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稻盛和夫《京瓷哲学》（第十三篇）：在相扑台的中央发力
“在相扑台的中央发力”，指的是把相扑台的中央视作边界，一开始就寸步不让。要用这样的心态对待工作。
以交货期为例，不是按照客户要求的交货期安排生产，而把完成日期设定在交货期之前的若干天，将其作为“相扑台的边界”，使出浑身解数，竭尽全力遵守交货期。这样，即使发生意外的情况，因为离“相扑台边界”还有余地，就能够从容地采取应对措施，避免给客户带来麻烦。
我们必须设置这样的“安全阀”，切切实实推进工作。
这个条目在我所著的《活法贰：成功激情》（中文简体版已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中也有详细阐述。该书的英文版由美国的麦格劳・希尔集团出版发行。关于这个条目，有一个让我非常欣喜的小故事。
在当时的摩托罗拉公司的蜂窝电话制造部门，有一位年轻的事业部部长，他曾说：“Wrestle in the Center of the Ring（在相扑台的中央发力）是我们事业部的座右铭。”我听闻后非常吃惊，同时也非常欣喜。
我是在创业后不久悟到这个道理的。中小微型企业的企业家往往面临资金周转的困难，比如赊销款回收不及时、汇票到期日临近等。一旦发生这种情况，许多人会半夜跑到朋友家里，“拜托借我50万日元周转一下。如果明天钱款不到位，汇票无法贴现，公司就会破产。”抑或跑到银行，低头请求贷款援助。结果还是迟迟借不到钱，期限又一步步逼近，于是企业家长吁短叹，一筹莫展，疲于奔命。这种事情并不少见。如果在最后关头绞尽脑汁解决了资金问题，汇票成功贴现，这种人往往会一脸满足，感觉自己完成了一项重要工作。
汇票能够贴现，对一家公司而言，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上述企业家完成的所谓“工作”，既没有给公司带来好处，也没有给公司创造效益，可却自我感觉良好，认为自己算得上是一个“称职的企业家”。对于这类人，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汇票的贴现日期早就定了，在到期之前，公司必须备好相应的钱款，这个道理总该懂吧。可为什么要等到火烧眉毛了才开始行动呢？”
这种人往往还会找各种借口：“本来是有人能提供周转的，可那人当时正巧出了状况” ……但在我看来，不管是资金周转，还是交货期限，这种“临时抱佛脚”的态度很有问题。
我经常以相扑比赛为例，阐述这个道理。
“被对手一步步逼到相扑台边界的力士，不得不痛苦地使出全力，侧身将对手向后摔出。既然有在边界反败为胜的力量，为什么不早早地在相扑台中央发力呢？而且，在边界将对手摔出去的话，很容易产生评判争议：'谁的脚先出界？’所以，不要等到被逼至边界才使出全力，应该在相扑台中央时就出绝招。”
“在相扑台的中央发力”其实就是指“在还有充裕地界的时候使出全力”。企业经营亦是如此，当公司业绩日益恶化，发现“光靠老本行无法维持”，于是想方设法另辟蹊径，可资金已经见底，精力也已枯竭，即便想走出困境，也只能是有心无力。如果想开拓新业务，就要在“战斗力尚存”的情况下进行。如果在公司运作顺利时安于现状、按兵不动，那等到经营状况恶化时，即便想解决问题，其内部和外部条件也已经变得非常不利了。
要在最佳状态下出绝招，这便是“在相扑台的中央发力”的含义。
通过提前复习达成考试满分的目标
我小时候是“孩子王”，并不怎么爱学习。刚上小学时，我的成绩优良，让父母非常惊喜。他们说：“咱们家的孩子真了不起。”可随着我习惯了学校生活、结交了越来越多的朋友后，就变得不怎么爱学习了。在小时候，学校是用“甲乙丙丁”来描述学生成绩的。在临近小学毕业时，我的科目成绩里一个甲都没有，全是乙。按照现在一般采用的5分制来衡量的话，等于我门门功课都只考3分。即便如此，我还是想升入鹿儿岛一中，那所中学是鹿儿岛县内数一数二的重点中学。当时的老师对我说：“成绩表中，一个甲都没有的人，不可能考得上一中。”但我还是倔着性子说：“我无论如何都要上一中。”于是去参加了考试。不出所料，我落榜了。而且，小学老师给我写的评语是“品行非常恶劣”，所以一中当然也不可能录取我。
