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 1968年的五月风暴不曾发生
文|德勒兹
译|蓝江
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以及1917年的十月革命这样的历史现象中，总会有事件的一部分，不能还原成任何社会决定论，或者因果链条。历史学家很不喜欢这个方面：它们要在历史事实背后恢复因果关联。不过，事件本身也是分裂的形式，或者碎裂的因果关系，它是一个分叉，相对于规律的脱轨，一个开辟新的可能领域的不稳定的条件。伊利亚·普里戈金（Ilya Prigogine）谈过这样一种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即便在物理学中，最细微的差异都会持存下来，而不是达到平衡，让那些完全彼此独立的现象彼此和谐一致。在这个意义上，一个事件可以被转变，被压制，被合并，被背叛，但仍然会有某种东西不可能完全过时。只有背叛者才会说：它过时了。即便事件很古老，它也不可能完全过时：这是一个开启可能性的开端。它对个体内部的影响与对社会深层的影响相差无几。
再说一遍，我们谈论的历史现象本身就带有决定论或因果关系，即便它们有着完全不同的本质。1968年五月风暴更多的是纯事件的秩序，摆脱了一切规范，或者一个常规的因果关系。五月风暴的历史就是“一系列被扩大的不稳定性和动荡”。在1968年的风暴中，有很多煽动、故作姿态、口号、愚蠢，幻觉，但这都不是要考察的东西。要考察的等于是一种有远见的现象，仿佛社会突然看到其中什么是令人无法容忍的，也看到其他东西的可能性。这就是在“要么给我一个可能，要么我窒息而亡……”的形势下的集体现象。可能性并不是预先给定的，它是由事件创造的。这就是生命的问题。事件创造处新的存在，它产生了新的主体性（与身体、时间、当下环境、文化、工作的新关系）。
当社会发生变动时，按照经济或政治因果关系的线条得出的结论和结果是不充分的。社会必须要新的集体宣言行为，形成新的主体性，这样，它就欲求着变革。这就是真正的“重组”（reconversion）。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和日本的繁荣对应于两种不同的主观重组的例子，不仅与各种含混不清甚至反动的结构有关，而且也与能提供与事件的要求对应的新社会状态的动机和创造性有关。相反，法国的五月风暴之后，当权者还不停地生活在“事情都会搞定的”的观念之下。事实上，事情搞定了，却是在灾难性前提下搞定的。五月风暴不是危机的结果，也不是对危机做出的反应。它恰恰是对立面。就是这场当下的危机，法国当前危机的困境直接来自于法国社会的无法消化68年的五月风暴。法国社会已经展现出，它彻底无法在集体层次上创造一个主体性的重组，而这恰恰是五月风暴的需要，所以，它何以能激发一次经济上的重组，来满足“左派”的期望？法国社会从来不会为人民想任何事情：既不为学校的人，也不为工作的人。一切新的东西都被边缘化了，或被转变成一幅讽刺画。今天我们看到龙威（Longwy）地区的人关心他们的钢铁，奶牛农场的农夫只关心他们的奶牛：他们还会干点别的吗？新的存在，新集体主体性形成的新的共同宣言，都进一步被反对五月风暴的反动行径所碾碎，左派几乎和右派一致。即便有了“自由电台”，每一次可能性都被封闭了。
五月风暴的孩子们，你们可以到处碰到他们，即便他们不在意他们是谁，每一个国家都用自己的方式在生产他们。他们的处境并不伟大。这些都是不年轻的行动者。奇怪的是，他们都很冷漠，正因为如此，他们才特别上道。他们不再要求什么或自恋，但他们完全知道，在今天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对应于他们的主体性，对应于他们的潜能。它们甚至知道，所有当下的改革就是直接针对他们的。他们注定尽可能地关注他们自己的业务。他们的心灵仍然开放，悬于某种可能的东西上。正是科波拉（Coppola）在《斗鱼》（Rusty James）创作了他们诗化的肖像，演员米基·洛克（Michey Rourke）解释说：“角色就在他绳子的末端，在边缘上。他并不是地狱天使的类型。他有脑子，他的感觉也不错。但他就是得不到任何大学的学位。恰恰是这种处境让他变得疯狂。他知道他找不到工作，因为他比任何雇佣他的人都聪明……（《解放报》（Libération），1984年2月15日）。
这就是整个世界的真相。我们在失业、在退休、在学校上常规化的东西，是由““放弃的处境”来决定，在这种处境下，弱智才是标准模板。唯一的主体重组实际上发生在集体层面上，这就是放任的美国式资本主义，甚至是伊朗式的穆斯林原教旨主义，或者像巴西的非洲裔美洲人的宗教：它们就是被颠覆的新正统的形象（我们在这里还要加上欧洲的新教皇制）。欧洲没有什么可说的，法国似乎唯一的雄心壮志就是认定美国化的领导和过度武装的欧洲，这势必从上至下强行进行必要的经济重组。不过可能的领域在其他地方：在东西向上，在于和平主义，因为和平主义旨在打破冲突，打破过度武装，也打破美苏之间复杂的共谋关系和分配关系；在南北向上，一种新的国际主义，不再仅仅依赖于与第三世界的联盟，而是依赖于富有国家自身中的第三世界化的现象（例如，大都市的发展，内城的衰退，欧洲第三世界的出现，正如保罗·维希留（Paul Virilio）说的那样）。可能只有一种创造性的解决方案。这就是创造性的重组，对解决当下危机十分有益，并接受一个普遍化的1968年五月风暴，一个分歧或振荡都被扩大的五月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