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江淮走廊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聚落变迁
摘要：江淮走廊不仅沟通长江中、下游，也连通长江与淮河的中下游。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史前交互作用圈形成与互动的过程中，江淮走廊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化发展已经可以看到历史变迁的端倪，而区域聚落变迁给我们提供了另一视角。江淮走廊内早期聚落发展经历了稳定的发展历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薛家岗文化和凌家滩文化，成为长江下游崧泽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汶口文化南下的历史背景下，区域内聚落演进表现出显著的不同，为区域史前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江淮地区泛指长江、淮河之间的区位，范围包括长江以北、淮河以南，自大别山以东至沿海的广大区域，隶属于今安徽与江苏两省。整个江淮地区根据地缘位置和地貌差异可以划分为江淮东部和中西部两大区域，江淮东部（惯称江淮平原）以里下河平原为主体，是长江下游三角洲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势低平、水网密布，文化发展受海岸线变迁影响很大。江淮中西部以大别山、淮河界其北，与广阔的淮北平原相隔，以临江的幕阜山、九华山屏其南，与葱郁的皖南山区为邻。从大别山延伸出的丘陵岗地形成了众多的天然河谷，将上游山区的来水引入长江，巢湖和龙感湖等淡水湖群穿插其间，河积、湖积平原交错分布，这种丘陵与冲积平原间杂的复合地貌贯穿东西，沟通了江汉平原和长江下游三角洲，镶嵌于长江和淮河两大水系之间。景观生态学将不同于两侧基底（matrix）的狭长地带看作是一个线状或带状斑块（patch）或者走廊（corridor）。走廊具有通道和阻隔的双重作用，可作为物种、物质和能量的流通渠道或过滤器，对于提高景观的连接度有重要作用。江淮中西部包含淮河以南的沿淮平原，东起宁镇丘陵，沿长江向西延伸至鄂东的沿江平原具有相近地貌景观，这一带状区域构成了广泛意义的“江淮走廊”，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这一地带的腹心区域。
一、江淮走廊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谱系
聚落考古研究首先要建立区域内物质文化的时空框架，八十年代以来，长江下游沿江平原陆续发现了大量薛家岗文化遗址和独具特色的凌家滩墓地。早年苏秉琦先生划分六个主要的区系类型中，曾将宁镇地区以北阴阳营遗址为代表作为长江下游的重要亚区，后又将其扩大到整个江淮之间（如肥西）以及赣东北部一角。发现这个地区的原始文化似乎有它自己的来源和发展序列，并且较早地与中原地区的文化有了更密切的联系，但考虑到传统文化区的宏观层面，仍将该区归入崧泽—良渚区系。由于出土材料在时空分布上不均衡，周边主要文化区内部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尚未明确的情况下，研究者往往将这一地区整体或部分的作为淮河流域，或长江下游文化区的边缘地带。严文明先生认为安徽江淮地区大体可以分为两块，西南以薛家岗文化为代表。东北较早以侯家寨下层和蚌埠双墩为代表与马家浜文化既存在联系，又有差别；晚一阶段以侯家寨上层和古埂下层为代表，与北阴阳营文化联系紧密，也可以看到和大溪文化，大汶口文化刘林期和仰韶文化庙底沟期的因素；第三阶段以凌家滩遗址为代表，器物特殊，年代可能相当于薛家岗二期；最后一个阶段以古埂上层为代表，年代或与薛家岗四期相当，已进入龙山时代。江淮之间有可能是一个大区，这个大区往东至少影响到北阴阳营，但谱系尚不完全。这也是首次系统的谈及江淮地区文化的多样性，江淮走廊地处几个稳定文化区的中间地带，分布于传统文化区的几个考古学文化很难涵盖其内涵。
