，毕业后即供职苏州大学出版社直至退休。
我1964年初中毕业，因家庭缘故不能继续深造，1978年10月考入北大时已经是有十四年工龄的老工人了。我不属于“老三届”之列，却因时代的阴差阳错，偶然中踏进了北大的门槛，至于编辑之余从事明清文学研究更是偶然中的偶然了——毕业后分配至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正缺明清一段的编辑，如此而已！
无论讲学历，还是论功力，英志兄算是我的老师一辈人，然而交往中，英志兄平易近人，毫无前辈学长的架子。我与英志兄在北大本有一年左右的交集，却互不相识，直到1983年年杪召开全国首次清诗讨论会，方得以在苏州相识。更为有趣的是，朱则杰先生是北大中文系文学77级学长，早于我半年入学，我们时常在一起听选修课，却互不相识。论年纪，则杰兄小我数岁，但在校期间就已经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如同他们班擅长小说写作的陈建功学长，属于当时系内有名气的同学，却也只是耳闻而而并不识面。苏州清诗会议之前，我通过会议筹备组与在读钱仲联先生硕士生的则杰兄通信联系，并互寄照片才得相识。如此学坛轶事发生在当时的校园内也许并不稀罕，同系不同班的校友各自忙于学习，宿舍、教室、图书馆三点一线，社会活动无多的同学，交往的机会自然也不多，这或许算是20世纪70、80年代之交的北大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吧！77级与78级同学对于学习都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苏州清诗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季刊与苏州大学中文系明清诗文研究室联合主办，老一辈的学者如钱仲联、程千帆、劳洪、陈毓罴、邓绍基、卢兴基、陈邦炎等皆与会，能够在会上聆听诸位先生的宏论，自然是一种福分。然而更令人欢欣的是，我们这一群三四十岁与会者的私下相聚，在天南海北的无所不谈中，孕育着在学术天地蓄势待发的激情。朱兄则杰坦言一年要刊发十万字的文章——后来证明这绝非空言，后来他能“与修清史”正是其实力的体现；来自人民大学的叶兄君远与其导师合作的《吴梅村年谱》也已杀青，即将问世。两位学长已然在学术路上迅跑，令我瞠乎其后。
会下聊天，王兄钟陵与王兄英志更令我难忘。钟陵兄讲起话来滔滔不绝，黑格尔与“思辨”长挂嘴边，并隐约透露出他正在撰写的《中古诗歌史》的逻辑架构。他曾给我开过一张书单，令我受益匪浅，此是后话。英志兄言语无多，闲谈中得知他已经在诸多学术刊物中发表了文章二十篇左右，这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学界并不多见。我职司图书编辑，掌握学界动态责无旁贷，早就知道英志兄对于袁枚的研究尤为深入，除探源其“性灵说”的论文外，对于袁枚的真情论、诗才论、个性论皆有专论发表，此后他整理袁枚的全集也是在此优势的基础上完成的，这一优势一直保持到当下仍然难有学者打破。苏州大学的严迪昌教授撰写《清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1月出版），其《后记》撰写于1988年初，内有云：“去年夏初来到吴门定居，此间著述风气甚浓，闲散嬉逸者少，我很受鼓动。”这基本勾画出20世纪80年代中苏州大学中文系人人奋勇、个个争先的学术氛围，英志兄正是这一氛围的制造者之一。
苏州会议于我而言，不仅是初下江南所获得的新鲜感，我与会的论文《清代初期至中期诗论刍议》幸得《文学遗产》编辑部的陈毓罴、劳洪等先生的青睐，拟用于翌年《文学遗产》第二期，这对我无疑是巨大的鼓舞，也增强了我追赶上述诸多学长的信心。正是这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令我与英志兄建立了长久的学术联系，获得了向这位学长学习的机会。我们先是通过书信或电话联系，手机普遍使用以后，我们也时常通过短信联络，却未及互通微信。翻开短信记录，2010年以后有不少我们互赠著述的记录，这种方式一直持续到2015年5月14日我收到他所惠《袁枚诗选》并短信致谢，他赐示“好”。2017年中，人民文学出版社邀我为《语文阅读推荐丛书》做《中国传统家训选》，拟选袁枚《与香亭》之家书，但此函《小仓山房诗文集》未收。当年10月25日星期三早8时，我曾向他发短信求教：“英志兄：久疏问候，想一切佳胜。弟日前见袁枚与弟香亭书谈袁通入学事。周本淳之四册本未收，我兄《全集》本收在何卷？因手头无，尚祈便中赐示。伯陶上。”但久久未获嗣音。友人或告我英志兄已寓居上海，可能临时换用了手机。短信中断，当时不以为意，孰料却是永远的失联了！
清诗会议上，程千帆先生曾说：“前人诗话不乏有价值的判断，我们写论文能够在他们议论的夹缝中做文章，也能获取不错的成果。”这一番中肯之论，大意如此，三十多年过去，至今记忆犹新。英志兄的学术研究，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与前辈的认识暗合。他从清人的诗话入手，一部接一部地加以精读，并勤于笔耕，及时写出文章投稿学术刊物发表，这是他“出道”较早且多产的原因之一。记得前辈学者曾有“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联语，英志兄问学不到十年，就于1986年在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清人诗论研究》。
