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傅林祥：宋代上海建镇说质疑

宋代上海建镇说质疑

傅林祥

[摘要]本文对宋代上海何时建镇或是否建镇这一问题，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首先指出熙宁七年说、宋末说的史料依据不足。其次对宋元文献、明清方志的记载进行了梳理，认为《范溪旧序》流传过程不明；元人将上海镇与建县结合在一起叙述，是将上海镇作为上海升县的一个背景；明清方志将建镇与设市舶这两件事结合在一起、将建镇系于某一年，可能是一种技术处理的结果。第三参照韩城村、白牛市建镇之例，认为宋末元初上海设有上海务、提举市舶等机构，又为县内商业发达之地，存在着被称之为上海镇的可能性。

[关键词]  上海；镇；宋代

[作者简介]    傅林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200433

上

海在宋代何时设镇，或者是否设过镇？是上海史研究中争论至今的一个问题。

1962年上半年，《文汇报》先后发表五篇文章讨论这个问题。黄苇认为在咸淳元年（1265）至三年八月间建镇。洪铭声主张熙宁七年（1074）建镇。丘祖铭认为上海镇不过是人民群众这样称呼罢了，没有经政府批准。黄苇《再谈上海设镇年代问题》一文对洪、丘两文的观点进行了回应。谭其骧《上海得名和建镇的年代问题》主张上海建镇于宋末，上限是《云间志》书成之年即绍熙四年（1193），下限是董楷任监镇之年即咸淳三年（1267）。[1]此后，不断有学者对此提出自己的看法。谯枢铭在1989年版《上海史》中认为：“它始终不同于青龙镇，没有正式设镇、派驻镇监，镇务皆由市舶分司提举官兼领。”[2]1993年，王曾瑜《宋代的上海》一文认为宋亡以后，各州县的镇市设置一般为元所继承，但至元《嘉禾志》中无上海镇。[3]近来，周敏法发表《上海建镇年代考证辨》，[4]依据1931年重修的《平阳曹氏宗谱》卷首“范溪旧序”，重提熙宁七年建镇之说。

主张宋代上海建镇的观点，对建镇的时间众说纷纭。宋代上海是否建立过上海镇，是古代上海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仍有讨论的必要，特撰此文，求征方家。

向上滑动阅览

[1] 五篇文章的发表时间分别为黄苇：《上海得名、设镇、建县年代辨误》，《文汇报》1962年2月18日。黄苇：《再谈上海设镇年代问题——答洪铭声、丘祖铭同志》，《文汇报》1962年6月1日。洪铭声：《熙宁七年建镇说比较可靠》，丘祖铭：《宋时上海并未正式设镇》，《文汇报》1962年5月8日；谭其骧：《上海得名和建镇的年代问题》，《文汇报》1962年6月21日。均在第3版。谭文又收入《长水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6-192页。以上五文及下引周敏法《上海建镇年代考证辩》（《上海地方志》2018年第1期），本文多次引用，不再一一出注，分别简称黄文、洪文、丘文、谭文、周文，以节省篇幅。

[2] 唐振常主编：《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2页 。

[3] 王曾瑜：《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

[4] 周敏法：《上海建镇年代考证辩》《上海地方志》2018年第1期。

一、 熙宁七年建镇说存在的问题

主张熙宁七年上海建镇说的论述，大多引用嘉庆《上海县志》的记载：“熙宁七年，改秀州为平江军。缘通海，海艘辐辏，即于华亭海设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为上海镇。”[1]

以往的讨论，已经对嘉庆《上海县志》这一说法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批驳。黄文据元丰七年（1084）刊刻的《吴郡图经续记》无上海镇的记载，认为熙宁七年只有青龙镇而无上海镇。谭文认为“熙宁、绍兴二说尽管明确指出了年号甚或某年，却决不可信”，依据是成书于熙宁后的《元丰九域志》和绍兴之后的绍熙《云间志》中，均只有青龙镇；指出嘉庆《上海县志》的史实错误：“改秀州为平江军”，秀州在宋代一直是军事州，不可能有军额，而且平江军是苏州的军额，与秀州无关；又指出《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十四·市舶司》中记载了南宋嘉定以前的市舶记载，里面没有提到“上海”二字。

