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行动着的理念人”：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与保罗·拉比诺本周相继离世
萨林斯曾打趣道：“至少在人类学的发展历程中，有两件事是确定的：一，我们终有一死；二，我们都是错的。显然，头一条如果比第二条来得更早，那就可以说是一个好的学术生涯了。”
撰文｜赵蕴娴
编辑：黄月
本周，有两位人类学家相继辞世。先是当地时间4月5日，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逝世，享年90岁。次日，人类学家保罗·拉比诺离世，享年76岁。
萨林斯出生于美国芝加哥的一个俄国犹太移民家庭。少年时，他对印度小说感到着迷，松林里的一棵小树开口说话，它的枝杈是一条分岔的舌头，这些奇异的情节让他对非西方社会产生了好奇，从此走上了人类学之路。就读于密歇根大学的时候，萨林斯还没法弄清楚自己为什么对其他社会的人类有如此兴趣，在晚年的一次采访中，他想起列维-斯特劳斯说“了解他人是为了更好地批评你自己的社会”，觉得这个解释还算“不坏”。但如果回顾萨林斯积极参与政治行动的一生，这个说法倒是恰如其分了。
2020年，萨林斯的学生、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去世，萨林斯在悼文中写道：“大卫的行动主义与其人类学同为一体，不可分割”，实际上萨林斯也是一位行动着的理念人。在论文集《实践中的文化》里，萨林斯从抽象的经济、人性等问题谈到越南战争与太平洋诸岛，但他不只是将人类社会文化当作静态的研究对象，而是看作时时与研究者行为、与当下实践发生着密切联系的变化之物。
格雷伯在2011年组织过“占领华尔街运动”，萨林斯则是越战期间“Teach-in”示威的发起人之一（“Teach-in”是一种示威策略，其命名参考“Sit-in”，即静坐示威）。1965年，密歇根大学的教师们连日罢课，反对战争，却遭到保守势力“不尽教育之责”的攻击，教师们不得不开会讨论如何回应。彼时任教于密歇根大学的萨林斯灵机一动，说道：“我知道了。他们说我们逃避责任，我们就让他们看看我们是怎么负责的。Let’s teach in instead of teaching out（让我们用教学示威代替授课）.等下课之后我们就接手整栋楼，讲一晚上的越南战争。”就这样，密歇根大学的师生们彻夜展开了有关越战的讨论，直至清晨哲学家Arnold Kaufman做完演说后才散去。此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高校相继发起了Teach-in运动声援反战。
萨林斯的学术生涯经历了几次转向。早期，他受到人类学家莱斯利·A·怀特的社会-文化进化论影响，而后又在法国学习了结构主义的观点，写出了《历史之岛》。这部著作引发了萨林斯与人类学家Gananath Obeyesekere关于部落民众理性问题的著名论战。Obeyesekere认为，部落人的思维方式与西方人并无异处，任何声称有异的论点都可能将前者描绘为非理性的、不文明的，而萨林斯则认为，每种文化或许都有观察并解释事情的不同模式，即属于该文化的独特“理性”，假设部落人与西方人无异，实际上是一种欧洲中心主义。进入2000年以后，萨林斯回到对人性的思考，写作了《关于人性的西方幻觉》《向修昔底德致歉》等书。
就在萨林斯辞世的第二天，太平洋彼岸的另一位人类学家保罗·拉比诺也离世了，享年76岁。
与萨林斯一样，拉比诺也来自一个俄国犹太移民家庭，并生长于人类学的黄金年代。他年轻时师从大名鼎鼎的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深受象征人类学影响，同时，他也是美国主要的福柯思想介绍者之一，出版了《福柯读本》《福柯 :超越结构主义与解释学》等著作。不过，更让拉比诺声名大噪的是《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
在这本书中，拉比诺一反马林诺夫斯基以来人类学民族志力求客观的写作手法，记录了自己的心理变化以及与调查对象的互动等工作细节。长期以来，人类学家的写作以实证性、科学性为标准，拉比诺却以坦诚颠覆了过去的学术方法。他的写作方式参与推动了人类学的反身性，支持者赞扬他成功将田野调查去神秘化，但也有批评者认为，拉比诺的写作方式容易使人类学陷入自说自话的困境。
《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对人类学提出的更大挑战是，当原有的学术根基动摇之后，人类学能否找到新的进路。比起研究过去发生了什么，拉比诺总是更关注当下。80年代后期，拉比诺开始了生物科学三部曲——《PCR传奇》《法国DNA》《制造未来机器》的写作，基于对这些生物科技案例的考察，他提出了“当代性人类学”。与福柯不同，拉比诺将当代性视作新旧元素的集合交汇，故而它总是新兴而偶然的，要理解当代性，不能只像福柯所指出的那样挖掘过去。目前，中国人类学界对拉比诺的关注和研究还相对较少。
人类学发展至今，萨林斯的许多观点恐怕如他自己所承认的，已然“老旧”，拉比诺是曾是一名叛逆先锋，尝试开拓新的方向，但也有不完善之处。但这些都不妨碍后人学习他们的实践与挑战精神。萨林斯曾经在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协会的一次聚会上发表演讲，他将之称为“饭后娱乐”，后来他将演讲稿以《仍在等待福柯》（Waiting for Foucault, Still）为名出版。这篇演讲以轻松幽默的方式道出了人类学的诸多问题，有闪烁着智慧之光。萨林斯打趣道：“至少在人类学的发展历程中，有两件事是确定的：一，我们终有一死；二，我们都是错的。显然，头一条如果比第二条来得更早，那就可以说是一个好的学术生涯了。”治学之路，每个人都终将倒下，没有永恒正确的观点，他们留下的遗产远不是条条框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