高蒙河先生最早从自然地理和区域文化交流角度将这一区域凸显出来。按地形特征长江下游由西部苏皖平原和东部长江三角洲平原所构成。苏皖平原西起鄂、赣、皖交界处的九江或湖口，东至镇江和扬州一线。其内部又可分为宁镇丘陵和皖中平原两个地理单元，而皖中平原又包括巢湖平原和九江至南京之间的长江沿岸冲积平原。该区域从文化谱系研究的角度出发，其特点是难以由同一谱系为纽带而连续不断地得以发展，可称之为考古学文化的“漩涡地带”。因此他将整个区域由遗址集中发现的水系贯通起来，总结了四个小流域史前文化发展的脉络。发现苏皖平原地区诸区系遗存所见的周邻文化因素的多少，与它们所处的文化区域位置有直接的关系，越是毗邻周边文化区的区系，越是强烈地受到它文化的辐射，否则反之。朔知先生进一步认识到皖江（长江水系安徽段的简称）是联系东、西部文化的纽带，皖江区域考古对认识稻作农业起源、长江流域城址的出现与文明演进，以及商周时期沿江铜矿资源的利用具有重要意义。江淮走廊地区的重要性在于沟通了长江流域两大人口稠密区域，皖江及其支流是江淮走廊内重要的水路交通，“漩涡地带”也正是“江淮走廊”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封闭性不强的地理环境所造成的。
我们全面收集了江淮走廊及其周边地区已发掘的新石器时代考古资料，初步建立了江淮走廊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编年和谱系。淮河中游的双墩文化和太湖西北的马家浜文化之间的文化交流存在很长一段时间（至少可追溯到5,500aB.C.～4,000aB.C.）。江淮走廊是两者之间沟通的必经之地，其间还可见到来自长江中游汤家岗文化的因素。双墩文化的发展已到达长江沿线，如宁镇地区的丁沙地遗址下层，繁昌缪墩遗址也可见到两种文化的因素。随后，在江淮走廊范围内出现了黄鳝嘴文化（4,000aB.C.～3,500aB.C.）和北阴阳营文化（即侯家寨二期4,000aB.C.～3,300aB.C.）。江淮走廊西部薛家岗文化（3,500aB.C.～2,800aB.C.）是在黄鳝嘴文化的基础上融入崧泽文化因素产生的，而东部裕溪河流域则出现了持续时间不长的凌家滩文化（3,500aB.C.～3,300aB.C.），也同崧泽文化密切相关。薛家岗文化的影响至少在中晚期已达巢湖西部，凌家滩墓地废弃之后，巢湖东部可能受到良渚文化的深刻影响（3,300aB.C.～2,800aB.C.），目前考古学文化面貌尚不清晰。相当于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张四墩文化和古埂上层遗存（2,800aB.C.～2,400aB.C.）出现后，薛家岗文化和良渚文化在江淮走廊逐渐退出并消逝，这一区域的文化面貌出现了重大变革。江淮走廊内部文化互动性很强，西部黄鳝嘴文化中包含许多汤家岗-大溪文化因素，向东则渐趋减少。黄鳝嘴文化晚期来自长江中游的文化因素也渐趋减少，而长江下游崧泽化的影响渐趋明显，薛家岗文化、凌家滩文化均可纳入长江下游崧泽文化圈。这一文化格局在2,800aB.C.以后北方大汶口文化南下过程中打破，江淮走廊内充斥着来自沿淮地区文化因素，持续至龙山文化早期（2,400aB.C.前后）。江淮走廊范围内极少发现龙山文化晚期的遗址，文化和社会衰落的现象一直延续到二里头文化早期。
二、江淮走廊西部的史前聚落变迁
江淮走廊西部是黄鳝嘴文化、薛家岗文化和张四墩文化的核心分布区，新石器时代聚落主要沿几条重要的水系分布，自西南向东北依次为华阳河水系、皖河水系和大沙河水系，聚落发展相当稳定。这些水系均源自大别山区，经历丘陵岗地后进入长江沿线的低洼地带，这一地貌特征延续至鄂东地区。河流中上游的河谷地带和下游的冲积平原内均有遗址分布，其中皖河流域的考古工作开展最为充分。
皖河流经相当长，上游与中下游的地貌景观有很大不同。皖河上游山间谷地众多，遍布支流。现花亭湖库区地势低洼，是众多支流交汇的区域，发育了开阔的河谷平原，太湖县文管所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在此发现了相当密集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皖河中下游为丘陵圩畈区，河流曲折，河流泛滥改道频繁，区域内新石器时代聚落相当密集。下游分为数条汊流入江，由于地势低洼又积潴有许多湖泊，与长江交汇处也分布有大量新石器时代遗址。花亭湖库区薛家岗文化至张四墩文化聚落数量由10处增至19处。其中薛家岗文化晚期呈现了跳跃式发展，不仅遗址数量增长明显，而且还发现了一批高规格玉石器遗存。皖河中游薛家岗、天宁寨、百林山和黄龙等遗址都经过发掘或试掘。黄鳝嘴文化遗存仅在薛家岗和天宁寨下层发现过，薛家岗文化时期聚落增至9处，除少数几个包含早期遗存外，大多数聚落为薛家岗文化晚期，张四墩文化时期聚落数量至少应与薛家岗文化时期相当。薛家岗墓地150座墓葬中有134座墓葬可供分期。其中早期墓葬10座，中期26座，晚期98座（早段50座，晚段48座），各期经历了将近200年的时间跨度，所以薛家岗文化各期人口数量呈递增的态势，而在薛家岗文化晚期随葬玉石器的墓葬数量大大增加，墓葬中出土的穿孔石钺、彩绘石钺和多孔石刀基本上没有使用痕迹，扁薄的石器大量出现，并无明显的实用功能，反映了这一社会的富足程度。