周文引用的《范溪旧序》，是宋代上海文献的一个重要发现。该序刊于1931年重修的《平阳曹氏族谱》卷首：“沪渎曹氏……因宋室多故而迁居跸临安，族从而徙者，凡十有余人。遵而家于上海镇（熙宁七年置上海镇于于华亭）者，则济阳之裔也”，落款为“咸淳八年岁次壬申秋七月既望郡人谢国光拜手书”。[2]周文认为“熙宁七年置上海镇于（于）华亭”的记载，为熙宁七年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针对前人的批驳，认为上海镇建于此年主要有以下依据：一是《范溪旧序》撰写年代相近，咸淳八年距离熙宁七年仅198年；二是《范溪旧序》的“熙宁七年说”不会无中生有，应该来自已经失传的旧方志；三是《云间志》只记载青龙镇，漏载的镇除了上海镇外还有乌泥泾镇；四是最关键的《范溪旧序》的“熙宁七年说”不是孤证，嘉庆《上海县志》、褚华《沪城备考》等也持此说。

周文可商榷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

1.谢国光为宋末元初华亭人，字观夫，方志中有记载。从《范溪旧序》的书写格式来看，应是一个叫“范溪”的人所作，谢国光书写。现在所见的是民国年间刊刻的族谱，从宋末到民国，相隔久远，此文流传过程不明。“熙宁七年置上海镇于华亭”一句究竟是原先就有，还是在不断的传抄或刊刻过程中添加进去的，不得而知。

2.周文认为《云间志》实际漏载的还有乌泥泾镇。依据是樊树志《乌泥泾与黄道婆——纪念上海建城七百年》：“据《上海县竹枝词》作者、清末上海县贡生秦荣光说：'宣和初，复设乌泥泾监官’。所谓监官，即监镇官，据北宋的规定，在各镇设置监官，建隆三年（962年）的诏书宣布：'诸镇监官，掌警逻及烟火之禁，兼征税榷酤’。北宋宣和初年（1119年）已在乌泥泾设置监官，可以推论，乌泥泾镇的建置当不迟于这一年。”[3]

樊文认为“所谓监官，即监镇官”。检宋人所编著作，对监官有所说明。魏齐贤编《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一书中有“监官”，小字注有“监镇、监场、监酒、监税”，[4] “场”应指盐场或榷场，“酒”指酒务，“税”指税务，监镇等四种职能相近的官员统称为监官。谢维新编《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有“总监当”一类，小字注有“州粮料院、钱监、监仓、监盐、监酒、监镇、作院、交引、库务、监门、监茶、监场、监务”。[5]由此可见，监官是一种统称或合称，不专指监镇，也有可能是监税、监酒。樊文可能误解了“监官”的含义，因而推论出宋代建有乌泥泾镇的结论。[6]

3.周文引嘉庆《上海县志》的熙宁七年之说，认为 “此志不仅图文一致明确'熙宁七年’设置上海镇，而且说'上海之名始此’，斩钉截铁，毋容置疑。”嘉庆《上海县志》“熙宁七年”说的可疑之处，黄文、谭文已经指出，此说可能的起源见下文。

4.假如“熙宁七年”一句是《范溪旧序》一开始就有，是咸淳八年谢国光或“范溪”所作，此时已距熙宁七年198年，“镇”的观念也可能发生了变化，是否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建制镇？

手绘两宋青龙镇港口和社会风貌图

宋代青龙镇类似于今天的“建制镇”，是在五代镇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五代镇的长官为镇将、镇副，是武职官员，负责镇捍防守。宋初收镇将之权归于县，派文职官员出任监镇，制度上有明确的规定。《宋会要辑稿》：“诸镇监官，掌擎逻盗窃及烟火之禁，兼征税榷酤则掌其出纳会计。”[7]《文献通考》谓：“宋制，诸镇监官掌廵逻盗窃及火禁之事，兼征税榷酤则掌其出纳会计。镇寨凡杖罪以上并解本县，余听决遣。”[8]《宋史》称：“镇砦官，诸镇置于管下人烟繁盛处，设监官，管火禁或兼酒税之事。”[9]即镇设监官，常称之为镇监或监镇，职能为主管巡逻盗窃及火禁之事，有时兼管征税。这一类镇的设置，都经过朝廷批准，在《宋会要辑稿》中屡见记载。《宋史》将监税、监酒等官称为监当官：“掌茶盐酒税、场务征输及冶铸之事。诸州军随事置官。”[10]显然，监镇或镇监与监茶务、监酒务虽同属监官，但不是同一种职官，职能不同。监镇设置相对稳定，监务设置较为灵活，可“随事置官”。《范溪旧序》中的上海镇，不一定是“建制镇”。