于是我只能升入本地的一所中学。在中学里，我依旧沉湎于玩乐，不仅如此，在初一和初二时，我还经常打架斗殴，甚至在全校学生的围观之下上演过“全武行”。当时的我，打架简直是家常便饭。在那样的状态下，根本没有心思学习。
之后，日本进行了学制改革（学制改革是指日本在1946年开始进行的教育制度改革，从之前的“多线制”改为“6·3·3·4”的“单线制”，并把义务教育时间延长为9年——译者注），而我也在初中毕业后升入了“新制高中”。在高一的某天，我和朋友一起放学回家，他边走边看着书。“到底在看什么书呢？”我凑过去一瞧，书名叫《萤雪时代》（《萤雪时代》是日本旺文社出版发行的一本面向高考生的月刊杂志——译者注），里面的内容有点晦涩难懂。
“我以为你在看漫画呢。原来在看这么高深的书啊！这是什么书？”
朋友答道：“你真是孤陋寡闻。这是高考生看的书。我打算将来进大学深造。”
当时的我本打算在高中毕业后去本地银行之类的公司就职，当个普通的上班族就足矣。可他的这番话触动了我，于是我慌忙地求他：“不好意思，把这书借给我看看吧。”
“不行，这是本月新刊，不能借你。”
我仍不放弃：“把以前的旧刊借我看也行。”
在我的软磨硬泡之下，他总算借给我几本过期的旧刊。拿回家一看，我恍然大悟。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我或许正值“开始思考将来前途”的懵懂时期。那之前，在我的价值观里，只要打架厉害或者棒球打得好的人，就是了不起的人。而朋友借给我的书成了改变我的“催化剂”，打那以后，我开始觉得成绩差是一件羞耻的事。
于是，从高二下半学期起，我开始努力学习。之前我一直不怎么学习，属于差等生，为了备战高考，我得把初中物理、化学和数学等科目知识全部补回来。我并非天资过人的聪慧之人，所以只能靠努力来弥补劣势。
幸运的是，我的努力没有白费，总算考上了大学。
对大部分学生来说，12年寒窗苦读才换来大学生活，一定要玩个痛快，可当时的我则不这么想。一方面是因为没钱玩乐，另方面是因为对知识的渴求。大学四年，我一直在努力学习。白天穿着木屐去学校学习，放学后到县立图书馆学习到很晚。在高二下半学期之前，我一直没有认真学习过，面对大学同学，我感觉到自己与他们的巨大差距。在这样的意识下，我真的像“学霸”一样，每天从早学到晚。
一到期末，考试比较集中，老师往往会事先告知考试时间并给出考试范围。比如“物理在×月×号开考，出题范围是这几个章节”。只要在考试日前完成复习，对于出题范围内的知识点了如指掌，就肯定能考出好成绩。而我则会提早完成复习任务，在考试日的一到两周前就做到“能答对考试范围内的任何题目”。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自己的学生时代，考前复习这件事，往往是“计划赶赶不上变化”——朋友邀你看电影，想想不合群也不好，于是便去了；家里的兄弟姐妹叫你一起玩耍，于是就答应了……总之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事情来妨碍复习。因此往往一边心想“再不复习就糟了”，一边却还在拖延进度。搞到最后，总是手忙脚乱、临阵磨枪。
“因为时间不够，所以只复习了三分之二的范围，早知道就努力学习了。但愿不要考我没复习到的内容啊。”抱着这种心态去考试，却往往会碰上自己不会的题目。于是在心中大叫“糟糕！”后悔莫及。这种事情，想必大家在学生时代都经历过。在高中，刚开始发奋学习时，我也有过好几次类似的失败经历。
这种经历让我十分不快，于是我暗下决心，与其事后懊恼后悔，不如事先充分准备。如果把考试日定为复习完成的最后期限，“紧巴巴”的日程计划往往会由于意外状况而无法完成，所以我的方法是“把期限提前，让计划留有余裕”。这样一来，即便中途出现问题，也能在考试日之前完成所有复习任务。
基于这样的思维方式，我在上大学时，每当临近考试，总是提前制订复习计划，做到“最晚在考试的一周前复习完毕”。
由于少年时得过肺结核病，因此我一旦感冒，就会出现与肺炎相似的症状，持续高烧。好几次，在临近考试时，我感冒发烧，只得卧床休息。有时甚至只能顶着高烧参加考试，但因为我已经提前完成了复习，所以基本都能考满分。
像这样，要事先给自己“留有余裕”，以应对意外状况。换言之，必须“在相扑台的中央发力”。在学生时代，我就把这样的理念谨记于心。每当看到一些企业家临时慌忙的窘态，我总是觉得很荒唐。汇票都快到期了，却还在为了贴现而东奔西走，这种企业家早晚会害得公司倒闭。