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中，有人以辨章考据见长，有人以义理发挥争胜，两者都属于研究的范畴。考据的目的在于辨别真伪、理清脉络，以向学界提供切实可靠的材料；探讨义理则是为总结某一文学现象的得失，揭示其本质，以探求文学的发展规律。一般而论，考据属于微观性质的研究，义理则既有微观研究的性质，也有宏观的论述。义理的微观研究有些方法与考据的方法颇为近似，以阐幽发微、爬梳剔抉为特点。这样的研究是宏观研究的基础，没有孜孜以求、锲而不舍的悉心探求，宏观研究就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英志兄三十余万言的《清人诗论研究》正是一部对清人诗学理论进行义理探讨的学术著作，侧重于微观性的研究，可以说，在考据与义理的结合部上，作者找到了他的研究方法。
全书从清初诗坛巨擘钱谦益到清末的朱庭珍，专题研究了二十多位清代诗人的诗学主张。据作者《后记》中说：“在清代诗论家中王夫之、叶燮无疑是佼佼者，近两年来颇为论者所重视，有关论文比比皆是，阐发得相当详尽，我即无新见也就不再步人后尘了。”作者一本人弃我取的精神，充分注意到那些“有价值而尚无人问津者”的诗论加以探析，即如书中所论之贺贻孙、徐增、张谨宜、吴雷发、朱庭珍等人，当时的研究者就极少涉足。
清代诗家的诗学观五音繁会，头绪众多，有时相互缠绕，如同“戈尔迪”之结难解难分。清中叶性灵说的倡导者袁枚，始终是英志兄重点研究的对象。如果试以“性灵”为利刃，这一令人目眩神迷的绳结就有可能迎刃而解。我在《博览群书》1989年第12期曾撰写书评《阐幽发微，著手成春——读王英志<清人诗论研究>》，内有云：“在王英志的笔下，'言志’与'缘情’是统一的，他说：'诗应该写性灵，抒写胸襟，或曰诗言志，它才有思想价值与审美价值。’他抓住了'诗言志’这一古代早已有之的命题，认为'志’是'实指人的思想感情’，淋漓发挥，并以此作为评价清人诗论的管钥与准的，无疑切中了其间肯綮，收到提纲挈领之功。”今天看来，此论也并非溢美之言。
20世纪90年代以后，英志兄的清诗研究一发不可收拾，《中国古典诗歌艺术新探》《古典美学传统与诗论》《袁枚与随园诗话》《性灵派研究》《袁枚评传》《清代唐宋诗之争流变史》等专著相继问世。结合对于清代诗论的研究，在清代文献典籍整理方面，英志兄也硕果累累。《袁枚全集》是英志兄毕生执着以求的精品，由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出版，2015年与2018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又两次出版其《袁枚全集新编》本，至今海内外研究袁枚者无出其右。其他如《清人绝句五十家掇英》《明人绝句三十家赏评》《元明清诗词选》《袁枚暨性灵派诗传》《新译袁枚诗文选》《新译清诗三百首》《袁枚诗选》《随园诗话》《陈子龙全集》等等，几乎更仆难数，堪称著述等身！其中“新译”系列属于台北三民书局的精品图书，我曾有《新译明诗三百首》之作，就是英志兄向三民书局极力推荐后的产物。《袁枚暨性灵派诗传》是北京大学著名教授费振刚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名家流派》系列丛书之一，我有幸与英志兄等学者“同框”，居然也有《张惠言暨常州派词传》问世。
21世纪初，钱仲联先生主编《明清八大家文选丛书》，英志兄则是该丛书的策划人，并撰写了《编辑缘起与体例》，内有云：“丛书聘请钱仲联教授任主编，本人作为丛书的策划人及钱仲联教授的弟子，协助钱仲联教授负责具体操作，聘请、组织校内外明清诗文专家承担撰稿任务。”明清八大家的人选经钱仲联教授反复考虑，确定明代刘基、归有光、王世贞，清代顾炎武、姚鼐、张惠言、龚自珍、曾国藩八位散文作家，其中归有光一家，英志兄令我操觚，这一信任真让我喜出望外。我在《归有光文选·后记》中说：“海内文学研究巨擘钱仲联先生，年近期颐，司东南教席数十载，桃李芬芳，竞放于海内外。为弘扬我中华传统文化，主编《明清八大家文选丛书》，先生之高弟王英志先生极力策划襄成。承蒙青睐，命余选注评点归有光之文，绠短汲深，敢不夙夜？得附骥于千里，诚幸事也。又蒙英志先生亲为是书之责编，丹黄郢斧，多所匡正，殊出望外，固非一谢所可表情矣。”在学术的道路上，英志兄属于我人生所遇的“贵人”之一！
我与英志兄同属编辑系列的专业人员，力求当好一名学者型的编辑，当是我们共同的努力方向。所不同者，英志兄兼任苏州大学的教学工作，荣膺博导十多年，自有传人将其学术发扬光大。至于“名山事业”之想，英志兄的学术实践皆足以传世，他有时以“凌云”二字为笔名，或许取义于“壮志凌云”的成语，切合其名“英志”，并兼顾李白《南轩松》“何当凌云霄，直上数千尺”的诗句。他真的做到了。
我向以英志兄为楷模，却常感力有未逮，蹑影不及。人过七十，主观上感觉时间愈来愈快了；客观上，天似乎又黑得很慢，才逐渐感悟古人将“考终命”列为人生“五福”之一的深刻。
君子之交淡如水，今生已矣，若有来世，但愿再结善缘，在学术的道路上能各自构筑起自己的精神家园。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生的道路还会有重复的机会吗？
我不知道。
2021年3月18日于北京
赞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