另外，周文指出弘治《上海志》、谭文将董楷出任提举上海市舶的时间定在咸淳三年有误。董楷《受福亭记》“咸淳五年八月楷忝命舶司既逾二载”一句，谭文标点为“咸淳五年八月，楷忝命舶司，既逾二载”，即咸淳三年上任。周文认为应理解为“咸淳五年八月，楷忝命舶司。既逾二载”，即咸淳五年八月上任。但是弘治《上海志》的修纂者将董楷上任时间定在咸淳三年，是有所依据的。董楷《古修堂记》：“士人唐君时措、时拱买韩氏室，为祠宫于兹土……楷之来也，唐君请曰：'愿于祠后筑室，为朋友肄习之地。’咸淳己巳，始克助其役。”[11]“楷之来也”，这是董楷说自己到上海出任市舶，但没有点出具体时间。“咸淳己巳”（咸淳五年）是帮助唐时措修建古修堂的年份。显然，董楷到任与建古修堂不是在同一年，相隔有一段时间，董楷才用“始”字来表示自己的一种态度。如果是在同一年内，只需写出一个时间。从“楷之来也”到“咸淳己巳”相差多少时间？董楷在《受福亭记》中作了明确说明：“既逾二载”。综合《受福亭记》、《古修堂记》两文记载，董楷于咸淳三年到任，于五年八月大兴土木，建设拱辰等四坊和受福亭，同时帮助唐时措建成古修堂。

向上滑动阅览

[1]嘉庆《上海县志》卷1《沿革》，《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上海县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标点本，第2册，第833页。

[2] 按：书影见周敏法：《上海建镇年代考证辩》，《上海地方志》2018年第1期，第7页。该书藏于上海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家谱全文选览”网站（http://wrd2016.library.sh.cn/channel/stjp/）作《曹氏宗谱》。

[3] 樊树志：《乌泥泾与黄道婆——纪念上海建城七百年》，《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5期。

[4] 魏齐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24《贺启》，《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352册，第501页。

[5] 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卷81《监当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940册，第390页。

[6] 按：樊树志此前在《上海古镇探微》（上）一文中，称乌泥泾镇为元时成镇。刊《上海研究论丛》第1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5页。

[7]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八《镇将》，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第4册，第3501页。

[8] 《文献通考》卷63《职官考》，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影印《十通》本，第1册，考574页。

[9] 《宋史》卷167《职官七》，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第12册，第3979页。

[10] 《宋史》卷167《职官七》，第12册，第3983页。

[11] 弘治《上海志》卷5《堂宇》，《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上海县卷》，第1册，第59页。

二  宋末说存在的问题

谭文认为“就目前我们所掌握的史料而言，我们还只能笼统地说上海建镇于宋末，上限是《云间志》书成之年即绍熙四年（1193年），下限是董楷任监镇之年即咸淳三年（1267年）。”此说基于一种假设：“在一般情况下，建镇和设置市舶应该是两回事。不过上海的情况似乎比较特殊。上海镇和上海市舶司都不见于咸淳以前记载，而咸淳初年任市舶分司的董楷又被称为监镇，据此看来，很可能上海在设置市舶之前并未建镇，还是为了要设置市舶才建镇的，因而监镇之职即由市舶兼领，也就是说，这两件事在上海实际上是一回事。”假设的依据是“咸淳初年任市舶分司的董楷又被称为监镇”。

宋代华亭县设有青龙镇，绍熙《云间志》谓：“国朝景祐中，置文臣理镇事，以右职副之。今止文臣一员。”[1]据今人统计，嘉靖《上海县志》记载青龙镇有5位监镇，光绪《青浦县志》据前志梳理共有11位监镇传名。[2]青龙镇置镇时间以及监镇的官员姓名都有文献记载，因而无可置疑。假如董楷或其他人曾经担任（包括兼任）过上海的监镇，也能证明上海曾经建镇，只是建镇时间不明确。

