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 年 || 张道辉

作者:张道辉

对于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说,童年也许意味着苦难更多些,因为当时正逢国家三年自然灾害,物质匮乏,缺衣少食,其实少不更事,童年的快乐依然历历在目。

我的祖籍是连云港灌南县,以前属淮阴市管辖,出生在一个鸡鸣四县的小地方叫百禄镇,周围毗邻涟水、滨海、响水三县。关于百禄镇地名由来是这样的,涟水石湖镇境内过去都是盐碱地,盛产小盐,南北各有一条大沟,南面叫南卤沟,北面叫北卤沟,后南卤沟雅化为南禄沟,这就是原涟水南禄乡的由来;北卤沟雅化为北禄沟,这就是灌南北禄乡的由来,文化大革命时期简化地名为北六,现又更迭为百禄,由此在地名上实现了由下里巴人到阳春白雪的华丽转身。

这个“禄”字的意思是指福气、福运,作动词是给予俸禄的意思。古代汉语中福禄寿是中国民间信仰的三位神仙,象征幸福、吉利、长寿,“百禄”这个名字自然是万分吉祥如意的。看到这个“禄”字,想到过去农村人家盖房子,这是一件大事,上中间最高的那根大梁叫上梁,是最隆重的时刻,那根大梁必定最粗最直的,其他的不叫梁,只能叫桁条。所以一事当前有依靠当主心骨的人叫挑大梁,该是由此而来。这一天必定是事先请风水先生算好的黄道吉日,这是有讲究的,亲戚朋友都要来随礼道贺。那根大梁两端扎上显眼的红布条,还要贴上“福禄祷禧财”五个大大的红纸黑字,这五个大字必定是庄上最有名望会写字的人的毛笔书法。在那根大梁快要就位的时候,锣鼓家伙吹打起来,鞭炮轰响起来,房梁上有人从笆斗里洒下粽子、米糕、寿桃、糖果,左邻右舍一大庄上的人早早就守在下面,无数只手在下面招摇着,震耳欲聋的呐喊声鼓噪着,不亚于今天的追星场面,引得黑压压的一片人哄抢,大多是老人、妇女、孩童,有时候故意洒开来,左边洒一把,右边洒一把,远处洒一把,近处洒一把,下面抢的人就像波浪一样,拥过来,拥过去,非常热闹喜庆。上梁时的那块红布条在大梁就位后就抽下来了,而“福禄祷禧财”那五个大字就一直贴在头顶的大梁上,自古以来,这五个字是老百姓心中最美好的愿望。

小时候听母亲说,我出生时,家里非常困顿,我生下来第三天她不得不下地找胡萝卜吃,所以我小时候也是面黄肌瘦。上学的时候就在村里头小学上的,由于适学儿童少,采取复式教学,就是一二年级在一个教室里上课,老师先教授一年级课程,布置作业,再教二年级课程。学校都是土墙草房,门窗破败,窗户也没有玻璃,都是用报纸糊的。课桌是两块长约七八米、宽约40厘米、厚约5厘米的木板搭在两头的土垛子上,这两块木板是整块的木板材,杂木的,很硬,上面坑坑洼洼,刻痕累累,饱经沧桑,边缘被岁月磨得油光滑亮的,有的学生上课无聊就用小刀子在木板上刻自己的名字,竟然隐约看到父亲的名讳,可知这两块木板是颇有来历的。艰苦的环境和条件并没有影响我们读书的热情,朗朗整齐的读书声在旷阔的乡村原野传得很远很远,勃发和洋溢着少年成长的力量。