给“学霸”上了一堂“人生课”的朋友
有一次我的大学同学会是在京都办的。我毕业于鹿儿岛大学工学部，它由化学、电气、机械和建筑四个专业组成。工学部的学生人数不多，同届的一共也就六七十人。大家都非常要好，即便专业不同，也经常聚在一起。当时大家说：“无论如何想来京都玩一趟。”于是同学会的地点便定在了京都。
在同学之中，有这么一个人，他和我一样是化学系的，在毕业之后就职于商社，一直从事与电子工学相关的工作。和他举杯畅饮时，我想起了大学时的一件事。
他比我大一岁，但由于高考落榜而复读过一年，所以和我同届。他在大学时非常贪玩，整天不来学校，尽在外面打“柏青哥”（“柏青哥”又俗称“爬金库”，是一种具有赌博性质的“打弹珠”游戏机，在日本非常流行——译者注）。当时的我根本没玩过什么柏青哥，他大概觉得我这样的“学霸”太没人生乐趣了，所以邀请了我。
“稻盛君，你玩过柏青哥没？”
“没玩过。”
“那我带你去玩吧。”
他把我带到了位于鹿儿岛闹市区的一家柏青哥店。我记得，他还给了我一两百日元作为“游乐经费”。当时的柏青哥游戏机还是全手动的，要一枚枚地投币，然后手动发射弹珠。
说实话，我其实并不情愿去。我当时是整天泡在图书馆的“学霸”，对于整天翘课玩乐的他，我是有点看不起的——“这家伙就是因为这么吊儿郎当，所以成绩很差，也难怪会落榜复读了”。但盛情难却，我还是跟着去了。
我一边打着柏青哥，一边却想着回去学习。结果自不必说，不一会儿，我就输光了他给的“游乐经费”。而他却手气不错，盒子里的弹珠都快装满了。我看了一会儿，觉得店里嘈杂喧闹且乌烟瘴气，于是对他说“我输光了，先回去了。”然后就自己先回去了。
可过了几天，他又来邀我玩柏青哥。我依旧很不情愿，但还是跟他去了。结果又输了，看着玩得正酣的他，我敲敲他的肩膀，示意自己先走了。当他第三次邀我去玩柏青哥时，又是同样的情况，可当我和前两次那样示意要离开时，他却留住了我：“稻盛君，稍微等一下。我马上就玩完了。”
那天，除了我以外，他还邀了另一个人打柏青哥。那个人个子比我高，绰号“铁五郎”，也是个整天游手好闲的家伙。他当时也输光了游戏币，于是和我站在一起，看着那位朋友玩。“自己居然和'铁五郎’之流混在一起。”这让我感到一丝厌恶。
总算等他玩完，把把弹珠換成钱后，我们三人一起走出了柏青哥店。他大模大样地转身走进旁边的大饭店。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所谓“大饭店”不比现在，也就是一间大点儿的棚屋而已。那家饭店的特色招牌是“惊爆鸟冬”，一碗面里有两份面，这在当时属于非常奢侈的美味了。他慷慨解囊，请我和铁五郎吃“惊爆鸟冬”。
对于自己贏得的东西，不全部占为己有，而是与他人分享。他当时的慷慨之举，对我简直是一种“当头棒喝”的教育。他不但自掏腰包，请我这个整日穿梭于校园和图书馆的“不合群之徒”去感受外面的“花花世界”，还见我兴致不高，用自己打柏青哥贏来的钱请我吃饭。我对他的看法发生了彻底转变，在我眼中，他成了颇具魄力和气度的男子汉。
反观当时的我，别人慷慨解囊，想让我玩得开心，可自己却毫不领情，输光了就自己回去。与他相比，我惊觉自己的心胸是多么狭窄，顿时自惭形秽。
到了大四，我和他一起在宫崎县日南市的一家木浆厂实习了一个月。在研究方面，我是他的老师；可在社会上与人打交道和玩乐等方面，他是我的老师。他非常老成，面对工厂里的上班族也是不卑不亢，而我却还有学生的稚气，总是战战兢兢地跟在他后面有样学样——“原来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这样和人打招呼啊。”
在那次同学会上，我向他说起上述往事，他听了之后说：“啊，你这么一说，好像是有这回事儿呢。”我又说：“如今的我，经常在各种场合阐述'作为人，何谓正确’的理念，而我当时从你身上学到的东西，也成了我思想的血肉，融入了我的理论之中。”
听我这么说，他非常高兴。
可能有点跑题，但我想强调的是，虽然“在相扑台的中央发力”是我在大学“学霸”生涯中所领会并实践的理念，但其并不只限于科学知识的习得，人的一生，需要提前汲取各方面的知识和技能。要记住，这点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