董楷被称为“监镇”是弘治《上海志》修纂者之语，见之于卷五《学校》：“咸淳中，请于监镇董楷，作古修堂”[3]。董楷在《受福亭记》中自称为“舶司”，弘治《上海志》卷五《堂宇》也称董楷为“提举松江市舶”，卷七《惠政》为“提举松江府市舶，分司上海镇”。[4]董楷自己记载为舶司，弘治《上海志》的修纂者或称其为监镇，或称其为舶司，并不一致。

民国年间，有人认为上海镇的监官有孟文龙、缪相之、陈珩、董楷、赵维良、费㮤等人。[5]这些监官是否是监镇？据正德《松江府志》，孟文龙曾任监华亭船场。[6]据嘉靖《上海县志》：“上海市舶提举四人，在咸淳有缪相之，有董楷（见《名宦》）、陈珩、赵维良。”[7]明人黄渤记宋末任上海市舶提举者，先是咸淳中陈珩，次为费㮤，次为赵维良。[8]牟巘撰写有费㮤的墓志铭：“历泰州指使、庆元府三姑廵检、浙西路分升本路钤辖、权提举上海市舶。归附初，授武德将军、金牌千户，措置上海市舶，升副使。居十有三年，迁宣武将军、管军总管，仍旧提调市舶，兼镇守上海总管府事。”[9]详细记录了费㮤在宋元之际所任官职，没有说其兼任上海镇监镇。

综上可知，除了弘治《上海志》卷五《学校》言董楷是上海监镇外，嘉靖《上海县志》及明人黄渤《天后宫记略》谓缪相之、董楷、陈珩以及费㮤、赵维良等人的官职为提举市舶。董楷自称舶司，宋末元初人牟巘记载费㮤为上海市舶。谭文的市舶兼领监镇这个假设，很难成立。

向上滑动阅览

[1] 绍熙《云间志》卷上《镇戍》，《上海府县旧志丛书·松江县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标点本，第1册，第12页。

[2] 王辉：《青龙镇：上海最早的贸易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8页。

[3] 弘治《上海志》卷5《学校》，《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上海县卷》，第1册，第46页。

[4] 弘治《上海志》卷5《堂宇》、卷7《惠政》，《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上海县卷》，第1册，第59、72页。

[5] 伯怡：《关于上海历史的问答》，《上海民众》月刊，1937年第5期，第32页。

[6] 正德《松江府志》卷23《宦迹上》，《上海府县旧志丛书·松江府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标点本，第1册，第385页。

[7] 嘉靖《上海县志》卷4《官师》，《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上海县卷》，第1册，第125页。

[8] 宋渤：《天后宫记略》，嘉庆《松江府志》卷18《坛庙》，《上海府县旧志丛书·松江府卷》，第6册，第440页。

[9]牟巘：《护军镇国上将军福建宣慰使都元帅江夏郡公谥荣敏费公墓志略并铭》，董斯张辑《吴兴艺文补》卷26，《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明崇祯六年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678册，第666页。

三  宋元文献中的上海镇

以往的研究没有对宋元明清文献中如何记载上海镇，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进而影响到对建镇问题的研究。

宋绍熙《云间志》、元至元《嘉禾志》两部方志，均无上海镇的记载。董楷的《古修堂记》、《受福亭记》中，也未见上海镇或上海建镇的记载。在《受福亭记》中，谓受福“亭前旷土悉绣以砖，为一市阛圚之所”，可以理解为当时上海仅仅称市（详见下）。宋代记载“上海镇”的文献，目前所见有《范溪旧序》，存在的问题是流传过程不清楚。