大沙河流域经过系统的全覆盖式考古调查，比传统调查方式多发现1/3处遗址，较准确地反映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聚落发展状况。黄鳝嘴文化遗址极少，仅发现有枫树墩和孙家城两处，遗址面积仅1万多平方米，都位于河流南岸的岗地边缘地带。薛家岗文化时期区域聚落增加至5处，分布较为分散。至张四墩文化时期，聚落猛增至12处，沿人形河和育儿河一线展开。聚落数量剧增的同时，遗址面积并没有明显增加，绝大多数遗址仅有数千平方米，城河遗址属于其中面积较大者，也仅1万余平方米。然而，孙家城遗址规模的扩大发端于薛家岗文化晚期，至张四墩文化时期，营建了面积达25万平方米的城垣。
江淮走廊西部黄鳝嘴文化时期聚落分布相当分散，条件适宜的地理单元内可以看到该时期的聚落均依托岗地分布，面积不大。薛家岗文化早期延续了这一聚落分布形态，只是数量和规模上略有增加，聚落规模一般在数万平方米。张四墩文化时期区域聚落形态有发生了明显的变革，聚落间的异化程度加剧，大型聚落还出现了类似城垣的结构。以皖河下游的安庆张四墩遗址为例，聚落由三面断断续续的土埂环绕而成，北部可能被石塘河冲刷殆尽。大沙河中游的孙家城遗址规模达到25万平方米，晚期也修筑了城垣。其他聚落面积较小，多为数千平方米的小型聚落，一些聚落脱离岗地，出现在圩畈区的河流二级阶地上。聚落数量也呈剧增态势，薛家岗文化晚期聚落的增加应是区域内人口的自然增长，而张四墩文化时期聚落激增伴随着北部大汶口文化因素的介入，很可能反映了外来人群的迁入。黄梅塞墩墓地自黄鳝嘴文化延续至薛家岗文化最晚期，陆墩墓地可延续至张四墩文化早期，但随葬品仍延续了薛家岗文化传统。大部分薛家岗文化墓地都废弃于张四墩文化时期，目前尚未发现张四墩文化集中埋葬的墓地，其丧葬观念可能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我们推断江淮走廊西部张四墩文化时期社会的重组建立在当地人群与外来人群融合的基础上。
三、江淮走廊东部的史前聚落变迁
江淮走廊东部以巢湖流域为核心，巢湖所在的巢湖盆地形成很早，进入全新世以后古巢湖在海平面上升的背景下由于泄水不畅才积水成湖，到全新世中期，湖域面积达到最大。全新世晚期气候干冷，湖域面积减小，至两汉时期几近消亡，呈现全新世之前流水盆地的景观。东汉以后，因为人工水利（古濡须水上修筑的东兴堤）的原因，巢湖又恢复了原来的水面。巢湖沿岸新石器遗址众多，杭埠河中游和裕溪河中游的区域系统调查获得的材料最为全面。
（一） 巢湖西部史前聚落变迁
杭埠河是巢湖水系最大的入水河流，位于巢湖西南，中游地区经过系统考古调查。遗址多选择于天然岗地的前缘或河流二、三级阶地上，面向平原开阔地带。尚未发现早于3,500aB.C.的遗址，最早的聚落相当于薛家岗文化时期。杨家岗头、锣咣和黑虎城三处薛家岗文化遗址年代较晚，相当于薛家岗文化晚期。进入大汶口文化晚至龙山早期阶段，遗址数量剧增至18处，聚落规模呈现明显的分化。杨家岗头遗址面积22万㎡，远大于其他遗址，位于长条形岗地的北部边缘，向东北沿坡呈六级阶梯直抵秦家桥河南岸，阶梯间高差约1～1.5米，遗址东缘有西北—东南向的土垣，临河处中断，长约150米，宽5～8米，现存高度约1米。南部边缘土垣呈东西向，紧邻河流，形成断崖，断续分为三段，原与东面土垣相连。锣咣遗址与杨家岗头仅隔一条沟渠，西南距蟠龙城遗址约500米，两处遗址的面积均在6～7万平方米，蟠龙城周缘也有类似土埂环绕的结构。杭埠河南岸曹家河流域的杨家老庄遗址面积达5万平方米，同一流域距离1公里左右的两处遗址不足5千平方米。南港河流域的亚夫城遗址达6万平方米。其他区域的遗址规模多在2万平方米以下，大部分只有数千平方米。
巢湖西部时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见于派河流域的肥西古埂，以及南淝河流域肥东药刘和岗赵，其时代相当于北阴阳营文化早期（或侯家寨二期），聚落发展延续至薛家岗文化晚期，该地域聚落发展的重要变革发生于古埂上层（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阶段，聚落规模增长，分层化趋势明显。