由于家里经济条件困难,没有收入来源,全家的零用钱只能依靠“鸡屁股银行”(老母鸡下蛋卖换钱),那时候的鸡蛋也就七八钱一个,鸡又不能养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尾巴”。有一天我一个人在家煮稖头面稀饭,想偷嘴煮一个鸡蛋吃,也许是“做贼心虚”,也许是老母鸡营养不良,鸡蛋壳太薄太脆,洗鸡蛋时没注意手一捏把鸡蛋捏碎了,当时又害怕又懊恼。新学期开学时两块钱的学费交不起,上学前倚在门框上淌眼泪。父亲看似冷若冰霜的脸色,其实内心一定翻滚着难以言说的凄苦。因为交不了学费,老师就不发给新书,只好与邻座的同学合书用,常常到了学期快结束了,才会凑齐学费。但这丝毫不影响我的学习,在读书上我是有些天分的,小时候读书家长从不过问,“望天收”、“放散鸭子”。一大早起来饿着肚子随大人去地里挑野菜喂猪,吃过早饭后才去上学。下午放学后去地里割牛草,缴到生产队里记工分,晚饭后在煤油灯下读书背书。老师总是任命我做班长,抱本子发本子(放学前把同学做好的作业本收齐送给老师,上课前把老师批改完的作业本发还给同学),领读课文,带路队,还有就是脖子上挂着教室的钥匙,每天要早早去开门,下午放学要锁门。上课时老师会提问复习前一天的课文,有的人总是背得结结巴巴的,很狼狈,当然免不了老师的训斥,甚至罚站。还会提同学上黑板默写字词,写好的人就可以回座位,写不出的人只好冷落在黑板前,等待老师的发落,我们叫挂黑板。无论背书还是默字,于我来说都不是事,老师都是在别人都背不出、写不出的时候让我站起来,而我总是不负老师所望。有一次,在我顺畅地在黑板上默写字词后,老师非常激动地、非常潇洒地、非常快速地、动作很夸张地用粉笔写下大大的“100”,整整占用了半幅黑板,写完后老师就静默在讲台上,威严地面对同学不吱声,蹙着眉头,喘着粗气。同学都看呆了,老师好半天憋一句话:“奖励他一根油条,两个大鸡蛋!”然后老师自己先笑起来了,然后同学们“哄”地一下开怀大笑,笑得前仰后合,乱七八糟。可以说是当时那个乡村小学里妥妥的学霸,是“别人家的孩子”。

星期四下午是写作文的日子。要带毛笔,拎墨水瓶。对很多同学来说,都怕写作文,太煎熬了。折腾一个下午,搞得手上甚至脸上都是墨汁。先打草稿,然后用毛笔腾写在作文簿上。老师也用红毛笔批阅,除了在正文批注错别字或丢漏字、不通顺的语句,右上方会打上分数,文后会有几句点评,或鼓励或期望,有同学的作文被老师用红毛笔圈圈改改成了大花脸,而我的作文常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在课堂上诵读。大概四五年级时,有一天下午写作文,作文题是关于春天的。同学们都在苦思冥想,课堂上鸦雀无声。有一个男同学可能灵光乍现,自认为觅得一个好句子,并轻声吟诵出声:“一排柳树气昂昂!”他非常得意地、摇头晃脑地反复吟诵。讲台上的老师听到了,“某某同学,你站起来!”同学麻利地站了起来,等着老师表扬他。老师不紧不慢地说:“请问你,柳树气从何来呀?”就像一记闷棍击得他一下子懵了,涨红了脸,一句话也说不出。同学们哄堂大笑。下课了,调皮的同学们就会重他(重复,有调侃的意思),一个同学说:“一排柳树气昂昂!”另一个同学会接着说:“气从何来呀?”

有调皮的同学喜欢拉郎配,把学习好的男女同学编为“两口子”,当玩话起哄。我就不幸中招了,与一个学习也不错的女同学编在一起,其实就是八九岁的孩子,懵懵懂懂的,晓得什么呀,可是却在我的心里起了别扭,为了避嫌,再也不敢与她讲话,也不敢与她接触。但是,却总是希望看见她,印象中同学四五年,就没怎么与她讲话。得益于现代通讯的发达,50年后的今天,小时候的同学拉了一个群,再次见到小学同学时的那个她,在双方的眼里两鬂染霜,气定神闲,都活成了老头老太,哑然一笑,完全释怀。

那时候小学是五年制,就学语文和算术两门课。小学毕业去公社考初中,正好我坐在靠窗户的位置,那天考语文,我提前半小时就考好了,坐着等交卷。校长带一帮人巡考,隔着窗户看我不慌不忙的,很疑惑,问我怎么不做卷子了?我说做好了。校长当时就很惊讶,口中啧啧有声,这孩子不简单,考语文能提前半小时交卷,将来一定会有出息。