元元贞元年（1295），松江府知府张之翰作《建学记》：“上海旧为镇，尝像先圣先师于梓潼祠。又有古修堂，为诸生肄习之地。至元辛卯，割华亭东北五乡立县。甲午，扁县学。”[1]明确记载上海在建县前是镇。稍后的大德六年（1302），唐时措作《县署记》：“上海县襟海带江，舟车辏集，故昔有市舶、有榷场、有酒库、有军隘，官署、儒塾、佛仙宫馆、甿㕓贾肆，鳞次而栉比，实华亭东北一巨镇也。至元壬辰春，圣天子以华亭地大民众难理，命分高昌、长人、北亭、海隅、新江五乡，凡二十六保，立县上海，因以名。隶松江府。”[2]唐时措在宋末咸淳年间兴建古修堂，又经历了上海建县，对当时的情形应该是相当了解。他在文中虽然称上海为“巨镇”，但在记录上海的官署建筑时，有市舶、榷场、酒库、军隘等，没有监镇。大德九年，行江浙等处儒学提举赵孟頫撰《修学记》：“上海县介在海滨，商贾百货所输会，昔治以镇，至元二十八年始升为县。”[3]至大三年（1310），前浙东海右道肃政廉访副使臧梦解撰《舍田迁学记》：“上海实旧为镇，至元壬辰始割华亭东北五乡改为县。”[4]延祐五年（1318），台州路宁海县丞黄溍撰《再迁释氏舍田记》：“上海由镇为县之三年，县始有学。”[5]这三条史料也都提到上海镇。

综观元人关于上海镇之语，都将上海镇与上海建县联系在一起，认为上海建县前是上海镇，由镇升县。这种记载格式，是将上海镇作为上海建县的一种背景来介绍。另外，元人都没有言及上海镇设置或开始的时间。

向上滑动阅览

[1]正德《松江府志》卷13《学校下》，《上海府县旧志丛书·松江府卷》，第1册，第201页。弘治《上海志》卷5作《县学记》。

[2]弘治《上海志》卷5《公署》，《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上海县卷》，第1册，第51页。

[3]正德《松江府志》卷13《学校下》，《上海府县旧志丛书·松江府卷》，第1册，第201页。

[4]正德《松江府志》卷13《学校下》，《上海府县旧志丛书·松江府卷》，第1册，第202页。

[5]正德《松江府志》卷13《学校下》，《上海府县旧志丛书·松江府卷》，第1册，第202页。

四  明清府县志中的上海镇

现存明清《松江府志》《上海县志》（以下按成书年代排列）中，都有上海镇的记载。

弘治《上海志》卷1《沿革》：“当宋时，蕃商辐辏，乃以镇名，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在焉。”[1]

正德《松江府志》卷1《沿革》：“本华亭县地，旧曰华亭海，后以人烟浩穰，海舶辐辏，遂成大市。宋于其地立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曰上海镇。”[2]

嘉靖《上海县志》卷1《总叙》：“迨宋末，人烟浩穰，海舶辐辏，即其地立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为上海镇。”[3]

万历《上海县志》卷1《疆域》：“迨宋末，海舶辐辏，乃即其地立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为上海镇。”[4]

崇祯《松江府志》卷2《沿革》：“上海，故称华亭海。宋末海舶辐辏，即其地立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为上海镇。从知府仆散翰文议，割华亭五乡，置上海县。”[5]该志卷1始创《历代沿革年表》：

康熙《松江府志》卷1《建置沿革》：“上海故称华亭海。宋末，海舶辐辏，即其地立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为上海镇。”[6]

康熙《上海县志》卷1《疆域》：“迨宋末，海舶辐辏，乃即其地立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为上海镇。”[7]

乾隆十五年（1750）《上海县志》卷1《疆域》：“迨宋末，海舶辐辏，乃即其地立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为上海镇。”[8]

嘉庆《上海县志》卷1《沿革》：“熙宁七年，改秀州为平江军。缘通海，海艘辐辏，即于华亭海设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为上海镇（上海之名始此）。大观元年，置监镇理材官于青龙镇，后以水浅亦移上海。……绍兴二十九年，罢市舶司。”[9]

嘉庆《松江府志》卷1《列代沿革》：“宋至道间隶两浙路，熙宁间隶浙西路（郭《志》：宋神宗改秀州为平江军。考《宋史·地理志》，平江府，望，吴郡，太平兴国三年改平江军节度，县六：吴、长洲、昆山、常熟、吴江、嘉定，而无秀州。又嘉兴府本秀州军事，县四：嘉兴、华亭、海盐、崇德，亦无改秀州为平江军事。又《神宗本纪》熙宁七年但有置杭州一事，余无所见。王存等奉敕作《元丰九域志》亦不载此，未知何据）。”《古今建置沿革表》中有上海镇：