（二） 巢湖东部史前聚落变迁
巢湖东部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以裕溪河中游的凌家滩最为著名。2008年以来，考古工作的重心从玉器转向聚落，已经获得了一系列重要收获。凌家滩遗址开展过详细的考古勘探，周边地区进行了区域系统考古调查，聚落发展状况已比较清晰。凌家滩是裕溪河流域的中心性聚落，距今5500～5300年间，凌家滩聚落骤然兴起，凌家滩聚落总面积达140万平方米，核心区面积约60万平方米。主要生活区面积近50万平方米，最密集处有约10万平方米，在山岗两侧的平地靠近河边呈长条形分布，内壕沟将其环绕并起到保护作用。生活区与祭坛墓葬区被内壕沟隔离但有一个缺口可通。在内壕沟西、北方向500米以外还有一条可能未完工或停建的外壕沟。
裕溪河古称濡须水，上承巢湖水系来水，现今河道自巢湖闸向东南，沿途左岸纳清溪河、林头河等支流，经钓鱼台、东关后分为两支。北支为老裕溪河，即汉六朝文献中记载的“濡须水”，南支是宋代以后形成的入江河道。区域调查的材料尚未经系统整理，调查者进行了初步分析。裕溪河中游地区在北阴阳营-凌家滩文化时期聚落密度相当大，围绕凌家滩所在的太湖山南麓集中分布了20处遗址，大多数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下，而凌家滩遗址周边，裕溪河北岸集中有6处同时期遗址。凌家滩是在社会发展基础上产生的中心聚落，凌家滩兴盛之后，整个区域进入了衰落阶段，少见距今5000年前后的聚落，直至距今4500年左右，才再次发展起来，但此时的聚落数量大大减少，并且缺乏大型的中心性聚落。
江淮走廊东部聚落演进存在明显差异，薛家岗文化发展到达巢湖西部，聚落数量较少，进入大汶口文化晚期之后，巢湖西部聚落数量剧增，聚落规模也出现出现了层级划分。杭埠河中游聚落规模可以划分为三个等级，规模最大的杨家岗头遗址还可能存在城垣结构。巢湖东部凌家滩文化阶段聚落发展空前兴盛，形成了以凌家滩环壕聚落为中心的两级聚落群。凌家滩文化衰落之后，该区域的文化面貌和聚落发展状况还不清晰，但可以看到有良渚文化的影响，良渚文化的玉器见于肥东刘岗和定远山根许等遗址，肥西古埂也发现有良渚文化晚期的T字形鼎足和侧面刻划的三角形鼎足，但其文化面貌却与良渚文化相距甚远。至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肥西大城墩二期与古埂上层文化面貌相近，北方大汶口文化的影响相当显著，聚落发展有所恢复，这与宁镇地区的情况大略相同。有学者指出，这和大汶口文化人口的南迁有关，大汶口文化最晚期，大汶口文化移民很可能已经进入了宁镇地区，这样就迫使长江下游长江以北的良渚文化人口和族群向环太湖地区退缩，造成环太湖地区人口和族群的增多，这使得环太湖地区社会关系更趋于紧张，造成了社会分化和社会冲突的进一步加剧。这背后很可能还有环境、经济、文化和历史原因都发生过重要作用。
四、总结
本文对于江淮走廊新石器时代晚期聚落变迁的比较研究主要基于系统考古调查的资料。总体来看，公元前4000～2800年江淮走廊文化与社会发展稳步增长，形成了鲜明的自身特色。公元前2800年之后，北方大汶口文化强势介入，江淮走廊东西部聚落与社会发展差异明显。江淮走廊西部地区聚落发展虽然在薛家岗文化时期达到了相当高度，但是进入张四墩文化时期后，聚落规模和分层现象更加明显。与之伴随发生的是，高超的玉石器传统和集中埋葬的风俗都不复存在。江淮走廊东部地区聚落和文化发展存在明显差异，巢湖东部凌家滩文化兴起和衰落都相当迅速，这可能与区域地缘位置密切相关，公元前3300～2800年，文化和聚落发展都经历了一个相对空白时期，区域内聚落和社会的重组没有巢湖西部那么明显。江淮走廊有其地貌景观上的共同特征，但是因为地缘位置的不同，新石器时代晚期社会发展受到外界，尤其是北方文化强烈影响。江淮走廊由西向东，聚落发展的连续性逐渐减弱，尤其是巢湖东部呈现某种断裂式发展。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历史过程，这是本地史前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历史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