到现在我还是觉得童年的快乐远远多于苦难。小时候庄头有一个大水塘,那是我们快乐的天堂,夏天在里面玩水,冬天在里面滑冰。后来七十年代农村旱改水(这是一场不了起的种田革命,通过引流灌溉,大片的盐碱地翻灌成水田,从此稻麦两季,一年两熟,种上了水稻,有了米吃,老百姓彻底告别了饥荒),我和小伙伴们就在灌溉渠里玩水,尤其是在酷热难耐的时候,大人照例是要午休的,而我们就乘机溜出来在灌溉渠里玩个够。农村里有几个孩子尤其是男孩子不会水呀!无非是“打嘭嘭”、“狗刨式”,最刺激的是钻水泥筒,就是灌溉渠的桥下面埋有几节过水的水泥筒,也就头十米宽,口径不过七八十公分粗,我们鼻子一捏一口气憋住,从水泥筒上游钻进去,从水泥筒下游钻出来,玩的就是刺激心跳。现在想想其实非常危险,万一中间卡在哪儿小命就不保了,那时候农村里夏天经常会发生孩子溺亡的事故。家里大人起床了,问哪去了,回答说没哪去呀;是不是玩水了,回答说没玩水呀!大人就会掐一下我们的肩膀头,一下就会掐出白印子来,这就是铁打的罪证。一巴掌搧下来,免不了皮肉之苦,边哭边跑,撒开腿跑得跟兔子似的。

冬天没有玩的就玩冰。记得小时候比现在冷多了,冰天雪地,又没有暖和的衣服穿,谁不是一套棉袄棉裤穿一个冬天不下身。裤裆的前襟被磨得又硬又亮,像旧时剃头匠的钝刀布。穿衣服是老大穿旧了老二穿,老二穿破了,缝缝补补老三穿,各家少则三四个多则五六个甚至七八个孩子。许多孩子手冻肿得像小馒头似的,最后皲裂一道道口子。有的孩子耳朵被冻得化脓淌水。有的孩子嘴唇上整天挂着清水鼻涕,甚至变成带颜色的凝固体,我们就叫他鼻涕虫。男孩子开裆裤一直穿到五六岁,屁股蹶起来,“一家人”铃铃铛铛的全挂在外面,也不觉得冷。据科学卫生道理,这些铃铃铛铛的就该冷些冻些才健康。现在的孩子条件太好,左一层右一层包裹得严严实实,其实过犹不及,反受其害。河里的冰冻得有一拃厚,我们就用铁锹铲下一大块,一个人坐在冰上,另一个人一脚蹬出去,能滑多远的,乐此不疲地玩上大半天。

印象最深刻的是冬天拾粪。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那时候没有化肥,全用有机肥,就是动物粪便,包括人粪。拾了粪缴到生产队,按重量记工分。最高兴是能碰到牛粪,因为量大,一摊牛粪一大堆,直径大概有四五十公分的粪礅子。小伙伴们蜂拥而上,你抢我夺,几粪勺就扒拉完了。牛粪风干了,是非常好的燃料,因为牛吃草,风干了就成草渣子成块状,基本上没有什么异味了。过去农村里没有什么文化生活,很多人吃过晚饭无聊,就会聚到生产队养牛的队房里侃大山,为了省柴火,就用风干的牛粪烤火。在冰天雪地的荒郊野外,背着粪篓,夹着粪勺,双手抄在袖笼里,戴着“狗头帽”(头脖全部裹起来,只露眼睛在外面的一种土制棉帽子),一个人踽踽拙行。前几年有一次初中同学聚会,一个女同学很有心,她说小时候常常看你上学时,两个肩膀头上有背草篓压的深深的印子。日月逝矣,少年的苦难早已随风而去,她的话还是戳到我内心最柔软的地方,立刻让我湿了眼框。

后来十年寒窗,经过严苛的高考,杀出一条血路(当年农村中学高考录取率是百分之一左右),终于鲤鱼跃了龙门,离开了生我养我的那片贫瘠的黄土地,算是活成了老辈们所谓有出息的人。这么多年来,在城市钢筋水泥混凝土的丛林中浮沉,直到快要触及职业生涯的“天花板”。可是,我的心永远牵挂着故土,有一根血脉连着我的生命,因为那片土地下埋着我的父母和我的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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