同治《上海县志》卷1《沿革》：“熙宁七年，设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是为上海镇。”[10]

综观这些方志中关于上海镇的记载，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一、现存11部明清两朝的《松江府志》和《上海县志》，虽然文字有差异，设镇时间不尽相同，均记载了宋代上海设立提举市舶司、榷货场以及上海称镇这三件事。弘治县志将上海“以镇名”与设有市舶并列，是各自独立的两件事。正德府志改写为“立市舶”、“曰上海镇”，隐含着一种因果关系。嘉靖县志作“立市舶”、“为上海镇”，这种表述形式一直延续到乾隆十五年《上海县志》中的正文（不包括表格）。

二、设立上海市舶的时间，弘治县志和正德府志为宋代；嘉靖、万历、康熙、乾隆十五年县志为宋末；崇祯府志正文仍为宋末、《历代沿革年表》精确到熙宁七年，康熙府志同；嘉庆、同治县志为熙宁七年；嘉庆府志《古今建置沿革表》同崇祯、康熙府志。总体上在明代有一个时间越来越精确的书写过程。

三、崇祯府志在表格中首创熙宁七年置提举市舶司之说，可能与编纂者用表格这种形式叙述沿革有关，必须将置市舶司之事系于某一年。市舶司从青龙镇迁往上海之事，[11]现存史籍无明确时间记载，因而崇祯以前的方志记载为“宋时”、“宋末”，虽然含糊，却相对正确。崇祯府志强求上海市舶的设置年份，将无确切年份的上海得名、设置上海市舶之事，全部系在了北宋熙宁七年。这可能是熙宁七年建镇说的起源。

四、崇祯府志将置上海提举市舶司的时间系在熙宁七年，同时又谓“司在青龙镇”，华亭县同时有两个市舶司，自相矛盾。康熙府志的修纂者大概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将“司在青龙镇”一句删去，熙宁七年说存在的矛盾被掩盖。后之修志者，不一定见到崇祯府志，就继承了康熙志的说法。

五、嘉庆府志修纂者对康熙《松江府志》（郭廷弼修、周建鼎等纂）的记载提出了质疑，见前引。郭《志》之说实源于崇祯府志。嘉庆府志修纂者虽然发现了康熙府志“改秀州为平江军”一语存在的问题，但是并没有全面考证“熙宁七年说”是否有依据，表格中关于上海镇的记载仍然沿袭旧说。

六、各志对市舶和榷货场的设立用“立”、“置”、“罢”，对于“上海镇”用“曰”、“为”，前者强调的是一种行为，后者更像是一种习惯性称呼。

七、由上面排列的史料可知，“熙宁七年上海立镇”说首见于明崇祯府志而不是清乾隆时人褚华《沪城备考》。以往引用较多的嘉庆《上海县志》关于宋代上海的沿革，实际上是沿袭崇祯、康熙两部府志的说法。

向上滑动阅览

[1] 弘治《上海志》卷1《沿革》，《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上海县卷》，第1册，第15页。

[2] 正德《松江府志》卷1《沿革》，《上海府县旧志丛书·松江府卷》，第1册，第15页。

[3] 嘉靖《上海县志》卷1《总叙》，《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上海县卷》，第1册，第105页。

[4] 万历《上海县志》卷1《疆域》，《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上海县卷》，第1册，第189页。

[5] 崇祯《松江府志》卷2《沿革》，《上海府县旧志丛书·松江府卷》，第2册，第67页。

[6] 康熙《松江府志》卷1《建置沿革》，《上海府县旧志丛书·松江府卷》，第4册，第52页。

[7] 康熙《上海县志》卷1《疆域》，康熙二十二年（1861）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8] 乾隆《上海县志》卷1《疆域》，《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上海县卷》，第1册，第376页。

[9] 嘉庆《上海县志》卷1《沿革》，《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上海县卷》，第2册，第833页。

[10] 同治《上海县志》卷1《沿革》，《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上海县卷》，第3册，第1400页。

