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论语》的误读，看中国的国学教育
文/阿蹦
主播/萧然
父亲上过几年私塾，小时候教我《学而》：“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然后他这样解释，小子，学习后要经常温习功课，这是一件乐事，不是吗？有志同道合的人从远方来，不也很高兴吗？别人不了解你时，如果你不生气，说明你是一个道德上有修养的人不是吗？到了初一，语文老师的解释与父亲几无差别。
父亲和语文老师的解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给我带来困扰。
内观己心
读书是一件苦差事，每次被老师、家长逼着复习功课都味同嚼蜡，恨不得立马跑去找小伙伴们偷玩，乐从何来？那时候五分钱的冰棍都舍不得买，如果有好朋友从远方来，我拿什么招待他呢？乐又从何来？别人不理解我的时候，我是不能生气的，因为只要你生气了，就不是君子啊。
以上三点，老实说，哪一点我都做不到。于是就想，圣人的言辞，是用来骗人的么？这样的君子，不做也罢。
儿时的疑问还是逐渐在内心发酵，成为心灵的一个缺口。我一直有这样的心理暗示：我之所以不喜欢温习功课，可能因为我真不是一个好学生；朋友来看我却让我犯愁，说明我内心冷漠，缺乏热诚；别人不理解我会让我失落，这证明我不仅不是君子，恐怕连一个有修养的人也算不上。
《学而》到底在说什么？这一心灵的公案一直悬结于心。
外察世界
随着年龄增长和学识的积累，我终于有一天悟到——夫子没说错，是我们后人理解偏差太大了！
《学而》的正确解读，必须是以“体道”为前提。只有悟出了宇宙间真理的人，才有能力获得这样的大快乐。当我们知道“道”为何物，并在生活中去体察，去实践，这才是夫子告诉我们的“学而时习之”啊。——我们一定有这样的经验：当我们将智者的教诲化为行动并取得实效时，心灵获得的满足感、幸福感、愉悦度，是任何其他快乐都无法替代的。
当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从远方而来，一个眼神便让我们知道彼此心灵相通，世有同类，这种得知人间有知己的感动千金不换，哪里会是吃喝这些俗事可以干扰得了的！当我按照“道”的规律处事做人，与别人有违和感时，别人不理解我们，我们自然也没有生气的理由。你为什么要生气呢？
你的责任是将这真理传达给对方才对啊。
这才是《学而》，这才是夫子啊。
启迪多元思维
春秋末期，国与国之间战乱不止，天子成了摆设，君臣乱象，夫子忧患不已，痛心不已，他明知不可为而要为之的唯一事情：改变当时礼坏乐崩的社会，尽快恢复秩序，让每一个人都在社会上摆正他的位置，而绝不仅仅是一个个普通人在战火中的独善其身。
正如他感叹说：“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夫子的职业不是心灵按摩师，他如丧家犬般四处奔走，无非是要推广他自以为疗效显著、可整顿纲纪的救世猛药。而治世，必须先治人心。《论语》是断章式的语谈记录，如果没有一以贯之的能力，读到的就都只是零碎。要想解决这一难题，唯一的办法就是认识儒家思想的真理性，找出其思想之核。
这药方可以归结为一个字：仁。
仁者爱人，相爱者才能不相“杀”（攻击、伤害）。道理就是如此简单。“礼乐”制度，忠恕之道，以及后来者孟夫子大力提倡的“义”，不过是“仁”在临床实施时的一系列道德保障。这就是夫子的基本要义。
孔夫子开出的药方没有错，问题在于他过于天真。因为世道人心已经走向了不可逆，他想让当时的社会至少回到秩序还不算太坏的周公时期，但人之恶一旦决堤入海，就再也回不去了。孟子讲，“人之向善，如水之就下”，也是同理，不过也是要挽救世道人心。
“仁义礼乐”在哲学上的正确性，是因为四者是对应于“道”的“德”，也是“道”废之时，以另一种形式在世间的高级表现形式。这就是孔夫子的哲学逻辑，以及他与道家的师承关系。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虽有指责之意，但也明晰地指出，道与仁义确乎是孪生和递进之关系。
首先，我们要理解何为“道”，才能理解仁义。
“道”为何物？
老子《道德经》里有明确的定义，就是“有物混成”，但这东西怪就怪在它“不可说”，如果一定要说，那只能勉强定义为宇宙万物的运作规律。人的作为必须对应于“道”，如果你是宇宙间的一分子，那么“从道而行”是你唯一的正解，再狂妄的人也逃不过这一铁律，因为违逆就必然受到道的惩罚。
打一个简单的比方，古人讲“日出日作，日落日息”，就是体道的表现，因为天道最显著的特征，便是白天万物勃发，夜晚万物归于安息，人是万物一分子，自然也要遵守这一规律。如果你一定要逆道而行，你就不在“道”上，不在“道”上，身体就会邪气干内，进而产生紊乱，轻者百病丛生，重者夭寿。与道同在，也就是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共存。
人间君主们想要的是王霸之术，与孔夫子推行的观念格格不入，故导致他在治国层面的操作几乎是失效的。但儒学在当时受到的冷遇，无损于它的真理性，就我看，儒家的卓越贡献还在于：
1、树立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向度；
2、对人何以为人给出了终极答案；
3、作为文化血液的基因保证了华夏文明的历史传承；
4、在治国层面，对理顺社会关系起到了杠杆平衡的作用。
特别是后者，自汉武帝起，“兼取儒法，杂用王霸”，便是中国历代治国者们秘而不宣的治世手段。法家太过严苛，道家要求人克制全部欲望过于无趣，难于践行，而儒家的仁义礼乐相对于“道”，虽然是次选项，但可触可感，不仅可以帮助他们理顺社会秩序，也可用来冲缓社会的肃杀气氛。对于君王们来说，如此简单的拿来主义，何乐而不为？！这就是儒道两家的命运和真相。
开启自在之门
遗憾的是，儒道两家被后世一再曲解，并且这种虚伪导致的盲从教育时至今日愈演愈烈。儒道国学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遭受过的不公正“礼遇”，自诞生时起从无间断。孔子的学说在他辞世不久，就已经被墨子狂批，甚至有畜牲之喻；后来孟夫子的横空出世，对儒家文化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越到后世，儒家被扭曲、误读的程度愈深。
比如宋朝程朱理学，虽说将儒家逻辑化、哲学化、真理化，但因其对伦理化以及将天理上升为道德神学的过分追求，使儒学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变形。当程朱理学获得官方认同，其对国人心灵束缚的负面效应得以放大。
道家的境遇比儒家略好，但因“道”之“不可说”、“玄之又玄”的原因，导致的曲解也数不胜数。离老子时代不远的法家学说，兵家学说，阴阳学说，以及道教，虽都取法老子，但都违背了老子的初衷，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对老子学说的背叛。
可见我所遭遇的这件儿时公案，在公众层面上并没有划上句号。中国的国学教育任重道远，我们呼吁更多的有识之士参与到这项正本溯源、举直错枉的工作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