[11] 按：有关宋代在今上海地区设置市舶机构的名称及过程，参见周振鹤《两宋时期上海市舶机构辨正》一文，刊《上海研究论丛》第1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26-35页。

五  宋末元初“上海称镇”的另一种可能

今天讨论宋代上海是否建镇，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上海镇是与青龙镇一样的“建制镇”。即经过朝廷批准，派遣有监镇的镇，而不是民间习称的、类似于明清集镇的镇。按照青龙镇这个样本，虽然有《范溪旧序》的发现，熙宁七年建镇说还是不能令人信服。除了《范溪旧序》外，现存最早称上海为镇的记载出现在元代至元年间张之翰、唐时措等人的文章。这些元人笔下的“上海镇”，应该是当时人们的一种习称。作为习称的“上海镇”，或许在宋末已经出现。

据秦闻一《宋代镇制考》研究，宋代有一些不置监官的集镇也可称为镇。例证为青龙镇，有一段时间止令县官兼掌，宣和元年复置监官。[1]但是这个例证典型性不足。北宋元丰间，高承编《事物纪原》卷七谓：“宋朝之制：地要不成州而当津会者则为军，以县兼军使；民聚不成县而有税课者则为镇，或以官监之。”[2]由此直观地展示出宋代设镇的标准，一是聚落要有一定人口而且要商业发达，二是“或以官监之”，即或者派有监镇。

“聚不成县而有税课者则为镇，或以官监之”也可作另一种理解：一些没有派驻监镇而有税课的聚落，也可以称之为镇。宋代称这类无监官的镇为“非官监镇店”。[3]具体的案例：元祐四年（1089）五月，“京西转运司言：韩城村人物繁盛，场务系百姓扑买，欲乞改为镇，创酒税务，置监官一员。从之。”[4]韩城原先是村，创立监酒税务官就是“改为镇”。区分镇与村的标准是酒税务的设立，即置酒税务的聚落也可以称镇。这个例子，对理解宋末元初可能存在的“上海镇”很有意义。

作为聚落的上海置有酒务，这在《宋会要辑稿》中有明确记载，谭文推测设置时间应在天圣以前。元初仍有上海务，负责征收酒课、税课、河泊课，见至元《嘉禾志》。《宋会要辑稿》将上海务记载于“酒曲杂录”中，但也存在着熙宁年间在征收酒课时，同时征收税课、河泊课的可能性。置有酒务，与韩城村改韩城镇的条件很相似。

《宋会要辑稿》载熙宁十年华亭县有华亭、青龙两税场，以及华亭、青龙、上海、赵屯、嵩子等酒务，说明当时上海这个聚落的商业，在华亭县境内还不是很发达，只有酒务，没有税场。南宋末年在上海置有市舶务。元初，《嘉禾志》（至元二十五年刊行）载有松江府城及在外各税务的征税数量，上海务的酒课、税课、河泊课的征税总额排列在府城、大盈务之后，位居全县第三，达657锭零。从税收数量上可以直观地观察到上海商业的发展程度。稍前的咸淳五年，上海市舶董楷兴建拱辰坊、福会坊、文昌坊、致民坊，推进了上海这个聚落的城镇化过程。因而宋末元初商业繁盛的上海，确如唐时措《县署记》所说的“实华亭东北一巨镇也”。

至元《嘉禾志》卷3《镇市》载嘉善县白牛镇旧为市，“至元十三年立为镇”。[5]该志又载有风泾白牛务和风泾巡检司，均为元代新置，但是没有“监镇”的记载。这说明当时镇的概念已经发生变化，从北宋必须设有“监镇”为建镇，演变为元初只要设监务（风泾白牛务）或巡检就可以“立为镇”。《嘉禾志》记载上海有上海务（沿自宋代）、上海巡检司（应是元代新设），白牛市可以立为镇，上海同样也可以称为镇。

综上所述，宋末元初的上海被称为镇，可能是基于这样一种情形：商业较发达、有一定的税收，驻有监务官（类似于韩城村、风泾）。这与青龙镇这一类建制镇不同，也与明清集镇（商业较发达，少数大镇有官员驻扎）有异。

另外，明代文献中还有“上海市”一说。洪武年间成书的《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上海县，元至元二十八年以华亭上海市析置上海县。”[6]《明一统志》：“上海县……旧曰华亭海，宋时商贩积聚，名上海市。元至元中置上海县。”[7]查继佐《罪惟录》：“上海，元市，升县。”[8]《郡县释名》：“上海县……宋时商贩积聚，名上海市。元至元中置上海县。”[9]由此可见，一些明代文献认为宋代和元代建县前的上海称之为“上海市”，在元代升为上海县。董楷在《受福亭记》中称 “（受福）亭前旷土悉绣以砖，为一市阛圚之所……市民议徙神祠”[10]，此处的“一市”、“市民”可以理解为南宋末年上海称“市”。由于至元《嘉禾志》无“上海市”的记载，明代文献中的“上海市”与董楷笔下的“一市”、“市民”之间的关系，目前难以推定。因此，建县前的上海聚落，明人有“上海镇”、“上海市”两种记载。

向上滑动阅览

[1] 秦闻一：《宋代镇制考》，《史学月刊》，1998年第5期。

[2] 高承：《事物纪原》卷7《州郡方域部》，《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11册，第251页。

[3] 《宋史》卷182《食货下四》，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第13册，第4434页。

[4]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28，元祐四年五月甲午，中华书局2004年标点本，第17册，第10337页。

[5] 至元《嘉禾志》卷3《镇市》，《宋元方志丛刊》本，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本，第5册，第4435页。

[6] 刘基：《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卷1，《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第585册，第650页。

[7] 李贤：《大明一统志》卷9《松江府》，三秦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第163页。

[8] 查继佐：《罪惟录》志卷6，《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第321册，第361页。

[9] 郭子章：《郡县释名》之《南直隶郡县释名》卷下，明万历四十三年刊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6年影印本，史部第166册，第611页。

[10] 弘治《上海志》卷5《堂宇》，《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上海县卷》，第1册，第59页。

结语

晚清码头鳞次栉比的沙船

从现有的史料来看，宋代在上海这个聚落设立的官方机构，能够确定的有两个：一是上海务，在北宋熙宁十年前已有，直到元至元年间仍然存在；二是宋末的提举上海市舶，有宋末及元代史料的记载。

作为建制镇的上海镇，现存的宋代地理总志及《吴郡图经续记》、绍熙《云间志》、至元《嘉禾志》等方志，以及《宋会要辑稿》都没有记载，漏载的可能性不大。另外，明清《松江府志》、《上海县志》虽然说有上海镇，但是没有记载上海监镇的职官姓名，只有提举上海市舶的姓名。宋末的上海市舶是否可能兼监镇？董楷的两篇《记》中没有提及，费㮤的墓志铭中也没有记载。新发现的《范溪旧序》由于流传过程不清楚，仍然不能充分支撑宋代上海建镇说。因此，宋代未设上海镇（建制镇）的可能性较大。

由于宋代有设立酒税务的聚落可以称镇的例子，以及元至元年间改白牛市为镇的记载，宋末的上海设立有上海务、市舶，以及董楷推动的集镇建设，存在着称之为上海镇的可能。这种层面的上海镇，与明清的一些江南市镇又有所不同，不但是县内商业发达之地，更重要的是驻有监酒务、提举市舶等商业行政机构。

通过对现存元代文献和明清两代上海方志相关文本的梳理、解读，发现元人“上海旧为镇”之说，都是将镇与建县结合在一起叙述，即上海由镇升县，可以理解为上海镇是上海升县的一种背景。到了明代方志中，转变为将设镇与建市舶联系起来，即上海设置提举市舶后，就开始称镇。崇祯《松江府志》首创《历代沿革年表》，以事系年，将设置时间不明的上海市舶系于熙宁七年，上海镇的建立时间也由此系于此年。可见明末与清代方志中的熙宁七年建镇说并无多少史料支撑。

[本文为复旦大学人文社会学科传世之作学术精品研究项目《新编上海历史地图集》（2015CSZZ004）阶段性成果]

刊于《史林》2019年第3期

本期编辑：一颗青花椒

复旦史地所

yugong.fudan.edu.cn

在时间和空间中追寻历史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